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2005年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一家三口在美国新泽西家中吃过晚饭，随意地坐在餐桌旁聊天。儿子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商学院学金融，他抱怨同宿舍的同学经常闹到早晨5点还不睡觉。我习惯性地开始教育他，要他培养自己的“定力”，要学会适应环境，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保持自己的心态平和。说着说着，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像九斤老太一样，摇了摇头，说道：“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们那时候七八个人挤一个小房间，还特别高兴，哪像你们，俩人一间房还说休息不好。” “你们七八个人都几点睡觉？”儿子问。 “学校规定晚上10点熄灯。熄灯后躺在床上说一会儿话就都睡着了。” “你们都那么听话吗？” “我们管得严啊，学校到时候就拉闸，如果有人在床上打着手电筒开夜车，指导员邹祖建老师都在外边喊：‘熄灯啦！’” “什么叫做指导员？” “我们是按军队编制叫指导员，相当于你们的学生顾问。” “多好啊，真羡慕你们，学生顾问还管你们睡不睡觉？我们要见学生顾问还得先预约。” “这就是中国的好处啊！你们哪里会有这样的学生顾问呢！你们不是讲‘自由’吗？睡不好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跟学校有什么相关？” “那些不睡觉的同学都在干什么？” “看书啊，还能干什么？我们那一届学生学习特别用功 ，口号是‘把四人帮夺去的时间补回来’，经常有人废寝忘食地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书，如果没有邹祖建的吆喝，恐怕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失眠。” “我们那些同学要是安安静静地看书就好了，他们打扑克、喝酒，闹得你脑袋疼！”儿子从小学到大学，从未遇到过邹祖建这样的老师。美国老师只管教书，什么思想品德教育啊，什么行为规范啊，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他想了想，问道：“你们那个学生顾问叫什么？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我摇了摇头，不仅没联系，如今他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可惜这么善良的指导员，因为我们搞了个轰轰烈烈的“党史课罢考”，给他的个人前途蒙上了阴影。有人说他给免职了，我想指导员又不是什么特别高级的职务，大约是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免得他对学生的宽容变成放任我们“资产阶级自由化”。 二 “你们都学些什么啊？孔夫子吗？” 儿子在美国长大，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美国人一谈到中国文化，就会讲孔子，似乎只有孔子才是中国文化唯一的代表。他哪知道，因为孔子不“革命”，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倒批臭，早被踏上成千上万只脚了，我们刚进学校的时候连孔子的边都没摸着。 “我们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可是文革的余毒厉害着呢。我们第一个学期的课程跟前几届文革中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的课程一模一样。只学中共党史、毛主席诗词、鲁迅文选。你知道毛泽东是谁吗？” “知道，我们历史课学过，他赶走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我还是无法想象，你们学习的内容居然只有毛泽东！你们老师怎么能这样呢？” “那时候全国都是如此，也不能怪老师。” “你们的教材是全国统一吗？”儿子感兴趣地问：“我们每个学校每个老师的教材都不一样。” “中国的中小学是全国统一教材，大学是学校自选教材。不过学什么内容基本上全国统一，有教育部管着呢。” “教育部？属于国务院的吗？美国的教育部好像什么都不管。” “那当然啦，美国是多元文化啊。即使联邦政府关闭几天，美国也照样运转。中国就不同了，中国政府管所有的事儿，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没有政府不管的事儿。文革当中搞一元化领导，所谓‘全国上下一盘棋’，文革后经过了多次体制改革，现在的中国已经改变了很多。” “你们为什么只学毛泽东呢？你不是说中国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一辈子都学不完吗？” “都被‘破四旧’破了啊！文革的时候除了毛主席着作就只剩下鲁迅了，还有八个样板戏。” “什么叫做‘破四旧’啊？” “这是文革术语。当时红卫兵认为除了毛泽东和鲁迅以外，所有的诗歌、小说全部是封资修的东西，一律应该烧毁，所有的戏剧全部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律禁演。” “我明白了，这是愚民政策，不让你们接触西方文化，你们就不会去挑错，因为你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比如《远大前程》《汤姆.索亚历险记》等等。” 我觉得儿子说的有一点道理。 “连莎士比亚都没有了？” “没了。”我试图用更简练的语言来解释当时的课堂状况。于是我告诉他，因为没有其他的内容可学，也因为高压的政治气候和无限崇拜以及其他许多个无限，当时讲授毛主席诗词的老师非常喜欢用“博大精深”四个字来形容毛主席诗词，一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就可以分析出七八九十层意思来，其“博大精深”真真令人叹为观止。久而久之，我们就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博大精深”。 儿子像听天书一样听着我的故事。他很惊讶地问道：“你们不尊重老师，还敢给老师起绰号？” 我们给老师送绰号其实并无恶意，只是好玩而已。多数的绰号都诞生于熄灯后的宿舍里。白天那些特别用功的同学常常在图书馆苦读，像我们这些不那么用功的学生常常寻找各种借口在教室或者在宿舍里聊天混日子，只有到晚上我们这些人才老老实实躺在床上，开始唧唧喳喳地发表各种妙论。这种时候最得意的人通常是那些嗓门最大，又能够别出心裁地制造笑话，引起哄堂大笑人。 我已经记不清谁是给老师送绰号的始作俑者了。也许是程颖，也许是我自己。我们这个宿舍住了七个人，有几个“最”——年龄最大的是钱华，高中68届毕业生，老三届，进学校就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为人颇有老大姐之风，当时中文系许多有困难的同学或者弱小同学都得到过她的特别关心和照顾；最小的是程颖，大约是应届毕业生，进大学的时候才刚刚十八九岁。程颖名符其实，非常聪明，每当那些特别用功的同学正在寒窗苦读的时候，她往往在看小说或者聊天，但是每次考试却总能考出好成绩，令同窗们羡慕不已；最深沉的是朱伟明，出身于知识分子世家，很有书卷气，经常忧国忧民，一脸严肃，可是她偏偏生来娇小玲珑，让人感觉像个小大人似的；为人最热情、最善良、最乐于助人的是杨泓；最单纯、最真诚的是彭明；最努力上进，最勤奋学习的是元琳。 我们的宿舍熄灯以后经常传出一阵阵的轰堂大笑。这时候我们个个文思如泉涌，各种智者哲言、幽默笑话、作弄人的鬼点子层出不穷。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其他人就跟着起哄，“闹夥子”，唧唧喳喳你一言我一语，个个“语不惊人死不休”，恨不得把小小的十二平米的宿舍屋顶给掀下来。 一般说来，忧国忧民的严肃话题总是钱华开始的。她是我们这几个人中最喜欢深度思考的人，也是最冷静最严肃的。她通常不参与我们讥讽某某老师或者某某同学的谈话，但是她比较关注时事政治，经常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些非常严肃的话题，对文革啊，反右啊提出严厉的批判。 互相嘲笑和挖苦通常是我发起的。那时候我们上外国文学，老师讲了英国名着《简爱》，许多女同学都为简爱的追求女性独立追求爱情的勇敢所折服，纷纷表示愿意为爱情牺牲一切。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女同学，我不禁为他们犯愁，担心她们的痴情付诸东流。于是我发表了一句名言——“中文系女生中有这么多简爱，可惜没有这么多罗切斯特”。 许多年以后我的这句话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得了验证，以至于我的这句名言被流传至今，最后被五班的同学魏光焰大作家写进了小说中，终于得以不朽。 当时有一位名叫陈竹的老师为人爽朗，每次上课第一句话就是“久违了，哈哈哈……” 一天熄灯之后我们躺在床上，程颖说：“你们猜明天陈竹老师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那还用说，肯定是‘久违了，哈哈哈……’”杨泓很有把握地说。 第二天一上课，看见陈竹老师走向讲台，程颖向我们眨了眨眼，我们相互神秘地一笑，就等着看他第一句话说什么。 “久违了，哈哈哈……” 陈竹老师一开口，程颖兴奋得发出了一声尖叫，我们几个人控制不住失声大笑起来。陈竹老师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几秒钟后，他自己也觉得好笑，跟着大笑起来。 从此我们就送给陈竹老师一个绰号——“久违了”。高兴的时候，后边还要加上“哈哈哈……”。 “想不到你们大学时代还挺好玩的，不过我们玩的内容可比你们丰富多了，各种各样的PARTY，我是跳舞的高手，你不知道吧？你们躺在床上聊天就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给老师起绰号，不过进了大学就不敢起绰号了。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某一方面的天才，虽然许多人讲课讲得并不好，但是有些老师真的很了不起，我真心佩服他们。”儿子好像是大学里的顺民，不像在家的时候一副离经叛道的样子。他说纽约有一位大富豪之子，抛弃自己财产继承人的优越地位，到布朗克斯一个黑人区的中学去做老师，帮助了许多离经叛道的黑人青少年，当他倾其所有帮助了一个有犯罪嫌疑的黑人少年，为那个少年提供食宿之后，却被那位黑人少年凶残地杀害了。“你说这样的老师不应该尊敬吗？” 我无言以对。也许我们当初给老师送绰号真的是一种文革余毒吧。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尊师重道的传统都被当作封资修被砸得粉碎。 三 “上个月我们学校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示威活动。整个匹茨堡市许多人都参加了，有好几万人呢！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搞过什么抗议之类的活动吗？”儿子终于想起一件自认为足以难住我们的事情。 “有啊！党史课罢考！”一提到大学时代的壮举我仍旧很兴奋。 我不太记得党史课罢考的发动经过，但是我觉得六班的老大姐、高中六六届的王玲玲和我们班的钱华在这次罢考中起了核心作用，或许我们班上的几个女生熄灯后躺在床上，大骂党史课搞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是促使王玲玲、钱华等人积极发动党史课罢考的催化剂。 那时候的党史课实在是太不像话——1979年还在讲“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说是党史，其实是对毛泽东个人歌功颂德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直到毛泽东逝世，所有的历史只有毛泽东是唯一正确的，陈独秀、李立三等全部是错误的，一部党史如同当时的样板戏，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就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前进的方向。似乎所有人都是错的，只有毛泽东是永远正确唯一正确的。真不知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走过那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的，是怎样打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就这样一部党史，还要我们死记硬背。 “为什么要死记硬背那段历史呢？你为什么说那段历史写得不对呢？为什么人人都知道不对还要强迫你们学习呢？”儿子感到费解。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文革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在酝酿的过程中，许多旧的东西仍旧被一些人死死抱住不放，我们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而我们的党史课老师还生活在过去的年代中。不知道他是被历次运动整怕了，还是真的形成了那种因循守旧、片面思维的习惯，每次上课都以极端崇拜的语言讲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我们认为我们罢考的理由非常充分。我们的逻辑非常简单，既然党史课的内容有严重问题，就不应该再去学它，更不应该强迫我们去背，去考试，不是要搞历史唯物主义吗？为什么非得要我们去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呢？ 我们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忘记是谁起草了那份声明，只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刚走进宿舍的门，就听见他们在商量罢考的事，于是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张白纸，我们就在上边签了名。当时好像五班的魏光焰（现在的魏大作家）很激动，我们唧唧喳喳地签了名，又唧唧喳喳地在一起议论了半天。
考试之前学生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要参加考试，一派坚决罢考。在预定的考试日期来临的时候，我们都呆在宿舍里坚决不进教室参加考试。毕竟是从小都做驯服工具，事事听党的话成了习惯，对于我来说，老师就代表党和国家，虽然没去考试，其实心里很不安，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后来学校让我们所有参加罢考的学生都到教室集中，我很紧张，怕学校给我们不及格或者什么其他处分。到了教室以后，发现罢考的学生大约占我们系学生的二分之一，几乎人人面色凝重，担心大难临头。大约大家都跟我一样，当顺民当惯了，再无理的事情都习惯于委屈求全，忽然开始造反，有点惶惶然吧。
来了一位很革命的老师，忘记是书记还是什么人，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把我们教训了一通。听着他反复使用的文革语言，我们的斗志反而被激发了，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开始据理力争了。 王玲玲站起来，义正词严的指出如今还给我们讲“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样的党史课有多么荒谬，最后她很激动地说：“党史课罢考是我的责任，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跟其他同学没关系。” 钱华也站起来，很激动地愿意承担罢考的全部责任。 彭道福、余志丹、熊忠武等同学纷纷站起来表示愿意承担责任。我们对于每一个人的讲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所幸的是，文革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学校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处分，也没有强迫我们再考试。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当时学校和中文系的领导还算开明，虽然把我们批判了一通，但是在那种左倾的余毒仍旧很有市场的年代，没给我们处分已经很不容易了。 时光的隧道穿过了20多个寒暑，我本人也绕着地球画了无数个半圆，我的思想在东西方文化的强烈撞击下，发生裂变又重新组合，开始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中国国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已经被彻底重写，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等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发挥过的作用都被重新评估。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已经不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历史。今天回顾我们当初“罢考”的壮举，只能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是罢考的英雄。我们当之无愧“英雄”的称号。也许全国所有大学的中文系只有我们在极左路线仍然荼毒全国的时候闹了个“罢考”的壮举。我们是多么地先知先觉啊，小小华师中文系，居然比北大清华的学生们还要先知先觉！ “原来你们也有抗议的自由啊，好像中国并不像美国的新闻媒体报道的那么黑暗，你们罢考不是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吗？”儿子总是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事物。“美国也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在中西部一些很保守的地方，有些家长跑到学校抗议教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些学校就把进化论的课取消了。” “你怎么能拿抗议教进化论与党史课罢考相比较呢？抗议教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错误的，是一种宗教偏见，而我们是正确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非常严肃地答道。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跟儿子谈话简直是鸡同鸭讲。 2007年6月21日写于美国新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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