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新年前两个星期左右，有一天我左面的膝盖里面开始隐隐作痛，骑车
去上荷兰文课的路上也感到有异样。之后有一天晚上气温非常低，地上结了冰，
我一边想心事一边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龙头没把握好，车一歪倒在地上，爬起来
以后发现自行车的后轮胎被扎破了。新年假期的时候有一天我蹲在娘娘（上海话
里的“姑姑”）家的车库里修车，蹲了不少时间，站起来以后就有点站不住了，
扶着墙靠了半天。那天晚上我的左膝盖里便由隐痛发展为十分痛，并且晚上痛得
做了恶梦。我并没有听从娘娘的建议立即去看医生，因为我想这是老伤了，老伤
发作又有什么好看的呢？于是自己时不时地按摩几下，加上放假很少出行，痛得
便也轻了。谁知新年开学我骑了几天车，疼痛又卷土重来了。周五早上我最终选
择了坐公共汽车去学校，并且晚上下定决心去看了医生。中国有句老话是这么说
的：死马当作活马医。
七年以前我刚满18岁不久，有一天上体育课跳高。体育老师在两根竖杆间拉
了条绳子，让我们来回跳。我是头一个，跳到绳子尽头绳子突然高上去一截，我
用力不当，落下来时左腿没有站稳，整个人的分量已经压了下来，只觉得一个巨
大的外力把我的大腿和小腿往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扭，接着就是一阵剧痛，我倒在
了地上。虽然从小到大我的腿脚受过很多伤，但那种剧痛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痛
得那样彻心彻肺，痛得那样刻骨铭心。事后很久有时心平静的时候回忆起当时的
疼痛，我会自嘲地想，大概生孩子也不过是那样疼吧。 那时我是住读的，那天正好是星期五，下午放了学，室友把我送回家。当时
我的膝盖已经不能弯曲，左腿一点也不能动了，室友好不容易把我塞进出租车。
第二天妈妈带我去第六人民医院看病??那家医院在我家附近并且以骨科着称。
我照例先去拍了X光片，接待我的医生边和来往的人闲聊，边懒洋洋地瞄了一眼
我的片子：“没事！”他说。病人的家属总是很信奉医生说的“没事”之类的话，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也不管是不是真的没事??毕竟疼是疼在我的身上。
所以妈妈也就这样带我回家了，大约配了点医生开的其实没什么用的药，我不记
得了。我当时也以为是没什么大事，静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就像我以前受过的
伤一样。 两个月以后仿佛真的是复原了，年轻人总是很快忘记伤痛，我又开始在体育
课上跑跑跳跳了。有一次做的项目是三步上篮，我运球过去，跃起，投篮，落下
??又是一阵剧痛！还是左面的膝盖！我又在地上躺了很久，无论周围的同学怎
么鼓励都爬不起来。后来又有了第三次，那是跑五十米到了终点的时候。只是后
来的疼痛不如第一次那么震撼，大约就像生孩子生到第二第三个，习惯了。但是
我隐隐感觉到了不祥，觉得这个伤没这么简单。当时爸爸妈妈却没再带我去医院
看，有很多原因：那时我正念高三，没有别的事比高考更重要；当时爸爸妈妈都
有自己的烦心事况且我又住读，他们养家糊口也是很辛苦的；最重要的一条是，
以骨科着称的六院的骨科医生都说“没事”了，父母是宁愿相信没事的。但我自
己却生出自我保护意识，知道体育课上的剧烈运动是不能再做了。我说我腿上有
伤，体育老师只相信是我找借口偷懒，好在那时是高三，高三学生都是大熊猫，
大熊猫不想运动也就罢了，高三的体育课就这样被我躲过去了。 转眼上了大学。在我高三受伤以后直到奔赴大学的这大半年间，虽然我逃避
了体育课上的剧烈运动，但是平时行走跳跃，大大小小又伤了几次，有一次甚至
是在校车上，车开过一条小路，厉害地颠簸了一下，我被甩上去又落下来，结果
就伤了。我心里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这个伤是不会好的了。所以一进大学，大
学的学生细则一发下来，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来开始研究。当时的同学对那本学
生细则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要么随手一扔再也不会去看第二眼，要么像我一
样热切地翻开来研究。只是别人研究的内容，无外乎几种：怎么千方百计地弄奖
学金，怎么可以尽量以混的方式搞到毕业文凭，考试作弊的惩罚是什么。而我研
究的却是体育课的政策，体育成绩不及格怎么办，有没有避免剧烈运动的途径，
等等。查下来的结果是体育成绩不及格可以重修，重修不及格不发毕业证书并且
取消一切评优评奖学金的资格；但是大学里开设一个保健班，专供不能剧烈运动
的同学上体育课。 然而不巧的是，由于校舍紧张的缘故，我们系的第一年要到无锡分校去上，
虽然是同一所大学，但无锡的一切校务体制却仿佛都是和上海分离的。开学不久
我便打听清楚了，无锡校区是没有保健班的。我想到上海校区去问，爸爸却厉声
警告我说，你刚进大学不久，当心人家取消你的学籍！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胆战
心惊地开始了上体育课。年轻的体育老师倒也通情达理，人比较温和，也相信我，
但年终达标考核我没法通过（当时我过了五项中的仰卧起坐和实心球，成绩还很
好，立定跳远也勉强过了，但是一百米快跑和八百米耐力跑我是决计过不了的）
她也没办法，忠实地纪录了成绩让我回上海处理。 我早知道申请保健班的事情口说无凭，心里也还存了一丝希望可以把伤治好，
于是在第一学期结束的寒假里我打定主意再去医院看。我大一上半学期的成绩非
常好，排名全专业第三（我们专业共105人），拿到成绩单以后又恰逢过年，家
里家外气氛都很祥和，于是我“适时”地向爸爸提出，能不能再带我去医院看一
下膝盖。当时无锡分校的校医院没有把学生转到外面医院的权力，上海分校的校
医院又暂时不管我们，所以看病只好自费，而在读大学的我又没有什么经济能力
自己去看病。我跟爸爸说了，好像那是在大年初六，他的脸一下子拉得很长，态
度也一下子变得粗暴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怪爸爸，他积存一点钱不容易，
又一心送我出国，而现实又是，到医院里去自费看病就好像是把钱往黄浦江里扔。
但他还是带我去看了，挑了龙华医院，据说擅长中医的他们骨科还不错。 龙华医院的骨科医生把我的左腿掰来掰去检查了一番，对站在一边的爸爸说，
你自己来摸摸，你看，这一年多，里面的肌肉都萎缩了。爸爸点头称是。我问，
那我是不是不能做剧烈运动了，比如跑八百米？他说，当然不能了，八百米？要
命啊？！可是他虽然嘴上这样说，却不在病例上写明到底是什么问题，而是叫我
去做个CT检查。爸爸在家里凶得很，到了医院却是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对
医院的潜规则、医疗器械什么的也并不懂得，于是就花了几百块做了CT。CT片子
出来，读片子的医生在结论单上寥寥写了几个字，意思无外是??正常！爸爸又
犯了和妈妈一样的毛病，医生都说正常了，还会不正常吗？而这不正是他需要的
结论吗？于是他笑嘻嘻地问骨科医生，有事么？骨科医生说，没什么大事，我给
你开点药，再休息休息就行了。好，好，爸爸迫不及待地把我拉去了药房。也许
当时爸爸的心是轻松了，我却丝毫没有轻松的念头，反而不祥的感觉愈来愈浓。 第二学年刚开始，我们系回了上海，那时我一边做着学校里布置的project，
一边便开始跑校医院。先去见了外科医生（校医院没有专门的骨科），他听我说
受伤是在高中里而不是在大学里便不肯把我转到外面的医院；当得知我已经自费
在外面看过，便叫我带着病历直接去见校医院的院长。院长办公室在校医院二楼
的中间位置，里面坐着院长和副院长，两个都是面无表情的中年女子。我坐在外
面等候了很久，院长好像很忙的样子，接待了好几拨人，大多都是为了体育保健
班的事来的。相比之下，副院长显得很清闲，一边在写什么东西一边在喝茶。快
轮到我的时候，只听见里面一阵吵闹，我探头一看，原来是两个学生家长和院长
吵了起来。家长好像为了孩子的病解释了半天，可是院长声色俱厉就是不盖章；
副院长置身度外，偶尔抬起头来看看。争吵未果，那两个家长愤愤地走了，终于
轮到我。我拿着病历战战兢兢地走进去，心想今天大约是凶多吉少了。 我坐下来，向院长详述了我受伤的根源和久伤不愈的经历。她面无表情地听
我说完，把我的病历拿过去看。“没什么嘛？”她冷冷地问。我不知说什么好，
只是老实跟她说，我还做过CT，报告也没说什么，但我就是自第一次伤了以后，
从没好过，一直再伤。她说，我就不明白了，人家那些足球运动员，伤得比你厉
害得多了，人家怎么就那么快好了，不都一样是年轻人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向
能说会道的我当时却被她问得哑口无言。事后回想起来我想，足球队的运动员什
么医疗条件，我们有可比性吗？她见我不语便没好气地说，回去回去，明天把那
张CT片子带来。 当天晚上我赶回家拿了CT片，第二天又去了院长办公室。照例里面有人，照
例我等着。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大三的学姐，好像是医疗事故引起的，她的视力只
剩下了0.1。只听到院长凶而冷地说：“我问你呀，那些证明呢？！”那学姐也
不示弱，义正严词地回答，她已经说过了，那些原始资料都在法院里，现在正在
打官司，不可能调出来，但是她有相关单位开具的证明。多年以后有一次我跟娘
娘提到校医院院长的凶狠，娘娘说，你自己为什么不凶呢，你为什么要软弱呢？
我不语，我想，再凶又有什么用呢，图章捏在她手里。那个学姐最终还是软了下
来，轻声说，那我再去试试，争取把原始证明拿来……院长再见。于是又挨到我。
学姐走的时候，副院长抬起头来瞄了一眼，眼睛斜处扫到我。“咦？”她说，
“这人昨天来过的嘛！”院长瞟了我一眼，从鼻腔里哼出一句：“谁知道，没见
过！”大约两三年以后，有一次我看电视里放张爱玲的《半生缘》，里面有一次，
悔恨的曼璐替妹妹去找许世钧，没有见到世钧本人，只见到他的母亲和嫂嫂，她
们找借口打发了她。在曼璐转身离去却还未踏出许家大院的时候，背后传来婆媳
两人不冷不热充满轻蔑的对话，一个说，这样一个不要脸的女人怎样怎样，另一
个阴阳怪气地附和。这貌似是两人间的交谈，却每一句都是扔给曼璐听的。当时
我看到曼璐充满辛酸痛苦委屈的表情，感到自己虽然跟她背景完全两样，却切切
实实地可以体会到她的悲哀，因为当时在院长办公室门口的我就是这种心情。 学姐走后，院长并没有直接接待我，而是跑出去跟一些老师什么的讲话，我
看见她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讲了很长时间，我心里惦记着project，她终于回
来了，脸上表情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跟她说我昨天
来过的，是膝盖受伤申请保健班的事，今天我带来了CT片。她把CT片抽出来扫了
一眼，问结论报告呢？也怪我不好，当时在家里拿片子的时候，我看见那报告上
说“正常”便一念之差没有带去。我说，我没有带来，报告上没写什么。她厉声
说道：“报告为什么不带来？！！”我吓得无语。她又皱着眉头看了一下那张CT
片，“没什么异常嘛！”她冷冷地说。 大二申请保健班的事就这样失败了。
保健班不能上我便又要去上正常的体育课了。那时学校体育课搞改革，可以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但是无论选的什么项目，要体育成绩合格就要通过年终
的达标考试，考试里无可避免的有一百米快跑和八百米耐力跑。我知道自己不可
能通过这两项，那时我左面的膝盖里已经松了，有时下楼梯的时候走得不巧都会
受伤，又何况是那么剧烈的运动呢？可是医院里又检查不出我的伤到底是怎么回
事。我开始感到紧张，心里时常惦记着学生细则上说的体育成绩不合格不能毕业
的事，至于取消评选奖学金资格的事已经无暇顾及了。大二开始不久我去找了体
育教研组的组长跟她说我大一体育成绩不合格的事。她不知细节，倒也不失温和
地说，那你大二要好好努力了，大一我就不算你重修了，算你补考。因此我后来
存了侥幸心理，心想如果仅仅是疼痛的话，我可以用意志克服过去。于是我参加
了体育课上的八百米训练。训练好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膝盖里肿烫得很，因为
习惯了，我也没在意。一两天以后我早锻炼慢跑的时候（那时学校里规定一学期
晨跑要满多少次，敲章为证，敲不满的体育成绩也是不合格），路过操场上的一
个台阶，一脚踩下去，一阵剧痛顿时席卷全身。是的，又来了。我痛苦地倒在地
上（我想当时我心理上的痛苦更超过生理上的），同学把我扶回寝室。 这次因为伤在大学里，校医院的外科医生把我转到长宁区中心医院。长宁区
中心医院不是什么大医院，级别比六院低，我也没抱什么希望。骨科的门外排了
很多人，里面只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医生，翘着二郎腿给病人看病。好不容易挨到
我，我简略说了我的病史和现状。他也不检查，只是大手一挥说：“要么去做个
核磁共振”，草草在病历上写了几句，就把我打发走了。核磁共振检查是非常昂
贵的，我有点不知所措，在同学的陪同下又回到了校医院。“医院怎么说？”早
上接待我的那个外科女医生问。“医生让我去做个核磁共振。”我回答说。谁料
刚才还是慈眉善目的女医生突然咆哮起来，劈头盖脸地对我说：“动不动就做几
千块的核磁共振！你到底是哪里弄伤的？！上面拨给你们本科生的医疗费每人每
月只有1块钱，哪里有钱给你们做核磁共振！！”说完便扔下我走开了。我连争
辩的力气也没有了，在同学的搀扶下回了寝室。膝盖是个要害部位，每伤一次便
是至少一两个星期左腿不能动，疼痛还是其次。那次我在学校里待了很久不能回
家。 那时我的心已冷了，倒是爸爸妈妈有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打听哪里
有好的伤科。大二一年我们跑了很多不同的医院，我像祥林嫂一样跟这个跟那个
医生叙述我受伤的根源和发展。医生们态度都很和蔼，但没有一个确诊我的膝盖
到底是什么问题，也没有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案，只是开些药要我吃。有一次一个
室友的妈妈遇见我，她知道我受伤的事，她问我看的情况怎样了。我说我正吃些
据说是祖传秘方的中药。她说，腿上的伤病，从嘴里吃下去的要到什么时候才见
效啊！然后神色忧虑地说：“小姑娘，要去看好的啊！”我很感激她这么说，但
是当时已经心死，听她说了只生出曾经沧海的感触。 转眼到了第二学年末，眼看我大二的体育成绩又是不合格。我只好拿着大学
校医院的病例硬着头皮再去见院长。我想，自己校医院的纪录她总还相信些。她
翻了一下我的病历，叫我去找校医院的外科医生看。我淡淡地说，他看不好的。
院长听了顿时瞪出了眼睛教训我道：“你看还没看怎么知道看不好？！你怎么这
样形而上学？（没错，当时她就是这样说的）”我只好再去找外科医生。这个外
科我已不知跑了几次，里面那个男医生已经认得我。大约他看我实在可怜，沉思
了半天，说，这样吧，我把你转去一家跟我们有点关系的私人医院，找那里的仇
医生。于是我在爸爸的陪同下去了我在中国时为了看膝盖而去的最后一家医院。 那家私人医院在上海图书馆的对面（好像叫“博爱医院”，记不清了），粉
红色的房子，里面的护士穿的也是粉红色的工作服。我们找到仇医生，给他看了
校医院外科医生的介绍信。于是他开始给我检查，扶住膝盖弯来弯去看了一会儿，
然后叫我去拍X光片。我想我经过了CT，核磁共振（最终并没去做）的折腾，最
终终于又回到了最原始的X光检查。拍了X光片，仇医生拿着仔细看了看，说里面
好像有裂缝，但不肯定。他又摸了摸我的膝盖，说里面的韧带或是什么肌腱断裂
了。爸爸问他怎么办呢，他说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当初刚伤的时候就应该绑
石膏，现在这么长时间了就很难治了，要么开刀，但是开刀没有胜算，要冒很大
风险。然后他在病历上详细描述了一下，并没开什么药。 第二天我带着仇医生写的诊断书去找院长，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去找她。不知
是不是那天她心情好，看了我的病历，她居然开始给我上起课来，她说，你看，
膝盖里面骨头上有裂缝，韧带肌腱也断了，这是治不好的，我们的医学发展到今
天虽然已经很发达了，但还是有很多难题无法解决……我麻木地听着，麻木地点
着头，麻木地看着她在我的伤病证明上盖了章。那天我感觉我看到了一群人的面
目。 大三一开始我便拿着院长的证明到体育教研组办手续。有了院长的盖章，一
切都还顺利，只是最后体育教研组组长把保健班入班通知递给我的时候，抬起头
说，大一大二体育课不合格的重修费，6个学分共480块。我虽然心里哽了一下，
但感到那么长时间走到最后一步只想把事情快点结束了。当时我身上正好有参加
数学建模比赛得来的500块奖金，刚从教务处领来，还没放进过皮夹，于是拿出
来交给她。她给我开了个收据，500块就变成了20块。 大三参加了一年的体育课保健班，打了一年的太极拳，大四便再也没有体育
课了。毕业后我带着辛酸的回忆离开了中国（其实这只是我坎坷经历中的一件事，
还有别的事适时时再提），来了比利时。想起自受伤以后看过的脸色，我想，我
本来是个受害者，却为什么反而像个罪人一样呢？??当然我一直很感激每次我
受伤时照顾我的同学们。我想，我再也不要回去了，回去作什么呢？出来以后我
格外小心，两年里倒也基本无事。这两天却旧伤复发，疼得我没有办法，只好再
去看医生。先去看的是家庭医生（然后才能转去大医院），他照例问了我的病状，
我因为是用英语说的，祥林嫂的感觉不再有了。他也是扶住我的膝盖弯来弯去看
了一会儿，并把两处膝盖作了对比。他说左边受伤的膝盖里特别软，好像少了个
什么东西。那个东西的英文我没听懂。他不知给我开了个什么药，让我下周先去
一个地方拍X光片，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处理。出了家庭医生的门，我手里捏着拍X
光片的预约单，药方单和看病的帐单一瘸一拐地走在寂静无声的路上。已经是晚
上了，外面却一点也不冷，风有点大，但吹面不寒。我算着要从身上拨多少钱出
来看病，虽然这里有医疗保险，但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出多少。也许还要动手术，
那倒是求之不得呢。如果我动了手术拄着拐杖去大学，办公室里的超男们（我们
办公室里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因为学业了得，所以我暗地里这样叫他们）会帮我
倒咖啡吗？ 一个人要接受18岁以后就终身残疾的现实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有时候我痛久
了又到处不顺的时候，兀自摸着膝盖，我想，亲爱的诸神把我带走吧，难道人间
是很好待的地方吗？但每当我看到听到或读到别人的苦痛经历时又会痛哭流涕，
人家不比我更苦吗？我比以前坚强很多了，一步步学会了克服恐惧和悲伤。我想
这是人类的本能，愈是外面的折磨多，愈是人会变得坚强。既然我喜欢作纪录就
把这一切纪录下来吧，上帝让我快乐我就纪录快乐；上帝让我痛我就纪录痛。这
不是个好故事吗？Yes，of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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