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六十年代中国的造神运动，人们的第一反应就会想到林彪。但是，建国以后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不是从林彪开始？可能就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了。研究中国六十年代造神运动的起源，既无意为林彪开脱，也不是为了寻找谁是“罪魁祸首”，而是在于这种造神运动何以会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 林彪“高举”始于1959年 从所周知，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总纲，鉴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在1948年11月21日就致信刘少奇等中央书记处成员，提议在正式文件中把“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建国以后，从1952年到1954年，毛泽东又多次在文件中提出作这种改动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4年12月5日专门就此问题下发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通知解释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决议文件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毛泽东在审阅时还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着作‘等字样。“[1]因此，中共八大党章总纲只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2]没有再写”毛泽东思想“这个词。 林彪在建国后的讲话中提“毛泽东思想”，从现有文件看是1958年5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其中在讲到学习军事科学时，批评了有人认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科学的”说法。指出“凡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而又经过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东西，就是科学的，就是真理。”“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 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着作就是军事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军事方面创造性的发展，我们要好好学习。”然后说：“学习政治，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 如果说这次讲话，提到毛泽东思想的话语，还比较平和的话。那到1959年9月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的调门就高了很多。学习毛泽东着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的话，就出于此。他说：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着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马克思、列宁的着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读毛泽东同志的着作。……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着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上面这两次内部讲话，在当时都没有公开发表。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1959年10月，林彪就任国防部长以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写的《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红旗阔步前进》。从此，林彪就成了“高举”的代表。 进入六十年代，林彪的调门又进一步升高。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3]“是当代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4]；毛主席的书，“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5].“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6]“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7] 历史表明，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声浪中，林彪确实起了第一吹鼓手的作用。但历史同样表明，林彪并不是第一个拿起高音喇叭的人。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毛的歌颂 上述“经典”概括，无疑是林彪的创造。但这些基本观点，并非林彪的“专利”。请看1958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 在小组讨论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中，有的代表发言说： 要彻底破除迷信，做到真正的思想大解放、思想大革命。对毛泽东思想不存在迷信的问题。过去偏重学马恩列斯原着，而对毛泽东的着作学习得不够，今后干部必读，应以学毛着为主，这是活的辩证法，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8] 在毛泽东多次讲话后的小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对毛泽东歌颂的声调不断升温。湖南组认为： 我们党是不存在个人崇拜问题的。主席第二次讲话中谈到，有人说只要跟着主席走就不会错。他说又要跟又不跟，要有独立思考，要看真理在谁手里，只要谁手里有真理我就跟。 从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到毛主席谦虚的高尚的风格；一方面说明了我们衷心地跟着毛主席走，并不是崇拜个人、迷信个人，而是崇拜真理。因为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湖南组还提出： 过去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十二本书，都是马恩列斯的经典着作，没有把毛主席着作编进去。因此必须重新规定干部必读书，并把毛主席的着作确定为干部必读的主要内容。[9] 广东组认为： 主席的讲话对我国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将发生极其深远的影响。[10] 内蒙古组的有些代表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认为自己的思想总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所以在工作上也经常处于被动的局面。大家认为： 这是由于过去对毛主席的思想和着作钻研不够，今后一定要很好学习和钻研毛主席的着作。今后定要很好结合实际情况，在全党组织传达，掀起一个学习高潮。[11] 云南组在讨论中说： 中国有六亿人民，又继承了马列主义传统，我们出现了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像当时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是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为了解决当前中国革命问题，就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着作，不能光学以往的东西。[12] 江苏组讨论中，大家领会到： 主席讲话再次教导我们，要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要插旗子，要把人民的旗唯物辩证法的旗子、马列主义的旗子插到各个角落里去。主席提的“工农兵学商”前面加一个“思”字，也就是这个意思。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在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主席提出的农民问题，印度、印尼、意大利、法国……都存在这个问题，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大跃进。[13]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大会发言中，专门讲了学习毛泽东着作的问题。他说： 要破除迷信，做到思想解放，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学习毛主席着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着作，而忽视学习毛主席着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着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着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教科书。但是，党内有不少同志对毛主席的着作，不去努力钻研，却转而向外国的书本寻找经验，这当然还是崇拜“洋人”思想的表现。毛主席的着作不仅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事实说明，围绕着毛主席的着作来学习班外国的经典着作，对于我们更为有效。[14] 对这次大会的情况，当年《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 代表们讨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过程中的历史教训，指出了正确的思想方法的巨大意义。……大家还特别强调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学习他的着作，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榜样。[1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在谈到这次会议时说： 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16] 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发言对毛泽东的歌颂，如：中国出现毛泽东，如同“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真理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着为主”等话语中，不难看出，林彪六十年代所唱的高调，已经露出端倪。 反对个人崇拜的中共八大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毛泽东个人的歌颂，是与1956年中共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相悖的。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并写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于1956年4月5日正式发表。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就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公开表态。文中说：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17] 中共八大也曾公开表示反对个人崇拜，并做过明确的阐述。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邓小平还说：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18] 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郑重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正式文件。八大通过的报告和决议，毛泽东也都是举手赞成的。 毛泽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但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时，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却作了另一番解释。他说： 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有的是过去压力残余，心理状态复杂）。 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呜，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19] 反个人崇拜，“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这个结论一下，不只彻底推翻了八大通过的修改党章报告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主张，而且给主张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 毛泽东何以这时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根源在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当年的基本建设增加20个亿的意见，遭到否决。 据邓力群回忆说：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周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这是一个方面的意见。但是毛主席持相反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在1956年4月下旬的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 据我后来所知，少奇是支持总理意见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大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这对个性特别强的毛泽东来说，不仅因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要引起不快，而且对这种场面的出现要受不了。这样毛主席生气了，宣布散会。散会以后，一转头就到南方去了。[20] 接着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提出了经济工作中反冒进的问题。此后一个时期，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不再提及“多、快、好、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内容。被毛泽东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了他，推翻了他的“多、快、好、时路线。 于是，毛泽东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反击。他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说，反冒进，“这是政治问题”；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指责国务院是搞“分散主义”，强调权力要集中于“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21]到3月成都会议，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进一步升级，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非“反马克思主义”。[22] 正是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一再升级的氛围下，参加1958年3月成都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们，开始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人们纷纷发言说： 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着作。[23] 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 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要宣传毛主席的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24] 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 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 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25] 柯庆施更高唱：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2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27] 正是在这氛围下，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错误”时，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28] 可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一手倡导的。其目的在于：重新确认在延安赋于他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9]，以推行他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路线。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由这股个人崇拜之风给刮起来的。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30] 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也有明白的说明。毛说：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31] 仅管与斯诺的这段谈话是针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说，但同样也是他发动大跃进所需要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为维护他竖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也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就更需要搞他的个人崇拜，他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高度赞扬充分表露了这个意思。林彪在此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格的溢美之词，正是他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深刻感悟。 历史的教训何在 由上可见，中共党内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但如邓小平所指出：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2] 制度方面的重要教训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33] 由鉴于此，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34] （原载《党史博览》2005年11期） ------------------------ [1]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中加写的一段话》，1954年12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3－624页。 [2]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1页。 [3]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0月。 [4]林彪：《关于一九六五年政治教育安排的指示》，1964年12月。 [5]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6]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7]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时的讲话，1966年9月18日。 [8]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9]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第352－353页。 [10]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第364页。 [11]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第364－365页。 [12]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第366页。 [13]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第367页。 [14]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第321页。 [15]《新华半月刊》1958年11期，第17页。 [1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21－822页。 [17]《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5、382、383-384页。 [18]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7、91－92页。 [19]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参见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第173－174页。 [20]邓力群着：《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7页。 [21]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22]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9日。 [23]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2日。 [24]成都会议记录，1958年3月25日。 [25]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第224页。 [26]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第259页。 [2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02页。 [28]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第332页。 [29]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 [30]李锐着：《“大跃进”亲历记》，第197、200页。 [31]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32]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逊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3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逊第二卷，第328－329、330页。 [34]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逊第二卷，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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