| 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岁，是一个在东北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次赶马车去公社拉救济粮，在粮管所看到装订着《参考消息》的报夹，便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参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载“海外消息”的报纸，虽然只是为了利用外国人的嘴，终究和“两报一刊”的陈词滥调不全一样。其中有一篇外国记者采访达赖的报道，我忘记了具体内容，但一直让我记住一个形象——年轻瘦削的达赖在流亡地孤独地隐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来访者激动地谴责中国。那是我第一次对达赖喇嘛有稍许具体的印象，以往即使听闻过达赖，也只是宣传中黑暗西藏的代名词。之所以我能对那篇报道留下印象，不是因为“西藏问题”之类的大概念，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当我正在看那篇报道时，粮管所管开票的职工过来收走了我手里的报纸，得意地告诫，那是“内部读物”，只有“够级”才允许看。 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会想到，那个腰扎麻绳、手拿鞭子、为不“够级”而羞恼的我，有一天会和《参考消息》里的达赖喇嘛拥抱在一起。 2000年10月，我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各族群人士聚会（大概是为了便于找钱，起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名头——“中国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到会的有汉藏蒙维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汉人，就属藏人代表最多。大陆藏人一个没有，来的都是流亡藏人。达赖喇嘛亲自给会议写了贺信。达兰萨拉也派出了以西藏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还有流亡政府在美国的部分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个藏人。从阵势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个会议相当重视。不过他们肯定不会指望从这种民间会议上获得什么具体的政治结果，目的应该只是了解情况，摸索从民间打开局面的途径。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动表现最好的是藏人，理性、节制、认真、礼貌，在所有与会代表中显得非常突出。这无疑与他们是政府代表团有关。他们的言谈严格遵照达赖喇嘛在各种场合表达过的精神和原则，从不逾越一分，开会时安静地坐在一起，开party时则会自觉地分散到人群中，温和但是明确地宣传他们的观点。观察他们，常使我暗中赞叹。 藏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过去在印度当过记者，现在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那本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民间组织，因此我始终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为美国的民间组织工作的同时，对流亡西藏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学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学问的藏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来参加会议是出于个人兴趣。ZX的汉语发音相当标准，我开始把她当成很会说汉语的人，结果多说几句就露馅了，才知道她学汉语没有多久，不过由此看得出她学习语言的能力。大陆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到波士顿访问时，她就是用刚学不久的汉语和他交流，因为扎西达娃不会说藏语。这种奇特现象——藏人学者和作家只能用占领者的语言谈话，也是让她在学术之外对西藏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我刚到会的时候，会议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藏人代表中有人打听我是否会来，有没有到。开会第一天，BQ在休息时来找我。我的英语很糟，无法和他多谈。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和文章，因此有兴趣和我接触。后来我知道我写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已经被自由亚洲电台译成藏语连续广播。我在国内杂志发表的文章——《西藏：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软肋》，也被译成藏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藏人都看过。 开会那几天我经常和藏人在一起。他们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从来没有回过西藏，但是他们彼此说藏话，看的是藏文，胸前腕上戴着藏族宗教物品，汽车音响放的是藏族音乐。对比他们，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图的侄子，七八岁离开中国，现在既不认识汉文，汉话也越剩越少，并且完全不再想当中国人，就不能不感慨西藏文化在海外的传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实现到如此程度。即使西藏问题的政治解决至今不见踪影，西藏文化在境外的这种完整的保留已经足以成为骄人成就。眼见的这些使我对达赖喇嘛的佩服不断增加。 一天BQ向我提出一个邀请，希望我能去一趟华盛顿，与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LD先生见个面。BQ说如果不是LD先生实在太忙，他会来波士顿见我，但是他马上要出国访问，只有麻烦我跑一趟，全部费用由他们出。 对新鲜事我不会不答应。BQ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藏汉语翻译将在华盛顿接待我。正巧，那翻译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国一家大媒体的藏语编辑。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和他交谈，感觉就像和汉人在说话。他将在周末到波士顿看ZX，周一和我一块飞华盛顿。他建议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钱（可以看出流亡西藏经常要考虑节约的问题）；二是他和我见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华盛顿中心，离众多博物馆特别近。 WA四十出头，在拉萨长大，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据说当年可以用汉语写小说，可想他的汉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后期到印度，便决心留在海外，为达赖喇嘛做事。当时达赖喇嘛鼓励他到美国读书，至今已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刚加入美国籍，不过仍然参与流亡西藏的工作。由于他平日工作离不开和政治术语打交道，又能准确把握中国方面的情况和思维方法，因此像他这样水平的藏汉语翻译（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在流亡藏人中屈指可数。 华盛顿的秋天布满五颜六色的树叶。WA开车带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区的一栋小楼，据说不少流亡藏人都住在附近。虽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里像所有藏人的住房一样，佛像、经幡、唐卡、酥油灯和经书一样不少。LD五十多岁，原来是康区新龙县的一个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经做过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现在常住美国，除了担任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还专门负责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是流亡藏人在美国的最重要人物。 BQ原来跟我说见面只是随意聊，不过可想而知他们主要是想听我讲。一道茶喝完，寒暄结束，LD便表示想听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 我对他谈的主要内容是，流亡西藏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社会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关活动、获取西方国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西方公众对流亡西藏几乎是一面倒的态度，西方各国政府尽管表面不能公开表示支持流亡西藏，也往往是说归说，做归做，实际上都暗自同情流亡西藏。然而，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国际社会施加再多的压力，也不能直接解决西藏问题，其意义只在于期待能够作用于中国，促使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和让步，才可以变成对西藏问题的具体解决。因此，衡量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标准不应该在于对国际社会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于对中国取得了多少进展。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流亡西藏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到明显作用，有时还会有反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因为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就使她感觉难以承受。“六.四”后那么多国家的制裁，也没能把她怎么样。相反，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哪个国家都舍不得放弃。面对可能影响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产品出口和劳动力就业等实际利益，各国会不会出于对西藏的道义支持宁愿与中国政府闹翻呢？无疑难以指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 当然，我并非说对不成功的责任在流亡西藏，中国政府不开放接触之门是主要问题。不能接触，流亡西藏就无从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说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国际压力，北京更不会认为有变化的需要。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所谓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单一的，不能认为只是和中南海里的决策者进行沟通，影响和说服他们。那固然也重要，但不应该寄予太多希望，因为让中南海发生变化并不容易，多年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需要把眼界扩展开，看到所谓中国不仅仅只有中南海那几个人。中国有十三亿人，有不同社会阶层和众多的社会群体，不应该把他们简单地、笼统地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事实上，中国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很多问题上民众都与当权者对立，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大多数汉人都没有异议地接受当局宣传，和政府站在一边。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集团分化开。如果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的控诉，从民族角度表达藏人痛苦，并且要求西方社会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干预等，虽然有助于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同时也起到了促使汉人在西藏问题上与政府结为一体的作用。 即使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是要通过中国政府，也不能只把眼光盯住当前的政府，因为政府是变的，会有更迭，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政府。考虑到那样的前景，就不应只是对当前的掌权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对象扩大到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因为未来中国无论怎么变化，政权发生怎样更迭，掌握政权的人都将出自精英阶层——除了正在当权的人，也包括潜在的可能当权者。尤其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之后（迟早），那时的当权者会在很多事情上采取新做法，进行新选择。而他们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今天所受的影响。如果他们在西藏问题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西藏问题到那时仍将无法解决。哪怕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已经民主化，新的执政者对西藏照样可以采取专制态度，就像俄罗斯对车臣、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一样。 对精英阶层做工作，不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人。未来的中国政府会由什么人组成，无法用押宝方式决定。精英是个庞杂群体，既有共产党体制内的人，也有反体制的异议人士，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有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做工作，取决于中庸之道的艺术，需要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较量或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超脱出来，放弃情绪化的谴责和仅仅对一己主张的坚持，以理解和宽容态度主动寻找实现多赢的途径。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只要求藏人如此，却不同样要求汉人。我承认藏人作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汉人率先从藏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是愿意按照这种原则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流亡藏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可以通过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识与统一行动。目前汉人的政府是西藏问题的制造者，肯定不会主动推动汉人去理解藏人，因此才有把汉人与其政权分化开的必要性。而只要是把汉人与政权分化开，流亡西藏面对的就不是有组织的汉人，而是千千万万分散的汉人。对那种分散的、并在西藏问题上长期受误导的汉人，要求他们自觉地率先忏悔汉民族所为、主动地理解藏人是不现实的。反之，如果有组织的藏人能够率先变化，主动理解汉人心态，采取相应方式影响他们，由此换得汉人对西藏问题的正视和理解，才会有更大的可能。 那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LD听得很认真，虽然话不多，但让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个善于倾听并善于对批评进行鼓励的人。过两天他要去东欧，陪同达赖喇嘛在那边访问，他说那时要把我的话转述给达赖喇嘛，同时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给他们一些意见，尤其就我谈的几个方面，对以后能够具体做些什么提点建议。 中午LD请我在他家附近一个泰国餐馆吃饭，席间透露达赖喇嘛不久前给北京当局一封信，希望开展对话，目前他们正在等待北京的反应。为了创造好一些的气氛，避免给北京刺激，原来安排好的达赖喇嘛第二次台湾之旅也决定暂时搁置。他问我对前景有何估计，对此我不表乐观，不能说绝对不会有进展，但那除非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寄托期望的。我说，目前不是北京想不想拿出新东西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新东西可以往外拿。强硬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已经做到极致；温和的一套，也不可能再超过胡耀邦1980年在西藏推行的“六条”。二者都没有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且都给北京政权造成了一堆新问题。北京对西藏问题已经找不到新思路，因此对它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西藏在它手里，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它所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指望它会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呢？对话不是见面谈谈那么简单的事，首先需要知道对话以后怎么办，以及能够怎么办。没有新的思路，单纯为对话而对话反而可能使北京陷入被动。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历史上西藏也曾对力图与其对话的英国采取不理睬对策。英国人那时甚至要专门派人向西藏的边境官员朗诵致西藏政府的信，以期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拉萨复述，因为拉萨拒不接受来自英国的任何信件。此刻感受LD透露出的与北京对话的渴望，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变化。今天的流亡西藏彻底开放了自己，却似轮回报应一般遭遇到死不对话的对手。然而和当年不同的是，对于西藏的不对话，大英帝国最终可以派遣“武装使团”一路打到拉萨，逼迫西藏与其对话。但今天的流亡西藏面对强大的中国，只能苦于无计可施的百般无奈。 那次见面之后，LD去了东欧。正好接近美国总统选举，我去美国其他地方旅行观看竞选情况。大选日之前，我回到华盛顿等看最后投票。那时LD也从东欧回来了，我们约在市中心一个饭馆见了第二面。LD告诉我他已经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我上次和他的谈话，达赖喇嘛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就是这一次见面，LD问我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与达赖喇嘛见面，亲自谈一谈。他说达赖喇嘛非常需要知道汉人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以及从汉人整体的角度对西藏问题到底如何认识。 同时，LD向我表示，达赖喇嘛提出西藏不搞独立、留在中国、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决非是一种口头宣传，而是非常诚恳和认真的。他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中间道路，实际上还是要搞独立的话，我们就不会和你打交道。因为对西藏独立的事业而言，你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是中共的统战部，他们做的事情才真正对西藏独立有利。”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说统战部的所作所为总是刺激藏人的不满情绪，客观上也就起到了把西藏从中国越推越远的效果；而我做的事是竭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把两个民族往一块拉，当然对真正搞独立的想法就是不利的。 我回答LD，能够见达赖喇嘛是我的荣幸，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愿意。对解决西藏问题，我一直认为达赖喇嘛是关键因素，能当面跟他谈我的想法，说不定会对他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考有所帮助。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个人的好奇，以及就研究西藏问题而言，能够亲见达赖喇嘛都是难得的机会。 谈到具体安排，LD最初想法是安排我去印度。后来改成了去东南亚，利用达赖喇嘛在东南亚访问的时间见面。过了几个月，又通知我改在美国。达赖喇嘛将在2001年5月访问美国。若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最希望的见面地点是印度，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彼此见面和交谈都可以做到从容与深入。而利用他出国访问的机会见面，只能在他已经排满的日程中插空，将会非常地匆促。后来情况果然是这样。 2001年春天，我收到美国一个援助西藏组织的邀请信，邀请我去美国进行关于西藏问题的研讨。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读罢邀请信，很注意便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没问题”就给了我签证。我猜想也许我是他办的第一个以这种邀请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 到华盛顿后，我还是住在WA家。我们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因为几次都住他家，已经是朋友的感觉。第二天LD到WA家，我们一起吃WA做的饭，那是藏式、西式和汉式风味的混合，很独特。 按照原来的安排，我应该在5月25日到27日这三天中的某一天在洛杉矶和达赖喇嘛见面，具体时间要根据达赖喇嘛的日程安排再定。这次LD告诉我，他把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分成两次，第一次是在华盛顿见，时间不会太长，主要是礼节性的，彼此认识一下，我可以先提一些问题。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因为达赖喇嘛在那时间相对比较宽裕，主要谈话安排在那里，时间可以长一些。而且两人已经见过面，可以算作朋友了，第一次见面提到的问题也有过思考，谈话就会比较充分。 我对LD提了一个问题，与达赖喇嘛的见面和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公开。他回答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忌讳，因为这中间没有什么秘密，但他们不会主动往外说，主要是考虑我的安全，至于我自己怎么做，由我自己决定。我问这话，倒不是出于采访和发表的目的，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等我回到中国，“有关部门”知道我有过这次见面，在审问中如实地回答对我应该是最安全的，反而越是回避躲闪越会显得可疑。LD没有要求我保密，我因此感到轻松。 加上这一次，我和LD只见了三次面，但是我挺佩服这个人，也完全能够理解达赖喇嘛为什么如此倚重他。他头脑清楚，思维缜密，亲和力强。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的成功，他的贡献很大。据说他原来曾经在流亡政府做过首席噶伦，后来放弃官职，专做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他平时常住美国，达赖喇嘛的很多事务，尤其是和美国政府的交往，还有流亡西藏与中国政府的接触等重大问题都要通过他。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访问，他几乎总是要亲自安排和陪同。 与LD见面后，我去纽约、波士顿等地，其间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讲座——谈对“十七条协议”的评价。2001年是北京与拉萨签订“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北京大搞庆祝，而流亡藏人认为那是武力逼迫下的不合法条约。我在讲座上表示，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都是战争的结果。十七条协议是否合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合法协议必须完整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分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自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这种改变并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废止。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十七条协议废止，西藏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无效。这一点是“西藏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矗因此对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西藏重新签订一个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议。而目前，能被绝大多数藏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赖喇嘛，除此无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藏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赖喇嘛是藏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达赖喇嘛也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形成一份由达赖喇嘛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无论是藏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西藏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西藏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健在时签下这样一个协议。一旦拖到达赖喇嘛去世，机会则失不再来，因为除了达赖喇嘛，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藏民族承认西藏归属中国。 会后一位与会的藏族女士对我说，我这番谈话她还能接受，但是以前我在西藏问题上发表的意见，被认为起到了给中共献计献策的效果，帮助中共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另一位哈佛法学院的藏族男士则对我说，他们曾经举办过一个西藏问题研讨会，原定邀请我参加，同时也邀请了中共统战部官员，但是统战部官员表示有我参加他即不参加，所以只有下次才能邀请我。我对自己两头不讨好的位置感到好笑。我回答藏族女士，统战部方面也会认为我是给流亡西藏献计献策呢。不过我不是春秋战国那种“策士”，谁给好处给谁献策，我希望各方都赢也不是无原则的。我所希望做的，归根结底是要避免和化解民族冲突，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幸福。
5月23日，正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再一次来到华盛顿。达赖喇嘛已经在华盛顿，而且就是这一天和布什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会见。
我和达赖喇嘛见面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2001年的5月24日。那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强烈。见面时间安排在上午10点。WA领我乘地铁去达赖喇嘛下榻的 PARK HYATT饭店。因为时间上打出了很多提前量，我们有足够时间先在附近吃早餐。PARK HYATT饭店周围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穿藏装的藏人，其中不少是一家人。在见我之前，达赖喇嘛先接见住在华盛顿的藏人。饭店内外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似乎都与西藏或达赖喇嘛有关系，或是试图有关系。达赖喇嘛在美国人心目中除了是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还算得上是个明星。美国好几个当红影星、歌星都是他的追随者，因此他算得上明星中的明星，自然会有很多追星族。 见达赖喇嘛穿什么衣服是个难题。我从未穿过成套西服，也不会打领带。最后决定穿中式衣服。中式衣服不像穿西服那么麻烦，上正式场合也无问题，因为是民族服装嘛。西服容易被人看出各种毛病，我的中式衣服虽只花了30元钱，别人却说不出什么。可是当我们到了饭店，WA却意识到我的中式服装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格外引人注意——一眼就能被看出是中国人。如果穿西服，再不合体也不会引起注意，无非是个邋遢点的普通亚裔人而已。中式服装在这种场合却比较敏感，因为西藏问题是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来到达赖喇嘛下榻处是怎么回事呢？注意的人肯定都会有这个问号。WA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被摄像或拍照，可能性当然会有。对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不应该没人进行监视，也许他们就在周围吧。不过已经走进饭店，再想这些也没有用，只能不管了。 饭店里面戒备很严。达赖喇嘛的保卫由美国政府提供，从一楼开始就有守卫，还有牵着狼狗的保镖。我们乘电梯上到达赖喇嘛下榻的楼层，先到一个房间等候。一些人在那房间里工作，其中还有人带着孩子，因此气氛不显得紧张。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那里。上次到美国我曾和他谈过话。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1987年到拉萨旅游时正好碰上了拉萨“骚乱”，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结果那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投身国际援助西藏的运动。这个人给我印象很好，单纯善良，理想主义，但是不极端，我们挺谈得来。WA还给我介绍了达赖喇嘛的一个秘书。他原来负责达赖喇嘛安全，刚转做秘书，英俊挺拔，西服革履。 正谈着，突然有人十万火急地进来，示意我们马上过去，催促得十分紧迫。我们赶紧起身相随。达赖喇嘛下榻处是一个封闭区域，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总统套房”吧。门口站着一堆保镖。我们去时大门已经打开，里面也有一堆人，感觉是黑压压一片。在那些人中，一眼就能看见达赖喇嘛。他站在中间，穿着红色袈裟，微微驼着背，全神贯注地向外看——正是他的典型形象。我原以为会进到一个类似客厅那样的地方才会见到他，没想到他会站在门口等我。后来知道，他是刚见完华盛顿的藏人，从他的专用电梯上来。那电梯在总统套房之内，但是靠近大门，离他自己的房间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站在门口等我过去。他的随从催促那么紧就是这个原因——让达赖喇嘛等候已经有些过分，更不能让他等的时间太长。 我对达赖喇嘛双手合什，问候藏语的“扎西德勒”。达赖喇嘛则用汉语对我说“你好”。他的声音爽朗宏亮。我们接着握手，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是双手握在一起。达赖喇嘛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仔细看我说“我知道你啊，你的文章我看过，见到你很高兴”。他用藏语说，WA给我翻译。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往他房间走。那一段路给我的印象深：一条很长的走廊，灯光明亮，两边有很多房间，大概总有十几个门。每个门前都站着一个美国政府派的保镖，个个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短发型，耳朵上有耳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守住每个门口，难道是为了防止里面有刺客冲出？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穿过那条长走廊。一个穿红袈裟的喇嘛，一个穿蓝褂子的中国人，后面是一群人沉默相随，让我感觉有点像电影镜头。达赖喇嘛的手温暖而饱满。 进入达赖喇嘛客厅，我按藏族礼仪献哈达。达赖喇嘛接过哈达放在一边。我们坐下来。达赖喇嘛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他开始笑，没说什么，突然伸手把我拉过去。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以为他要在我耳朵边说点什么话，心里还在猜他要说什么，担心他说藏话我也听不懂埃没想到他是把他的头和我的头相碰在一起，碰了很久，十几秒还是二十几秒。我虽然没有觉得一股热流涌进全身什么的，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加持，尤其是从佛教角度，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除了我和达赖喇嘛，在场的还有WA、LD，以及达赖喇嘛的大秘书。大秘书看上去五十多岁，戴眼镜，个头不高，据说是西藏一家显赫贵族的后代。 达赖喇嘛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西藏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西藏问题，并且关注着西藏问题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对西藏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西藏问题的存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是对西藏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１他解释说看过他的着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１连战的回答则是：“我反共１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西藏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西藏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西藏人民和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西藏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助。 达赖喇嘛很会说话。他每天在各种场合说话，练出来了。他的谈话逻辑清楚，一环扣一环，用词既准确又简单。此前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过，达赖喇嘛以往跟汉人见面，难得有深入交谈。他有时爱回顾历史，说到五十年代西藏怎么回事，如何见毛泽东等，那些汉人的兴趣就集中到那上面，几个问答下来，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结果那样的见面往往是礼仪性质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我的打算是不向他提问题，也不进行采访。限于我能和他交谈的时间，实在问不了多少问题，也采访不出来什么，莫不如尽可能地用来说我想跟他说的话。LD之所以花了那么多力气安排我和他见面，就是希望我能跟他讲一些他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话。 这次见面限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其中用于翻译就需要一半时间，因此在达赖喇嘛讲话之外，我没有几分钟可以说话。我对达赖喇嘛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西藏的领袖。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西藏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西藏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赖喇嘛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对此，达赖喇嘛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现在只谈西藏问题，都被说成是分裂分子，要是再去涉及中国的事情，不知道又该会被扣上什么帽子了。不过玩笑归玩笑，他也不反对这种基本判断——只有在中国问题解决以后，西藏问题才有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那次见面有一个奇怪的插曲，我和达赖喇嘛刚开始谈话，没说几句，房间里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叫起来。外面的保镖跑进来检查，报警器里还听见有人说话，似乎是中心控制室也在检查，忙成一团。达赖喇嘛停止讲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但人们检查不出问题在哪，也没有办法让报警器停止鸣叫。达赖喇嘛只好在警报器叫声中继续谈话。一个保镖不得不用手捂住报警器，让声音小一点。我感觉足有十多分钟，那个错乱的报警器才被制服，安静下来。 预定时间很快就到了。LD和达赖喇嘛的秘书开始频频看表，最终明确告诉我们需要中止。我在告别前送给达赖喇嘛一套记录西藏“文化大革命”场面的照片。那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藏人在文革中拍的。西藏留下的文革遗物非常少，所以这些照片很珍贵。达赖喇嘛兴致勃勃地把每张照片都看了一遍。他认出了其中一些带着高帽、画着花脸挨斗的人，是他过去熟识的贵族。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红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帕廓街游行，画的是“翻身农奴”正在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小丑模样的人，一个是达赖，一个是班禅。达赖喇嘛不时发出笑声，但是在看到一个藏族特征非常明显的女红卫兵正在挥着撅头砸大昭寺金顶的照片时却没做出任何反应。由藏人动手砸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那段历史始终是一个未解的困惑，即使对达赖喇嘛也是一样。 我们刚一离开会客厅，就在走廊里迎面遇到下一拨来见达赖喇嘛的人。那些人扛着各种电视设备。WA告诉我走在前面的是美国最着名的黑人女主持。我们擦肩而过，其间空隙是以秒记的，可见达赖喇嘛日程安排的紧张程度。 LD一块出来，我们在楼下酒吧坐了一会。他不能陪达赖喇嘛去洛杉矶了，因为达赖喇嘛刚刚会见布什总统，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留在华盛顿处理，所以就在这里跟我告别。他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安排我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为此感到欣慰，并希望到洛杉矶之后，我和达赖喇嘛能有更深入的交谈。我对他表示了衷心感谢。 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演讲。那是霍普金斯大学专门培养政治与外交人才的国际研究学院，美国政府不少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毕业。学院有一个悠久传统——每届毕业生在毕业前搞一次投票，选举他们最希望在自己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人物。这届毕业生的投票结果，达赖喇嘛位居第一。学院因此对达赖喇嘛发出邀请。恰好本届毕业典礼与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时间一致，流亡西藏本来就很会做公关，尤其对这种掌握未来美国权力的学校更予重视，达赖喇嘛便如约而至。 我得到两张票，约了一位朋友一块去，顺便给我当翻译。上午刚刚见过那么严密的保卫措施，担心毕业典礼参加的人多，排队做安全检查肯定需用很长时间，于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场，结果却是进出自由。可能因为达赖喇嘛只是毕业典礼邀请的嘉宾，不是他的专场活动，因此也就不好专为他的安全对来宾进行检查了。单从安全角度，只要有这样一场不进行安全检查的活动，上午看到的那种戒备森严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刺客肯定会避开上午那种场合，选择这种既方便又容易逃脱的地方下手。 毕业典礼开始前，先是毕业生入常其中一个毕业生在她的博士帽上用白胶布贴了一个“Free Tibet”，在一片黑方帽中非常显眼。这种情景并不只是在达赖喇嘛出席的场合才会看到。去年我在新英格兰的乡村参加一个当地人的节日，也照样看到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还有几个人专门为流亡西藏筹集捐款。西藏问题在西方社会影响之深，波及之广，是长期呆在中国之内的人难以想象的。 毕业生入场后是贵宾入常达赖喇嘛走在贵宾行列最前面。全场欢呼雷动，大都是对达赖喇嘛。贵宾从中间过道走上主席台。我的位置是靠过道的第四个座，陪我去的朋友在第三个座。达赖喇嘛就在我们旁边停下，亲吻了一个孩子。我那朋友事后特别遗憾地说，如果她是在紧挨过道的座位，就要跟达赖喇嘛说话，而且要把我介绍给达赖喇嘛，告诉他我是一位关心西藏问题的中国作家。我没有对她讲我和达赖喇嘛刚见过面。 在达赖喇嘛之前是校长和其他一些来宾的讲话。其中有一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他是这个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当解释国防部副部长是个管什么的官时，他调侃说如果谁对中国有多少导弹瞄准美国感兴趣，就可以问他。从这种笑谈可以看出，在美国军事部门的思维中，中国已经开始取代垮掉了的苏联。 达赖喇嘛的演讲在最后压轴。他先用藏语讲，有一个藏人在他身边做翻译。不过讲完开头他就不再用翻译，自己讲英语。他说他是可以讲英语的，只是发音不太好，但是能够把意思讲清楚。那么为什么要先讲一段藏话呢，因为有个翻译在旁边嘛，要是他一点藏话不讲，翻译不就失业了吗？他讲话很逗，不时惹得众人大笑。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离开。全场再次欢呼雷动，经久不息，他也频频回头致意。我们对往下继续进行的典礼没有兴趣，也就随之离去。会场外面，达赖喇嘛的车队已经起动，路两边的人向他的车热情招手。一位女记者抢着用手机发稿。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外面，跟我打了个招呼，又匆匆走开。 外面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突然想到地球另一面的北京会怎么看待这一切。昨天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日子，布什总统在这一天和达赖喇嘛见面，并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白宫。北京无疑会认定是蓄意安排，特地利用与“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的重叠表达一种挑衅。上午和达赖喇嘛见面时，他专门告诉我这个时间安排没有特殊意图，完全是巧合。如果日程全部由美国方面安排，我相信他们可能的确不会想到那日子有什么特殊。然而美国人想不到这一点，西藏流亡政府也不会想不到。这种时间重叠对北京一定会构成刺激。最近美国国会刚通过新的西藏政策法案，批准给流亡西藏更多支持。达赖喇嘛这次来美访问，陈水扁正好也同时来美，受到国宾规格接待，跟江泽民、朱＿基访美的接待规格一样，行动也不再像前两次来美时那样受限制，会见了多位国会议员，其他活动也安排了不少。纽约市长朱立安尼无论在江泽民、朱＿基、李鹏哪一个到纽约时都拒不见面，把他们说成专制政权的代表和六四惨案的刽子手，陈水扁到纽约时他却不但要见，还要赠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些无疑都会被中南海认为是布什上台后对中国的蓄意挑衅，并且是一个合谋，藏独、台独等各方反华势力正在美国的操纵下走向同污合流。 我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美国与达赖喇嘛秘密会见，当局对此会怎么看，这使我多少有点担心，如果硬把我这次活动说成是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很容易给我定一个罪名的。 当天晚上和WA、JM，还有一对藏人夫妇在JM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他们都是拉萨人，但都很久没回去了。怀念家乡，却只有听我这个汉人讲一讲拉萨的现状。晚饭后大家分手，我跟JM去他的新房子喝酒聊天。 JM刚买的新房，是那种Town House。他在美国十几年，一直租房住，花掉的租金早超过房子。现在终于买房了，由此也看出他的心态变化。原来始终不买房，是认定自己不会定居美国，迟早会回西藏，现在则开始正视“现实”。聊天的时候，虽然他面带笑容，但总让我感觉心头徘徊着一丝伤感。他没有谈他现在对西藏前途怎么看，但我感觉他内心深处已不像过去那样坚定和自信。倒不是他本人变了，而是十几年过去，理想不但没有接近，反而似乎变得更远，我想如果不是回避的话，每一个献身自由理想的藏人都无法不为之黯然。 当晚我住在JM家，房子还没有添置家具，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床垫放在地毯上。 第二天，5月25日早上，JM上班前先送我去机常我从那里飞洛杉矶。我欲言又止，没有告诉JM此行来美国是见达赖喇嘛。倒不是为了防范什么，JM是个靠得住的人，只是我不知道该把话说到什么深度，那就不如不说了。不过估计他从我的日程安排——达赖喇嘛到哪我也到哪——也猜得出。这一点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国内部门如果分析我的行踪，当然也会看出其中的关系。 WA当天从另一个机场飞，比我晚一个多小时到洛杉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在前一天到达。WA在达赖喇嘛下榻的 Pasadena Hilton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里和他会合。达赖喇嘛这次到洛杉矶的主要目的是给当地华人佛教徒举行一次为时三天的传法。这是他第二次到洛杉矶做这种传法，一方面是为普及佛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亡西藏正在加强对华人的工作。现在无法与大陆汉人接触，他们就对海外华人开展”统战”。 5月26日，达赖喇嘛的传法进入第二天，我和WA去听了上午的传法，讲的是“般若心经”。入场前要经过安全检查，背包不许带，人人走检测门，还有警卫用仪器在身上扫。达赖喇嘛的一队保镖是从华盛顿跟来的，据说为他们和他们的设备花的钱远超过达赖喇嘛一行自己的花费，只不过那花的是美国政府的钱。来听传法的人在我看已经相当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少美国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佛教僧侣，看模样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是WA还是认为组织得不够好，来的人不够多，大概那是和他们以前所见的盛况相比。 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两场讲经之间。安排给我和达赖喇嘛的谈话的时间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充足，事实上比第一次见面多不了多少，因此我需要考虑如何在那样短的时间说出尽可能多的话，同时还得把要表达的内容说明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赖喇嘛盘腿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穿。达赖喇嘛这回是像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场，还有达赖喇嘛的秘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赖喇嘛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赖喇嘛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藏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矗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西藏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赖喇嘛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赖喇嘛还要继续见人。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赖喇嘛盘腿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穿。达赖喇嘛这回是像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场，还有达赖喇嘛的秘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赖喇嘛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赖喇嘛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藏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矗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西藏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赖喇嘛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赖喇嘛还要继续见人。 当天晚上达赖喇嘛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我就像一个追星族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赶场机会。我的确对这个西藏喇嘛感兴趣，希望能在各种场合观察他。 一个当地朋友为我开车和翻译。我们从饭店出门时正好碰上达赖喇嘛出发，安全人员临时禁止其他人出入饭店大门，清出一条通路让他从大堂出门登车。他在为两侧人群祝福时看到了我，彼此一笑，没有说话。 演讲场地是在大学体育馆，每张门票6美元。一个藏人喇嘛在售票处窗前徘徊，嫌门票太贵。我把多的门票送给了那位喇嘛。我有时试图猜一下，达赖喇嘛的类似收入会有多少，又是怎么使用和分配的？以他的明星效应，如果有好的经纪人，财源滚滚应该不成问题。他自己虽然不需要钱，流亡西藏却需要，他若是利用商业手段和明星效应为流亡西藏搞钱，可以理解。但是据说他非常反感把自己的活动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经常做不要钱甚至贴钱的事。信徒奉献给他的供养，往往转手之间又被他送给别人。听说达赖喇嘛去台湾时，要求所有在台湾收到的钱都留在台湾。台湾人的供奉非常丰厚。西藏流亡人士常常眼看大笔已经到手的钱随即被达赖喇嘛送出去，不免暗暗心疼，那些钱可以给流亡西藏做多少事呀！ 体育馆很大，座位坐满了一大半，下面的比赛场地也临时摆了很多排凳子。新闻报道说大概有两万多人来听演讲。演讲开始之前，悬在体育馆上方的大屏幕一直在放一部纪录片，内容是关于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班禅——影片把他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有不少名人在影片中出镜，其中图图主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自由比镇压要便宜”。我对此深为认同，如果中国给西藏高度自治，花的钱会比现在少，效果却会好很多。 达赖喇嘛出场前，观众席上的光线暗下来，演讲台则打满舞台式的强烈灯光，完全是戏剧开演的效果。等到达赖喇嘛出场，全场集体起立鼓掌，他却被头顶灯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不得不用双手搭在额前挡光去看台下并还以致意。他的举止天然，毫无造作。在当今这个把一切都搞成舞台样式的传媒时代，政客在台上只会刻意地表现自己。而他的魅力却恰恰是没有任何刻意（当然也可以说他的刻意最聪明，就是表现不刻意）。台中间一个孤零零的椅子，被舞台效果的灯光照得雪亮。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面对周围的黑暗却知道黑暗中有几万双眼睛盯着自己，都难免手足无措。而他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盘起双腿。观众对他这个动作发出善意笑声。他们在自己的公众人物身上很难看到如此洒脱。我对这动作是熟悉的，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总统套房，还是在洛杉矶讲经会堂的小休息室，他都是这个姿势。他总是赤脚穿拖鞋，大概就是为了方便随时脱鞋打盘腿吧。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的僧侣，最自如的姿势就是盘腿打坐。我想他在那舞台上一打起盘腿，就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达赖喇嘛的演讲用英语。他的翻译坐在旁边，仅仅是在他有不会的单词时给予提醒。体育馆上方的悬挂四个面的大屏幕，向四个方向同步地播放他的特写镜头。他的演讲是关于人生智慧的一些话题，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我感兴趣的是西藏政治问题，但他对西方公众一般不讲政治，多是讲人生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征服西方公众，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形象是智者和宗教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代表。单纯从政治角度获得同情是有限的，这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那么多，诉说民族苦难和为自己民族鼓呼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不能引起西方公众的兴趣？因为需要同情的苦难和需要谴责的不公正实在太多了，都向西方人去说，他们根本听不过来，而且天天让他们为此付出，到一定时候也就疲倦甚至厌烦了。然而达赖喇嘛不同。他令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不是要求他们付出，而是给予他们，是他们的获得，让他们成为受益者。他们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人生方面的指导，哲学思想的提升，以及宗教情怀的满足，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热情地欢迎和爱戴他。 达赖喇嘛是聪明人。他自己不谈西藏问题，并不是西藏问题就被忽略了，而是那些话题自会有人去为他说。就像这次演讲，前面播放的纪录片把西藏问题已经煽情地渲染了一番，接着大学校长在达赖喇嘛演讲前所做的开场白，也是谈西藏政治问题。这已经是通例。但凡达赖喇嘛出现的各种场合，总是先由西方社会的着名人物、议员、明星等做介绍，无一不是大谈西藏问题，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号召西方公众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等。于是当他开始讲话时，就闭口不再提那些。既然已经有人替他讲了，自己何必再讲，让别人讲不是更聪明吗？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埃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尽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如果达赖喇嘛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吗？不过，他虽不是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埃他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告诉我，达赖喇嘛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先生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西藏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西藏独立另一个是达赖喇嘛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藏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赖喇嘛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赖喇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三次见面时间安排在5月27日早上九点。达赖喇嘛每天起床先要念经修法，然后是讨论工作和早餐。在见我之前他先有一个会见，然后跟我谈，再去法会讲法。这次见面地点是在饭店他的房间。我和WA先去BQ的房间等待。BQ的房间和达赖喇嘛的房间在同一层，相隔不远。 等候时，达赖喇嘛让他的藏汉语翻译——一个二十多岁的台湾和尚先过来跟我聊天。不知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和那年轻和尚没有专门话题，东拉西扯了一会。他十来岁时就被送到印度的色拉寺学习藏语和宗教，看上去天真，不谙世事。他主要是为达赖喇嘛做宗教方面翻译。这几天的传法就是他在现场翻译的。我昨天去听法会时，感觉他可以把话译的通顺，却不太能传神。以一个细节对比——法会上的美国听众用耳机听英语同声翻译，但经常是听耳机的人发出笑声，听现场中文翻译的却没人笑。这个翻译太年轻，又出生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反右之类很多事都不知道，因此不容易做好对大陆汉人的翻译。英语翻译就不同。流亡藏人中英语人才多，达赖喇嘛的英语翻译据说极其出色。然而不管感情上是否愿意，西藏人最需要了解和交流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汉人，因此发现和使用好的汉语人才，对流亡西藏而言非常重要。就我的感觉，他们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还不够。 好在给我和达赖喇嘛做翻译的是WA，让我几乎感觉不到语言障碍。很多话不用我说完，他已经按照我要表达的意思进行翻译，有些词汇我自己都把握不准，他却能给我恰当的提示。为了保证我和达赖喇嘛谈话的质量，WA中断自己的工作，横跨美国来当翻译，这一方面看得出重视和认真，另一方面也说明达赖喇嘛身边的确缺乏优秀的汉语人才。 因为这次见达赖喇嘛是额外安排的，不像上两次必须抓紧每秒时间把话说完，无法顾及其他，我就带上一本达赖喇嘛写的书，台湾译本名叫《生活更快乐》。原本只想请达赖喇嘛在书上签一个名，我回去把书送给西藏文革照片摄影者的家人，作为对照片的回赠。但是达赖喇嘛拿着书和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才开始写。不是一个签名，而是是写给我的一段藏文。WA后来给我翻译了那些话，大意是”赠给学者王力雄先生，祈愿你能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索事物的真谛，来为己为人作出广大而有益的贡献”；签名是”释迦比丘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日期是”2001年5月27日”。当然，我不会把书再送人。只是因为担心回国进关时被查出没收，我只能把书留在美国，暂时没有带回。 这次谈话我先从昨晚听达赖喇嘛在加州大学演讲说起，谈到流亡西藏运动在国际上的成功，然后谈到我对他首先是精神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的认识。我说，他作为政治领袖，仅仅是对藏民族而言，而作为精神领袖，却可以不分民族。正如他在西方公众中的影响力主要是作为精神领袖获得的。然而对汉人这方面做的却不成功。同样的话我对LD也说过。多数汉人目前在西藏问题上都和政府观点差不多，基本把达赖当作企图让西藏和中国分离的藏族政治人物，对他的宗教作用和思想精神毫无所知。这当然是与当局的信息封锁和有意扭曲有关，但也与流亡西藏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不够重视针对中国本土和汉人的工作有关。而且在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中，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过多，没有着重区分政权和人民，也没有有意识地在汉地民间扩大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以及在汉人百姓中培育达赖喇嘛作为精神导师的形象。另外还有一对关系该如何调整也值得斟酌——流亡西藏对西方的成功和对中国的不成功，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反比关系，即在西方越成功，在中国汉地就越不成功。因为获得西方民心所使用的那些因素，在汉地往往就成为失去民心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关系究竟怎样定位，应该重新考虑。达赖喇嘛听我发表这些意见时，不断点头。 另外，我说即使在政治范畴，目前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如达赖喇嘛提倡不求独立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仅他一个人这样说不够，因为如果没有详细方案和周密研究，以及操作方面的具体化，就容易流于抽象理念，甚至被认为只是口号。达赖喇嘛无疑不能自己去做具体研究，但其左右目前也少见有人做。 我举例说，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都给予国民有迁居、旅行的自由，实行了高度自治的西藏对中国也是同一个国家，那时西藏境内是否允许汉人自由往来？如果允许，藏人现在抱怨汉人大量涌入对西藏文化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怎么解决？如果不允许，与宪法的矛盾怎样解决？限制的措施又是什么？是用户口限制？还是用发护照、办签证的办法？是不是要在藏区和汉区之间建立边防和关卡？藏区有没有能力担负设立边卡的人力和资金，还是要汉区为之来建立？等等。对这些问题，我曾问过流亡政府的官员，他们没给我明确回答，看得出没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更没有成熟方案。 还有，达赖喇嘛提出将来西藏实行的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我欣赏这种理念。然而具体而言，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制度？仅有理念还不够，需要有具体的设计和细节描述。西藏流亡政府公布过未来西藏的政治制度，但没有未来西藏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主要从经济上区分，如果没有形成具体制度，许多障碍就无法克服。西藏境内目前仍有大批被称为“翻身农奴”的人，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他们一直疑虑高度自治的西藏会不会要他们把土地重新交还给过去的领主？虽然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西藏不会回到旧制度，但是如果一天不明确新制度是什么，“翻身农奴”们就不会停止猜疑和担忧。 还有共产党在西藏留下的遗产，几十年时间产生出的一大批同共产党休戚与共的藏人，如党政官员、国有企事业职工、退休干部等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各个方面、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和现体制密不可分。如果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现体制退出西藏社会，这部分人会发生何种变化？能不能保证生存？怎么处理现体制留下的“国有单位”？能不能消化十多万集中于城市的“干部职工”？如何转化他们？方案是什么？步骤是什么？……这一切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和周密安排，设计出平衡的配套措施。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人们在变革过程当中可以欢欣鼓舞，什么事都好说，问题往往发生在变革实现的第二天。一旦西藏真开始高度自治，所有责任就再无他人承担，全得靠自己。每天面对十分具体的柴米油盐，缺一点都不行，但流亡西藏现在不要说做好这些准备，连细致的思考都不是很多。 我的结论是，要跳出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打“中间道路”旗帜的局面，需要思考和研究相应的方案。北京现在指责“中间道路”是一种欺骗手法，先搞半独立，再作为跳板走向独立。反驳这种指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间道路”具体化，而不是像一些流亡藏人的简单回答——达赖喇嘛做了如此妥协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只有继续争取独立！那正好会被北京用来证明“中间道路”只是谈判手腕和独立跳板。而如果能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拿出可操作的方案，就比较容易向汉人证实“中间道路”的真诚，是目标而非手段。汉人多疑，是因为历史上受过的欺骗太多，习惯了猜忌。他们不会像藏人一样，对达赖喇嘛的话视为一言九鼎，而是不信口头允诺，只有看到实际作为，眼见为实，才可能逐步消除他们的猜忌。 听到这里，达赖喇嘛表示说他百分之百的赞成我的话。不过我知道不要为他说的“百分之百”得意，因为那是他的口头禅。我见过好几个人描述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对话，都得到过达赖喇嘛“百分之百”的同意或赞成。达赖喇嘛接着开始对我具体地解释“中间道路”的内容。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我提出那些问题不是针对问题本身，是为举例说明“中间道路”没有进入到具体化。他似乎是认为我想得到对那些问题的具体回答，话题便转到那上。 达赖喇嘛首先谈高度自治后西藏与汉人的关系。他说曾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凡是在西藏出生的人，未来可以算西藏居民，有留在西藏的权利；不是西藏境内出生的人，则应该回到汉地。这种说法我以前看到过。但如果只有在西藏境内出生的人才有长期居留西藏的权利，那种人数量是非常少的。即使是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本人在西藏生活了几十年，生孩子也往往回汉地，因为他们认为汉人母婴不适应西藏的海拔高度，所以他们的孩子也很多不是在西藏出生。那么在西藏以外出生的人都被要求离开西藏是否合理？又是否能够做到呢？居民权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未来西藏是否允许汉人自由进入？是不是要把西藏变成香港一样，凭特别通行证才能进？香港还好说，那里原本中国人就进不去（但仍然引起内地汉人反感，说统一跟没统一没有区别），而藏区面积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汉人原来可以自由走动，有一天却变成必须拿通行证才进得去，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达赖喇嘛接着谈西藏未来实行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有很多不满，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给人类带来很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不当之处，同样造成很多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适合未来的西藏，他说那需要学者和专家们去做研究，并不是他能回答的。 按照原本时间安排，我们至少超时了二十分钟。九点半他应该去法会讲经，不过法会时间有弹性，通常前面都是唱诵和默祷，是信众进入状态的时间，那时间可长可短，因此他晚一点去也没关系。达赖喇嘛可能认为我既然是一个作家，一定需要做些采访，所以应该回答我的问题。其实我倒宁愿他说些别的，因为他回答我的，都是以前他反复谈过的定型说法，大部分我早已看过。 茶几上放着一条哈达，那是准备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送给我的，也就意味着最后告别。但是这次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表示中午还要再见一面，让BQ和他的秘书安排，因此哈达也就没给我。然后他背上一个黄色香包去赴法会，我们先留下，等他离开后再走。他还是光脚穿着拖鞋。我看到他刚一出门，两个早已等候的美国人就迎上前跟他握手，一左一右走在他两边。他们是被安排在去法会的路上跟他谈一会儿的。看来他的每一个时间空隙都被排满。 我十分赞叹达赖喇嘛的过人精力。六十六岁的人能够承受这样紧张的安排，足以证明身体非常健康。WA说他跟达赖喇嘛去台湾时，他们只是跟随，远不像达赖喇嘛那样一轮轮地接见、谈话、修法和传法，可是随行的年轻人都累得不行，达赖喇嘛却从无疲倦之态。由此我想到，北京方面内部吹风说达赖身体已经不行，已经在为“后达赖时期”做准备，那不是情报有误，就是一厢情愿。从他这次在美国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活动看，他健康地再活上一、二十年应该是没问题。中共政权想和他比赛耗时间很可能是错误，因为这个政权自身能不能再挺一、二十年，是要画问号的。 出门后WA总结了几个“第一次”，即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还有就是达赖喇嘛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着四次接见一个人，也没有过。本来担心LD没来洛杉矶，由别人安排日程不会多给我们时间，不想由达赖喇嘛自己安排，反倒增加了两次见面，结果就很圆满了。
中午吃法会供应的中餐盒饭，是免费的，大概是哪个中餐馆老板给法会的布施。中间有一件逗乐事。BQ是个素食者，拿饭时特地问清了是素餐，可是等我们找到坐的地方，打开一看，每个饭盒里都赫然摆着一只鸡腿。BQ大惊失色，匆匆去换，结果人家告诉他鸡腿是假的，实际是豆制品。他还是难以放心，因为那“鸡腿”的确可以乱真，不仅看上去无法分辨，我连吃在嘴里也不敢断言不是肉，直到吃出了木棍做的“骨头”，才最终确定是假，马上告慰BQ。BQ对我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要吃素，又下那么大功夫作成跟肉一样，汉人究竟是什么心理？对此我回答不出。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四次谈话像前一天一样，安排在讲经午休时间。我们吃完饭就去会堂，先是在摆着法座和法器的讲台上等了一会，不久达赖喇嘛的工作人员领我们进去。还是上次见面的小休息室，达赖喇嘛没到。我们都站在屋子中间等。过一会儿达赖喇嘛出现在门口。他先朝我做了一个欠身致礼。那情景我至今在眼前清晰可见。我也连忙对他鞠躬还礼。他的人格魅力重要一点就在谦恭平易，不给别人造成距离感和排斥感，而是把人往近拉，让人感觉亲密，同时却不会因此认为他没份量，他仍然是大人物，却那么亲近，仅此一点就会征服很多人。 开始谈话。我力图把上午的话题进一步阐述清楚。我说流亡西藏在“中间道路”的具体化上做得不够，可能会有自己的理由——既然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中间道路”，还有什么必要对其具体化？既然高度自治看不到任何希望，去想实现高度自治后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然而对此不能只看其一，不看其二。把“中间道路”具体化，并非仅在“中间道路”实现后才有用，而是在把“中间道路”从思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就不可缺少。只有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才能让各方真正了解“中间道路”是怎么回事，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判断。这里还牵扯到一个方法问题，不能只看政府的态度，即使北京在西藏问题上强硬到底，也要——而且更要——努力去做争取中国人民的工作。有了这样一种前提，就不会仅仅因为北京不做回应而灰心丧气，放弃该做的事情。流亡西藏为“中间道路”所做的任何具体工作，终将被中国精英阶层认识，并通过他们扩散给中国人民。现制度不会成为中国的永远，一旦现制度退出，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在那时得到收获。而如果不去进行这种努力，其结果就等于是让多数汉人在西藏问题上和中共绑在一起，从而使中共今天对西藏的态度继续延伸到中共后的时代。在我来看，那才是最大危险。 这次见面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半小时。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达赖喇嘛的谈话记下来。因为这几次见面，重点都在我讲给他听，我的思考都集中在如何讲上，因此很难同时再做记录。后来再回忆，达赖喇嘛讲的内容是什么，都只剩下一个大意。尤其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话我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最后分别的时刻，他给我戴上哈达，对我说了一番祝福的话。我也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对他说，在我眼中，未来不仅需要他带领西藏，而且还可能需要他带领中国。听到这话他笑了，那是一副面对天方夜谭的笑。然而我这话是发自肺腑的，绝不是虚伪的溢美之词。对他而言，可能完全不希望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带领十几亿人的重担，只解决西藏问题已经够叫他操心，并且他只对西藏人民负有义务，汉人的问题并非他的事情。然而我在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就说过，西藏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分不开的，不解决中国问题而单独解决西藏问题没有可能。“中间道路”目前对西藏的很多具体问题拿不出可行办法，常常会面临无法超越的两难处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局限西藏自身，没有把西藏和中国作为一体来考虑。因此也就意味着，要想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必须把自己放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只要他不愿放弃西藏，中国的担子也就得一块挑，除此别无选择。 在我来看，也许这就是天意。把西藏问题和中国问题绑在一起，就是要让达赖喇嘛有一天可以担当中国的领袖。当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那一天到来时，他能起到的作用将是独一无二、无人替代的。尽管现在我这样说，人们会笑为天方夜谭，然而达赖喇嘛不应该，他如果真能通达天意，心里就应该意识到这个使命。 最后一刻，在我们握手告别时，达赖喇嘛抱住我的双臂，把我拉近，用额头顶住我的额头，我也抱住他的肩膀。我们两个谁都没说话，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好像很漫长，又好像很短暂。当晚他就要飞回印度，下次再见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地了。我走到门口，转身再次向他合什道别，他站在原地目送我，不知为何，我的心头弥漫起一片惆怅。 在飞越太平洋回国的旅途中，我开始考虑下一步会遇到什么和能做些什么。周围旅客东倒西歪地沉睡，我在机舱的黯淡光线下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如果“有关部门”知道我和达赖喇嘛说了什么，是不是会给我定叛国罪——给达赖出谋划策，不是叛国是什么？说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滑稽，对我一无所知的LD隔着太平洋可以看出我有一颗“中国心”，随时监控我的当局却会把我视为“叛国者”。 其实在见达赖喇嘛的过程中，有句话一直在我嘴边没说出口——如果采用递进民主制，即使西藏独立的目标都可以实现。那只要具备一个前提——绝大多数西藏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我没讲这句话，是因为感觉似乎真有点“叛国”味道了。不过平心而论，我跟达赖喇嘛讲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把西藏留在中国，而不是要让西藏独立。我为达赖喇嘛所做的任何“出谋划策”，也都是以“西藏留在中国”为我们的共同基矗只不过我认为能够使西藏最终留在中国的，不是镇压，而是给西藏自由与自主。同时我也坚信这一点，如果中国方面能主动允许西藏实行递进民主制，西藏独立的前提就不会存在。因为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西藏已经实现高度自治，绝大多数西藏人就不会再去要求独立。而且递进民主制产生的西藏领导人将是有高度理性的，他们比谁都清楚追求独立要付出的代价是西藏无法承受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证，我已写在《递进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比较》一文中。 想到这里，我闪念了一下，如果回国后主动要求“汇报”这次见达赖喇嘛的情况，能不能引起高层重视，从而借这种“汇报”把以递进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传递给他们呢？会不会对解决西藏问题起到推动，也对递进民主制的启动有帮助呢？然而立刻被我否定了。对一个连村级选举都百般限制的政权，如何可以想象它能尝试另一种完全异类的政治制度呢？ 不过与达赖喇嘛谈了这么多，总该找出一些可以沟通的内容，产生一些作用吧？总结下来，可以谈的有三点：一是达赖喇嘛走“中间道路”的诚意，可以用我的近距离观察，反驳把“中间道路”描绘成阴谋的说法；二是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让那些认定他已身心日衰，力图把西藏问题拖到他死后的人重新考虑一下时间表；三是达赖喇嘛在西方社会的威望，把这样的人放在敌对位置，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众的对立面。在阐明这三点的基础上，再谈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只有同达赖喇嘛达成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对中国才是一劳永逸。这样去谈，能不能对决策者产生一点影响呢？ 然而一考虑如何去谈的细节，难题就出来了。首先跟谁去谈？那不能是安全部门，我不想与其合作，也不想自找麻烦；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部门管这事——统战部。但提起这个部门就让人泄气，多年来它对解决西藏问题只是障碍，没起过好作用。一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还和统战部主管西藏事务的官员有过辩论，深知那些人不会接受任何承认达赖喇嘛作用的想法。国际上所说的“中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说到底不过是中共政治局数个常委对西藏问题的态度。那几个人管理如此大的中国，西藏问题平时很难进入脑海，也不可能深入思考，因此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路，国际方面只能被统战部主导，国内方面则是被藏区地方政府主导。而确定与达赖为敌到底的方针，统战部起了主要作用，倘若要它就此改变，等于否定了它以前的所说和所做。在专制体制内，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找统战部谈这种话题，纯属自找没趣。 最后我只能倍觉无奈，放弃所有想法。在朦胧入睡前，临别时回首看见的达赖喇嘛不断浮现在眼前。他那披着绛红袈裟的沉默身影让我如此难忘，是因为让我想起一部纪录片中深深感动过我的镜头，那是一位流亡异乡已经几十年的老喇嘛，孤独地站在边境线上尼泊尔一侧的山顶，遥望西藏的广阔高原不可遏止地痛哭……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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