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格地说，每一个历史事件在后人看来，都可能成为罗生门，史学家只能在时光之流的下游去考证上游曾发生的事件，但不可能完全复原。而对大众来说，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也许根本不关心，他们更愿意看到合自己的胃口的历史故事。尽管历史上的张飞文武兼备、形容俊秀，但民间更愿意接受《三国演义》那个鞭打督邮、喝退曹兵的莽撞大汉张翼德形象。 就清末四大疑案之一的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案而言，至今史界仍争论不休，有关他被张汶祥被刺的原因版本很多。有人说是因为湘淮军的矛盾，太平天国平定后，清廷害怕湘军做大，任用淮系官员制约湘军，多年来被视为湘军禁脔的两江总督肥差被淮系马新贻接盘，排斥湘军势力，和帮会关系甚密的湘军中下层军官买通张刺杀了马；甚至还有人因马的回教徒身份，把他被刺和湘军大将左宗棠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联系在一起；也有人说马和张曾都是太平天国的人，马投靠清廷用兄弟的血染红了顶子，被太平天国的残余势力报复。 一位流浪汉杀死了一个官拜一品的封疆大吏，这事件在任何时代在公众中都会引起热议。刺客在历史上往往是解决复杂政治、社会问题简捷的路径，当谈判桌、庙堂和战场上解决不了难题时，有人会想到用这种奇招改变事态的走向，因此豫让、专诸、荆轲这样的死士在中国几千年来历史里总不时出现。 刺杀行动谋于密室，行为诡秘，事发突然，因此刺杀在历史中又属于最难弄清来龙去脉的事件，刺马案也是如此。尤其在清末那种政治生态中，司法仅仅是政治的附属，求索真相往往要让位于政局稳定，一件刑事案牵扯到清朝高层各种政治势力，不可能搞个水落石出，一定会办成葫芦案。刺马案就是这样被当时的司法当局办成了一件葫芦案。 事隔一个多世纪，再来看刺马案，人们关注的更多其娱乐因素。那么将其演绎成文艺作品，在诸多版本中一定会选择最具娱乐因素的一种，对人民群众而言，江湖恩怨远胜于庙堂是非。是否是湘淮系的矛盾，那是历史学家关心的事情，人民群众需要更贴近普通人生活更能反映普遍人性的故事，要足够离奇，足够八卦。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电影《投名状》演绎刺马案时，选择这样讲故事：马新贻、黄纵、张汶祥原本都是江湖上的结义兄弟，马投奔清廷位居高官，诱骗了黄的妻子，张为了惩罚背叛兄弟的败类，怀揣利刃刺马。高层的政治角力被稀释甚至是回避了，将这样一件历史疑案进行充分的娱乐化解读，情欲、背叛、凶杀交织，一个故事吸引人的看点几乎都具备。 《投名状》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水浒传》林冲雪夜上梁山、投奔王伦的故事，心胸狭隘的王伦让林冲去山下杀一个人，以人头作为投名状，方可让其入伙。林冲为了寻求栖身之地不得不去杀害无辜者，自污其面，这对一位品性高洁的大丈夫来说，其内心的痛苦不亚于被权贵的诬陷。依照江湖的规则，王伦此举并不算过分，因为只有一起沾血才可能结成利害共同体，才能保障团体的安全。江湖上的团伙从本质上来说无非是社会弱势者、是边缘人，个体无法凭明规则保护自己便彼此结成利害共同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和朝廷相比他们是弱小的，因此必须有一种类似投名状的东西维系，投名状不是普通的商业契约，买卖交割完毕便意味着契约已经履行，两不相欠，投名状是一种人身契约，无论是用别人的人头还是自己的鲜血或赌咒立约，终身不许违约。在江湖世界中，许多东西包括财产是共享的，只有女人是兄弟们最后的私人物品，尊重兄弟的女人就等于尊重兄弟的最后的尊严。所以“朋友妻，不可欺”几乎成为江湖的铁规，女人也成为衡量江湖人士义气指数最简便的参照系----其他的宏伟目标太虚幻，太不可量化，譬如“反清复明”、“杀贫济富”之类。关羽成为千古义士的标本人物，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兄弟失散后，他对待刘备两位妻子的态度符合江湖道义标准。 尽管江湖的世界以信义为首，但事实上江湖上充满着欺诈和背叛，正因为如此，桃园三结义后，刘关张三人一起创业、接踵而亡太过于稀缺而被千古传颂，江湖里更多的是马、黄、张的故事。----刘备至死只能割据西蜀，光复中原大业未成，如果他真能光复中原，关、张会不会成为鸟尽后之良弓呢？还很难说。江湖的道义在官府可以给出的暴力和利益相比，实在太过于脆弱，哪怕签过再多的投名状，也阻挡不住江湖人士前赴后继杀人放火受招安。因此，马是否改换门庭，并非是江湖世界也可以说是民间社会最重要的违规和失德，有时候驱逐鞑虏之类的政治性口号仅仅是策略性的，所以如果仅仅只是马新贻看到太平天国覆亡后改换门庭，刺杀他的理由还不充分，必须要加一个最简明、最能被世俗标准公认的理由----占了结义兄弟的妻子，如此，张汶祥那一刀才能博得后世看客的喝彩。三个结义兄弟中，一定要出现一个女人。 满汉宿怨也罢，湘淮权争也罢，这一切属于庙堂，对普通人来说过于遥远，舍弃这一切，让马、黄、张的关系变成更有看头、更容易能被理解的兄弟恩怨、江湖情仇，一场历史上的政治性案件，就这样被陈可辛烹制成一道娱乐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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