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年夏天的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黑沉沉的院子里闪着一点忽明忽暗的红光，那是父亲在抽烟。下午从县教育局打听过分配情况后，他一直那样蹲着，狠狠抽劣质香烟。我闭着双眼，静待命运的宣判。半夜里，父亲猛一跺脚：“不就是八千块钱上岗费吗？老子砸锅卖房，不信凑不到！”木门吱呀一声，带出了母亲压抑的哭腔：“砸锅卖房？两个小女儿、一个娃儿，我们都去街上讨饭？当初我反对大女读书，看看，读了师范出来，有什么用？还是要钱，钱！”一切归于沉寂，父亲没有再开口。教师梦悄无声息地破灭了，我流不出一滴眼泪。 那年8月我到了深圳。几经辗转，我成为有名的万佳商场的一名营业员。这份工作带来了希望，我每天微笑着，怀着由衷的喜悦细细擦拭那些亮晶晶的柜台。一年后，主管把我分配到封闭柜，负责烟酒的销售。这是商场里极其重要的一个柜台，我既欣喜又有些忐忑，那些洋烟洋酒贵得离谱，一瓶XO就抵得上我一个多月的工资，马虎不得。 接手烟酒专柜不久，2000年十一黄金周到了。10月2日那天人特别多，黑压压的人潮中，一个卓尔不群的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穿着随意，却自有一份潇洒，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谁知正好撞上他的视线。我脸上一热，转身看向别处。两分钟后，一个低沉好听的男声在我身后响起：“小姐，请给我拿两瓶XO。” 我微笑着转身，顿时僵住了：刚才那个男人！我顿时羞红了脸，手足无措，心里好像有头小鹿在乱撞……“哐啷”一声巨响，等我回过神来，看见的是主管严肃的面孔，还有满地闪闪发亮的玻璃碎屑。那一刻我的脑中一片空白，下意识地伸手想去捡玻璃片，试图有所挽回。一只有力的大手拉住了我。 “酒摔了算了，手割破就太可惜了。这酒我买单，再要两瓶，一起结账吧！”他的话中带着威严，挡住了主管射过来的凌厉视线。我的眼眶一下子红了，“手割破就太可惜了”，这种体贴的话已经很久没听过了，我轻轻说了一句：“谢谢你！”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他常常出现在商场里，也不知怎么地，我们两个天差地别的人竟渐渐熟悉起来。他叫高明，是香港人，一家港资公司的驻深圳代表。 因为那瓶XO，我对他心存感激，发工资的那天非请他吃麦当劳不可。正在我掏钱的时候，他轻轻按下了我的手。那天究竟吃了什么全都忘了，只记得他的眼神越来越迷离，而我的头越垂越低。爱情像深圳十月热辣辣的阳光一样，铺天盖地淹没了我。 他让我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 2001年5月，我和高明正式交往六个月后，他带我到黄贝岭村一套漂亮的两居室里，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丽娜，你是四川人，我是香港人，我们都是在外漂泊的可怜人。给我一个家，好吗？”我无法抗拒他诚恳的眼神。那晚，我们紧紧抱在了一起，仿佛找到很久前失落的另一半，久久不愿松手。 同居后不到一个礼拜，高明让我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我答应了。辞职走人的那一天，商场的姐妹们有的羡慕我命好，有的替我惋惜。商场马上就要升我做柜长了，工作虽辛苦，却是安身立命的最可靠保障。我有刹那犹豫，但想到高明恳切的眼神，还是转身走了。 家里人得知我有了男友，而且还是个能干又有钱的香港人，全都强烈要求我带他回家见面。适逢二妹那年高考，从几次模拟考试的成绩来看，考大学肯定没问题。高明正好8月份休年假，于是我答应家人带他回去，一方面替二妹庆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自己安心。一个男人，如果愿意跟你回家见父母，他的诚意无须怀疑。 为了迎接高明的到来，家里人从6月份就准备开了。 也许我逃不掉做二奶的命了 8月眼看就到了，7月最后一个星期天下午，高明从香港回来，我高高兴兴为他去买菜。因为楼下新开了一家大超市，所以我比平常快了很多，半小时后就买满了三大袋。开门的一瞬间，我听到高明在打电话，温柔的声音异常陌生：“……乖女，等爸爸回来带你去玩啊……”三大袋菜一下子都掉在了地上，高明看着我，脸上的神情和我一样惊愕：“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我的眼泪哗哗涌了出来，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嘶叫：他结婚了……我是个二奶。 我什么话也没说，默默收拾东西，高明拦住了我。他说：“就算分手，也等回了你家后再说好不好？爸妈已经准备了那么久，你要他们扫兴吗？”是啊，父母肯定把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如果不带他回去，这个脸他们丢不起。我妥协了，准备一回深圳就分手。 2001年8月，二妹争气地考上了重庆的一所大学，我也带着高明回到了那个小山村。刚一进村，我知道自己错得离谱。整个小山村都为我的“香港男友”而沸腾，大家都挤到我家院子里，父母则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款待“贵客”。这个样子，让我如何跟他分手？ 二妹上学需要学费，我悄悄把妈妈拉到一边，掏出我积下来的3000块钱。妈妈推开了：“前段时间高明不是已经给了4000块钱吗？不用了，你自己留着用。”我满心疑惑。高明微微一笑，说：“丽娜，我是真的喜欢你，原谅我好吗？你看，爸妈都接受我了。”我心中一寒。 高明的慷慨大方很快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他送全家每人一套高档衣服，又给了二妹5000元钱说是做学费和生活费，哄得弟弟妹妹一口一个“姐夫”。有那么一刹那，我鼓起勇气想告诉他们真相，但他们的笑容让我狠不下心。 分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临走那天，父母像商量好了似的，送我们到车站后，一个劲儿不好意思地对他说：“真是委屈你了。咱家的房子还是丽娜出生前盖的，都二十多年了，破得不成样子，让你们回来一趟也没个好地方住……”高明是何等聪明的人，他马上大方地说：“爸妈，你们放心好了，一回去我就给你们邮钱过来，家里一定要盖个新房。”暮色苍茫里，我看到父母喜得嘴巴都哆嗦了起来，眼里充满了感激之情，一种浸透心骨的悲凉在我心中弥漫开来。也许我逃不掉做二奶的命了！ 我终于明白了二奶的含义 我还是要逃，一回到深圳我就收拾行李！高明递过来一张汇款单，收款人是我父亲，金额是三万。在家乡，三万块钱修一座二层小楼是没问题了。我狠狠勒紧行李上的绳子：“我会还给你的。”高明叹了口气，又说：“你三妹不想念书了，我答应让她到我们公司做前台，她明后天就到了。”我不得不停手。我恨恨地看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想做二奶，你明白吗？你用亲人捆住我，太卑鄙了。”他抱住我，说：“丽娜，这全都是因为我爱你啊。”这次我一点都不感动，一个喜欢撒谎的人，他的真心我猜不透。 为了更好地控制我，高明让三妹和我们住在一起。为了不在她面前露出破绽，我尽力对高明装出很亲热的样子。我非常不甘心，开始研究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在高明回家之前，我会尽快从人才市场赶回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但高明何等精明！他指着我鞋上的泥说：“今早九点多下过雨，那时你应该在家里。你去了哪里？”好精明的男人！我干脆地告诉他：“我去了人才市场，找工作！” 他没说什么，却控制了我的零用钱，不让我有多余的钱可支配。而我的积蓄，上次回家已经留给了上大学的二妹，我不得不仰仗着他生活。 高明大概对我父母讲了些什么，父母打电话过来劝我：“深圳那么乱，你不要想着出去工作，要把高明照顾好，不然他的心就野了。再说还有三妹，她年龄还小，你要尽到做大姐的责任……”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你们的女儿正在做二奶！ 也许父母怕我执意去找工作，2002年元月，他们干脆把弟弟也派了过来。我在客厅里给他搭了一张床。 弟弟是家里惟一的男孩，从小娇生惯养，好吃懒做，整天躺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看电视，从不提找工作的事情。高明大概没想过这一点，弟弟呆的时间越久，他的脸色越难看，每天下班钻到房里不出来。他迁怒于我：“我养活你就够了，凭什么你们一家子都要我来养！”我说：“分手吧！”，高明瞪大了眼：“丽娜，你要搞清楚，现在是我在养着你。如果我明天让你滚蛋，你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看你一大家子人睡到哪里去。”我愣住了。那一刻，我明白了二奶的含义，我想哭，可是哭不出来。 亲爱的家人原来早就知道我是个二奶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弟弟叫起来，让他自己出去找工作。叫了好几遍，弟弟无动于衷，我火了，对着弟弟说：“你再这样下去，我一辈子都被你毁了，害人精！”弟弟烦了，口不择言：“我害人精，你自己又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二……”三妹捂住了他的嘴，把他拉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刹那间，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呆呆地看着陌生的弟弟和妹妹。 三妹神色怪异地关上房门，小声地责备着弟弟：“大姐也够不容易了，没有她，哪有咱家的今天！我上班不久就知道姐姐是二奶，但我从来都不说，只要他对咱家好，这有什么啊！你来之前，爸妈不是交代过吗？千万不要大姐面前揭她的痛处！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软趴趴地瘫倒在墙角。原来，我亲爱的家人早就知道我是二奶；原来，我亲爱的家人并不在意我在做什么，他们在意的是我该怎样紧紧地攀附上“摇钱树”！ 足足有两天，我绝望地躺倒在床上，不吃也不喝。弟弟讪讪地总想道歉，我装作没看见。二十多岁的人，难道要做一辈子的二奶吗？我挣扎着爬起来，即使月薪500元的工作，我也要去做。 高明见拦不住我，只好由我去。那几天我在深圳的大街小巷疯转，试图找到一份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工作。正当我以为可以振动久未飞翔的翅膀时，一阵呕吐结束了我的梦想。我踉踉跄跄地走进一家诊所，发现自己怀孕了。 高明喜不自胜，抱住我恳求说，香港人讲究传宗接代，如果我能生个男孩，他就一定和妻子离婚，马上和我结婚。这个男人不再值得我爱，但我确实渴望一份真切的婚姻，一个真实的未来。再说，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真的要打掉他，我也舍不得。 也许这是上天的嘲讽，让我这个最看不起二奶的人生就做二奶的命！ 也许我连二奶也做不成了吧 2002年10月，我在一个私人诊所生下了儿子。二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黑孩子”。高明很喜欢，但却再也不提结婚之事，我又被他骗了。 2003年春节一过，我又开始出去找工作。这次我舍弃了面子，求熟人介绍进了一家超市上班。三年没有工作过，手脚变得迟钝起来，顾客的问题我一问三不知。在同事的白眼和嘲笑中，我笨拙地重温着生存最基本的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苦练，我开始游刃有余了，自由的气息扑鼻而来。在这个关头，儿子却病了，一天到晚咳嗽个不停。到市儿童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他免疫力低下，继续咳下去，极有可能转成肺炎。我吓坏了，请了长假到医院陪孩子。在花了近万元医药费后，儿子的病好了，我的工作也泡了汤。我不得不再次屈从做二奶的命运。 2003年5月，由于香港经济不景气，高明公司的效益也变得差起来，总公司把他调回到香港总部，他的时间安排反了过来，每周呆在香港，周末才过来跟我相会。看得出来，他在乎的只是宝贝儿子，和我基本无话可说。 香港的消费水平很高，高明调回香港总部后，经济压力大了许多，每月最多只能给我打4000元过来。这4000元，要养孩子、付房租水电、保姆工资，还要给父母寄钱回家……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我已无路可走，只能硬撑着，如果高明这时放弃了我们母子，我们将陷入绝境中。 思前想后，我还是不想屈从命运。我报名去学电脑，初、中、高级三班连着报，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所有的东西。谁知就在初级班即将结业、我又看到一线希望的时候，母亲脑血管硬化，一定要我回去一趟。没办法，我只得放弃了学习。高明给了我8000块钱，我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在家不到一个月，我带的 8000元钱，加上4000块的私房钱，都花了个精光。等到母亲病情稳定，囊中羞涩的我赶快逃也似的回到了深圳，回到做二奶的命运中。 我从未如此深切地感到钱的重要性。儿子的花费越来越大，光是奶粉一个月就要近千元；弟弟和妹妹丝毫不体谅我的难处，仿佛我是他们的免费银行，总是三百五百地要钱；家里的一切人情来往，父母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寄钱回去。我不敢不给他们，一个二奶剩下的最后的一点自尊就是“钱”！ 现在的我毫无独自生存的能力，每次路过万佳商场，看着那些忙碌的女孩子，我都忍不住悲从中来。一只被养在笼中的雀鸟，即使主人愿意放飞，它也扇不动翅膀，主人的施舍是它的一切。 2003年9月，高明香港的老婆失业了，他来深圳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再用含情脉脉的眼神看我，总是皱着眉头叹息：一个人要养两大家子，太难了。听懂了他话中的含义，我无声地哭了。被他剪掉羽毛的笼中鸟，万一被抛弃，该怎么活下去呢？也许，连二奶也做不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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