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汾河门前过 - 木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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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汾河门前过

作者: 简杨 | 类别: 文学 | 内容: 大陆文学 | 文型: 小说 | 评论: 投票

　　一　　我后来追溯自己为什么会学了医时，象很多事情那样，仍然还是追到了大姐的头上。　　我大姐丁汝兰在我很小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多天。我再见到她时，她嘴唇干裂，脸色枯黄。除了头发和眼珠的那点黑色外，她整个人似乎都被病房里的白色吞噬了。　　大姐问我：“强强，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会。” 　　“往哪儿记？” 　　“心里。” 　　大姐见我拍着自己的胸脯，便微微笑了起来。　　我小心地问：“大姐，妈说你就要上路了，在给你做新衣服。什么是上路？” 　　“上路就是死，”她凄然地说。　　我又问：“你不要我们了吗？” 　　她没有回答，眼睛里又复归呆滞。　　我走出来，看见我母亲正向一个医生哀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医生一边嗫嚅地说他会尽力而为，一边却退着走开了。我拉了一下母亲的手说： “妈，大姐不会死，要救她还得靠我。” 　　大姐重病痊愈之后，便开始和一个男人约会。男人叫黄国华，我和其他的几个姐姐都不喜欢他，嫌他丑，矮，还有慢性肝炎，根本配不上大姐。　　大姐约会的时候常去看电影。她每去之前，别的姐姐就说她应该把黄国华踢掉。每听到“踢”那个字时，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画面：我大姐正站在南宫电影院最高的台阶上，黄国华则抱着头从上面滚了下来。姐姐们对黄国华很不恭敬，一直到他和我大姐约会了好几个月后，她们还是当面叫他“喂”背地里叫他“小黄”，要多野蛮有多野蛮。　　我大姐嫁的那一天，母亲把正要走出门去的大姐和黄国华叫住。她对黄国华说：“小黄，我这个女儿受了很多罪，没有她，就没有我们这个家。她今天一走出这个门，就是你的人了。我现在让你好好照顾她，我也知道你会一口答应。可你把她带回去后，会把她怎么样，我却根本看不见。但我还是要请你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好好待我的女儿。” 　　黄国华走回来，认真地说：“妈，我现在怎么保证你都没有用，以后你就知道我的为人了。” 　　他和我大姐下了楼，门口的鞭炮响得震天。我回来的时候，听见另外两个姐姐在说大姐很傻，放着李家的大儿子不要，不知为什么，非要和人家崩。　　我这才记起，大概在一年前，有个年轻男子来过我家几次。他很英俊，每次来的时候，母亲总有些手足无措，让人家在过厅里的饭桌旁坐着。他话不多，等大姐的时候，一见我从屋子里探出头看他，便会笑一笑，叫我过去，让我玩儿他钥匙链上的水果刀。等大姐出来了，他就会马上站起，对母亲说：阿姨，我们走了，我晚上会把汝兰送回来。　　母亲有一次在他们走后说：人是个好人，但和你大姐终究是不相配。　　我的那几个姐姐正在贬低着黄国华议论着李姓的男子时，我母亲把桌子拍了一下，大声呵斥道：“我以后要是再听见有谁提起那个人的话，我就会把她的舌头剁掉！我以后要是再听见有谁背后不叫黄国华姐夫而叫他小黄的话，我也会把她的舌头剁掉！” 　　她这样发了脾气的三天后，黄国华陪着我大姐回门了。那几个姐姐齐齐地站在门厅里，恭恭敬敬地向黄国华问好：姐夫，你来了？　　可怜的黄国华却吃惊地把她们一一看过，又朝大姐和母亲看去，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母亲共有六个孩子——五个女儿，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我，老小。她一生象我前妻那样非常头痛大家庭，不止一次说到如果不是我父亲当时坚持，她在生完我三姐之后便会结扎。“这样一来，”她指着在三姐以后出生的我们说， “根本不会有你，你，还有你。”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一直有些国王的感觉，有一次听见她又那么说时，便自以为特殊地问：“连我也不要？” 　　母亲笑：“尤其是不能要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咱们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人，大家就有皮鞋穿，有好衣服穿，有肉吃。你看你惹了多大的麻烦。” 　　我知道母亲说的是玩笑，但很多年后，却觉得那也是她的真实心情。我父亲死后，一直没有出门工作的她，便开始做临时工：秋天时到菜窖里储存白菜，夏天在居委会折叠书页，平时家里还总有大姐从纺织厂领回来的棉纱，母亲拆了再让大姐送回去，增加零用。我相信母性伟大，但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种处境，我母亲其实早就非常无奈了。没有大姐的帮助，她是无论如何也伟大不下去的。　　大姐结婚的时候二十六岁。她人长得非常漂亮，据说曾有过两个外号：纺织厂皇后和大院之花。她出阁的那天，我们那个宿舍大院里，挤着看她的人很多。一直到她四十岁以后，我一个在电视台当编辑的姐姐还羡慕地说：大姐，你怎么能长成这样？大姐笑道：你不能什么都有，你得给我这个穷人一点儿活头。　　据说大姐正当年华的时候，追她的人很多。每一次对上门来找她的年轻人，她总是说：我的弟妹多，我要是嫁了你，你必须帮我负担我母亲这边的生活，要负担到我三妹有了工作时才行。我三妹今年才上初中。年轻人就退了。但听说有个人这么问过她：我想娶的是你，不是你们家人；再说，你凭什么觉得别人就得帮你？我大姐说：我凭什么你心里清楚得很。因为我长得比你见过的人都漂亮，因为我如果不是家境不好，你连话都不敢跟我说。你就是帮了我的弟妹，你还是得了好处。不过，现在你就是想帮我，我也不会同意了。那个人便落荒而逃。　　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象大姐那样的。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她就没有浪漫过。谁要和她谈恋爱，就必须先和她谈她的弟妹，如果不谈她的弟妹，就没有恋爱。如此简单。我曾觉得大姐古怪，那些年轻人可怜。我长大了之后还向大姐问起过关于她当年的传言。她笑笑说：我不是不懂浪漫，我也不是不知道凭着自己的容貌可以得到什么。我以前在大街上见过年轻人因为回头看我撞了车的，我也有在一个周末收到过四五封情书的经历，我还常在背包里发现电影票和礼物。追我的有高干子弟，也有大学生。我要是稍微自私一点，肯定会嫁一个比你姐夫有钱的人。但那些都不重要。你想想看，如果我只顾自己嫁得好，你和你四姐，五姐后来能不能都上大学？　　我摇头。　　她然后直视着我说：强强，我不图你的回报。但今后你要是不好好做人念书，我不会给你好看！　　二　　我在大姐家从初一时就开始住，一直到了高中毕业。如果不是遇见了我姐夫那样好脾气的人，我不会住那么久，也不会住得那么心安理得。　　我家住在汾河西岸一个工厂的宿舍里。桥西是太原人对迎泽桥西边那一大片地方的统称。太原市的桥，在当时有两座最为有名。一座是迎泽桥，从我记事以来就立在那里。在太原，被称作“迎泽”的地方和东西很多，如迎泽大街，迎泽饭店，甚至连一种肥皂的牌子也用了迎泽。这一切的得名全是因为一条叫作迎泽的大街。那条长街据说是专门为了迎接毛泽东到太原视察而建的。街道宽阔笔直，两侧建筑整齐划一，从太原火车站开始，一直通向汾河东岸，长达十华里，确实有些帝王气度，因此，太原人有时候会叫那条街是小长安街。把汾河东西两岸连在一起的那座桥，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叫成了迎泽桥。迎泽桥的北边，有一座古朴的水泥桥，是日本人占领太原期间造的，大家都叫它是洋灰桥。与迎泽桥不同，从那里经过的多是农民的马车和拖拉机，桥身窄小，一辆卡车就可把桥面占满。汾河在我的记忆里，大多时间是干涸的。自六十年代汾河水库上马之后，汾河在太原境内的流段就成了“浊汾”和“干汾”，只有在水库偶尔放水和雨季来临时，浑浊的河水才会缓缓溢满半个河床，艰难地流向远方。而那两座桥，相伴于干枯断流的河床之上，岁岁年年，虽经风吹雨打，陈旧不堪，但却依然顽强屹立。　　大姐家在太原市的后铁匠巷，从繁忙的大南门左转，那条巷子就藏在迎泽大街一连串建筑的阴影里。小巷里有一所在很著名的中学，叫作太原市三中。我上小学时母亲就把我的户口转到了大姐家，这样，我考初中的时候因为成绩还马虎，便顺利地进入了那所中学。我们高考的那一年，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上了大学。光我们那个班就有二十多个人上了重点，我和我前妻都在其中。　　后铁匠巷里清净整洁，太原旧城的一些影子依然能从一些古老的四合院中看到。那时，全城最高的一个建筑是迎泽大街上的八角大楼。每天，当我从大姐家的平房出来向三中走去时，就总会看到那座楼的背影。记得楼刚刚建成的那一天，我姐夫曾指着那座楼数来数去，告诉我它真的是有八个角。他又要我好好学习，要我将来考到北京去上大学，毕业了就在那里找个好工作；出差回太原时，说什么也要在八角大楼住一夜，他也好去看看那里面究竟是个什么样。　　记得初次见到姐夫时，我觉得他平常，甚至丑，但我后来就忘记了他的相貌。我因为从上初中时就几乎住在大姐家里，和姐夫的感情也就一半象兄弟一半象父子。他人很聪明，在太原一个工厂的试验室当修理工，回了家就是折腾无线电，家里到处是电极板。我上初中刚学电和磁场时，十分吃力。当物理老师将他的拳头当成两极转来转去时，我头晕眼花，很快就失去了方向。如果不是姐夫在家教我，我是不会越过那个坎儿的。越不过去，就不能考出省，就没有了后来的北京，更别提医学院了。　　在大姐家我共住了六年。后来离开太原到北京学习和工作时，我一想起家，倒不是汾河桥西边我母亲的家，而是大姐和姐夫的家，那条安静古老的小巷，早晨那在淡雾中有些迷蒙的阳光，路上那一大片被八角大楼的背影投下来的阴凉，姐夫用铜管给我做的一盏台灯，我们的一些笑声和争执。　　我姐夫的生活极其简单，由于他的肝不好，他一直不沾任何烟酒。吃过晚饭，他总是坐在房里摆弄那些无线电电极板。他背弓着，眼镜支在他的鼻梁上。我起初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时候他会兴奋地叫我过去，让我听那些静电的模糊的声音。他对我说他在装一个录音机，但和家里那个熊猫牌的半导体不一样，这个东西能让人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装好了，你就可以学外语用。” 　　大姐在纺织厂上班。她曾经做过劳模，好像不是万米无疵点就是十几万米。我很骄傲。但初中的一年，学校组织我们到纺织厂参观时，我却只觉车间里机器轰鸣，震耳欲聋。戴着工作帽身材弱小的女工们，匆忙地穿梭在车床之间。我当时非常难过。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也第一次懂得了为什么大姐会经常对我们说：声音大点儿，我刚才没听清楚。　　大姐坐班车去上班，接送站在铁匠巷附近的南宫电影院。南宫是一片乳白色的建筑，由于长年黄沙的吹打，颜色已有些灰白，但仍是迎泽大街上的一道独特风景。走进南宫，柳树深草比比皆是，晨练的人们很多，但南宫的大小角落却把人们隔开了，人仍然可以闹中取静。等大姐上了班车之后，我就找个地方去背单词，不多，一天十个。我曾想过，三百六十五天之后，就能背三千六百多，高中毕业的时候，十五万多个，没准儿英语词汇都没那么多呢。那样去想的时候，我总是不能不得意。我背了外语回来，大姐的班车已经不在了。晚上，姐夫把饭做好了，便会说，走，接你大姐去。他推着那辆二八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和我一起往南宫走。大姐回来的时候，头发总是凌乱了，脸上也有倦容。见了她，姐夫就把她手里的饭盒背包拿过去，然后把手张开，夸张地一指他的自行车说：老婆，专座！女工们就笑，说黄国华真是一个活宝。　　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姐夫让大姐先回去，说他要带我到夜市上看一会儿。大南门那儿有个很大的夜市，卖什么的都有。在亨得利钟表店门口，人们围成一堆，中间是一个简陋的砖灶，炉口里炭火旺盛，一口大得能让人跳进去洗澡的锅上正热气蒸腾。一个胖大汉子站在锅前，脑袋上放着块白不白灰不灰的毛巾，毛巾上是一团面。他手里拿着两片利而薄的刀片，汗流浃背，手起之间，刀削面便如片片飞花，飘入锅里。围观的人们连声喊好。汉子也就更加卖力地表演起来。但他不象别的做面师傅，头发根本没剃。姐夫问我想不想吃一碗，我说不吃，怕做饭的把头皮都掉进去了。那个人听见了，就把两个片儿刀停在半空，大声嚷嚷： “谁说的，谁说的？有种的你就给爷爷我站出来！”我和姐夫就往后面退。退了没几步，那个削面的又开始表演。我突然大着胆子吼了一声：“爷爷我不是没种，是恶心你今天连头也没洗就敢出来招摇！”那人就把面“噗”地一声摔在案上，朝我的方向走来。　　姐夫低声说：“强强，你快跑吧！不跑就没命了！” 　　我撒腿就跑。那个人追着，喊着，我用了快二十分钟才甩了他。我到了家后半个多小时，姐夫也回来了。问他怎么才回来，他笑说，他当时也是想跑的，但吓坏了，连动也动不了。后来又想跑，还没来得及，削面的却已经过来了，一把扯着他的领子问那个混小子朝哪儿去了。姐夫连想都没想，就朝铁匠巷那边指了一下。他往家走的路上，还碰见那个人，气喘吁吁地，说混小子爬上了房，没抓到，又谢姐夫给他指了路。　　大姐不干了：“你就真给人家指路了？你也不怕强强被人家打死？” 　　姐夫不好意思地说，他慌忙之中没有细想。　　大姐就把我拉过来让他看，说我从房上掉下来的时候，裤子都扯破了。　　姐夫盯了我一阵，大笑起来：“你都一米七多了，裤衩儿还穿大花布的？” 　　我以牙还牙：“你都快四十了，人家刑具还没有用，你就招了？” 　　姐夫憨然一笑道：“招了就招了。我早就知道自己是软骨头，关键时候有你就行了。” 　　三　　我那时候经常闯祸。初中的时候，我对一个叫王秀子的女生非常一厢情愿，总喜欢坐在窗口看她经过。她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当她穿着玫瑰红的裙子出现时，我总是想入非非。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男生给她献殷勤，就把那人叫到操场上打了一架，还把一块儿煤糕扔了过去，把人家的后脑勺儿都砸破了。煤糕什么东西？就是把煤面子用水和好，制成坯子，晒干了烧火做饭，比砖头还要硬的那种东西。那个人命大，居然没有被我打死。　　大姐和姐夫都被班主任叫去训话。班主任说丁强本来是个好苗苗，但最近上课时又写情书又发呆的，这样下去别说上大学出省了，连中学都毕不了业。　　大姐回了家，黑着一张脸，二话不说就从厨房里拿了一根撵面棍儿。姐夫说： “别着急，让我和他先说说。” 　　他就把我从他背后拉出来，说：“强强，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说你想到北京去上大学吗？可你这么下去，别说北京了，就是山西大学也不行啊。你看我和你大姐，没赶上好时候，没上过大学。你条件这么好，你怎么就不开窍？” 　　大姐不耐地说：“他是猪脑子，跟他讲道理是不行的，要打！” 　　我躲在姐夫身后说：“你又不是我妈，你敢！” 　　大姐听了便象一个母老虎那样扑了上来，嘴里还喊着：“你个混帐连我的话也不听了！你吃了我家那么多饭，我都喂狗了？你给我吐出来！” 　　我道：“吃就吃了，吐不出来了！” 　　大姐推开姐夫又一次冲了过来：“不吐我就打死你！把你的屁股打烂，打得象菜花那么烂！” 　　我跑了出去。当下就骑车返回桥西母亲家里。我赌气说，我再也不去大姐家了。母亲说：“你还以为你是老几，就怕你以后想回都回不去了。”我说：“回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我就有些后悔自己的举动了。我从铁匠巷骑车回桥西，要三十分钟左右，一天往返四次，清晨即起，天黑回家。太原风沙大，每到黄昏起风的时候，人就象在旋涡的中心，心里绝望而烦恼。尤其是当我骑到了迎泽桥上，在汾河上下那一片空旷开阔的地带，风刮得非常肆虐，骑到家里时，脸早已冻得麻木，等渐渐暖和起来时，牙齿又冷得让人痛苦。我跟母亲说我还想回大姐那儿住，母亲说她说了不算，我得自己和大姐说。可事情都过去两个月了，大姐对我还是黑着张脸，她那个样子弄得姐夫都不敢跟我怎么说话。一天中午，下起了大雪，我就到大姐家去了。没想到她那天倒班，在家。　　姐夫见我来了，就要盛饭。大姐把碗夺了，说：“你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 　　我扭头就走，姐夫扯住了我，又把一碗饭放到我跟前。　　大姐说：“你是想吃完了今天这顿饭就走呢，还是以后就不走了？” 　　见我不说话，她又说：“要是只吃这一顿，我就不废话了；但要是还想象以前那么住下，你就得守我的规矩。” 　　我低声问：“什么规矩？” 　　大姐就说了一大堆：不能和人打架，不能给女生写情书，考试要在年级的前五名之内。我统统答应。那天晚上，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大姐过来问我，那个女生漂不漂亮。我说哪有什么女生。大姐说，“你千万不能分心。先要考上高中，再上大学。凭你的长相，只怕今后是女孩子跟在你后面追呢。”我说，我谁也不要。大姐就笑，说，“那个人那么厉害呀。”我就吞吞吐吐地说，王秀子比我学习还好，以后肯定是要考到重点大学去的。我又告诉大姐说，她考哪儿，我就考哪儿。大姐叹口气：“你这么小，说说算了，千万别陷进去，搞不好，会伤害自己一辈子的。”我见她头一次这么和我说这样的话，就大着胆子问大姐是怎么和姐夫认识的。大姐说，她有次去医院看病时遇见了姐夫。姐夫多嘴，问了她一句话。如此而已。我问是什么话。　　大姐说：“‘那位女同志，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不相信地看了姐夫一眼，他还在那儿折腾那堆电线。　　“就那么一句话？”我问姐夫。　　姐夫看了我们一眼：“就那么一句。不过，你大姐那时眼睛里根本没我，这几年才变了，眼睛里快没有别人了。” 　　大姐笑笑：“行了，少说一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后来我悄悄问过姐夫，别人是谁。姐夫说是李家老大。我说人家没名字吗。姐夫说，是个外号，你知道人家名字要干什么。我说这外号听上去象个黑社会的。姐夫说外号是不怎么好听，可人家又有钱又有权，活得滋润多了。不过，我看姐夫说话的口气，他根本不在乎那个姓李的人，大姐也不在乎。我后来常听见姐夫这么说：“我要是象李家老大那么有本事，你就不会吃这么多苦了。”加级，分房子，提干，很多次他都半真半假地说过，还问大姐后不后悔。大姐说：“你要是他就糟了。”一段时间，那个人成了一个他们夫妻间调侃的话题。只是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听见里屋里大姐还在和姐夫说话。姐夫说：“其实那个人还是不坏的，你不要再记恨他了。”大姐说：“我早就不恨他了，要是还恨他，我就对不起你了。” 　　我后来就很少去接送大姐了。大姐常在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踪影。姐夫还是很执着，上下班的时候到南宫去接送她。他那一年更小心了，因为大姐有习惯性流产，而到冬天时她又一次怀孕了。他们每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我就听见姐夫在叮嘱大姐：你小心点儿，这儿有个坑。或是说，站在那儿别动，等我把这辆车往里面靠靠。　　但大姐的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她有一天去上厕所，刚进去不久便凄厉地大叫了起来。院子里的人都跑了出来，姐夫冲进去，一会儿把她抱了出来，邻居们帮着，把大姐放在一个板车上。我姐夫让我回去告诉母亲，说完便拼命地蹬着板车走了。　　我和母亲赶到医院的时候，大姐已经稳定下来了。医生对母亲说，不要担心，只是宫外出血，已经控制住了。正说话间，大姐又在里面大哭了起来，一个护士手里抓着一团血乎乎的纸，匆匆地走了出来，那个医生跟着她，我们跟着他们，一直走到一个女厕所门口。医生不让我们进去。两个人在水槽那儿把纸看了一下。我听见护士紧张地说：“不光有血，连组织都看见了。” 　　母亲就问我什么是组织。　　我说：“组织就是人肉，是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肉。” 　　母亲身体晃了两下，靠在我身上，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大姐在一个多月后才出了院。我姐夫蹬着板车，母亲坐在大姐身边，不时为她掩着棉被。我自行车上挂着大姐用过的脸盆和被子，慢慢地跟在他们身后。大姐不时睁开眼睛问：到家了没有？到了没有？　　我大姐以后再也没有回过纺织车间。她到工会做了干部，名字好听，但只是组织些活动，发电影票，给职工分东西什么的。我姐夫在大姐住院后，跑到大姐单位的人事科里，一反常态地闹，要人家给大姐换工作。人家说不行。我姐夫问为什么。人家说丁汝兰是市劳模，不当纺织工了，怎么行？姐夫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老婆反正是不能回车间了。但无论姐夫怎么说，大姐还是调不出来。姐夫就找了个人。那人给大姐的单位打了个电话，大姐就从车间里调出来了。　　“你有这么神通广大的朋友？”我问。　　“算不上朋友，”姐夫说，“强强，这事儿你谁也不能说。你要说了，我以后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了。” 　　大姐从医院回来后，姐夫依然接送她上下班。有一回，我又跟他去接大姐了。在班车门口，姐夫说什么也要让大姐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位上，他则走着，推着大姐。走到铁匠巷附近，姐夫对我说，我们先回去了，你自己慢慢走吧。然后他蹬上车，突然把身体从自行车上立起来，在无人的小巷里把自行车扭来扭去，大姐骂他疯了，他只是大笑，两个人很快就消失在远处。我慢慢走着，不由幻想着自己今后会有的相似的幸福，我想拥有他们两个人一样的笑声。当然，载着我和王秀子的，绝对不会是姐夫那辆破自行车了，而是火车、飞机、游艇之类更高级的东西了。　　一年之后，大姐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忙着给他起名字，酸的有象黄书桓，土的有象黄保国，洋的有象黄约翰，怪的有象黄璜的，反正什么名字都有。念出来，连起名字的人都恨不得要抽自己嘴巴子。我一向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说，小名她已经想好了，叫棒棒。大名谁也不能起，得姐夫起。我姐夫脱口而出： “黄志达，志在必达。”我笑道：“这么有学问！”问他儿子将来要达什么志，姐夫说，“没什么志，就是上个大学，找个好工作，不用象我们这么辛苦。” 　　棒棒生下来的时候，姐夫的录音机也快做好了。一个晚上，他叫我和大姐都过去，得意地按了一下，棒棒的哭声就从里面响了起来。姐夫催我们说话，我说： “姐夫，你真的做成了？”他说：“我从不吹牛。”大姐这时正哄着棒棒，说棒棒听话，睡觉吧。姐夫就把磁带倒回去，将我们三个人的声音重复着。他得意地问：“怎么样？” 　　正说话间，电停了。我遗憾地啊了一声，姐夫叫大姐把所有的电池找来。大姐就借着月光忙碌了一阵，把电池都堆在姐夫面前。录音机又可以用了。姐夫说： “你们不能光说话，唱点流行歌曲什么的，也对得起我的辛苦。”我让大姐唱。姐夫笑道：“她的嗓子不能听，一唱歌就会把棒棒吓醒的。”大姐笑着把棒棒递到姐夫手里，走到了里屋，一会儿她出来了，哧地一声划着了一根火柴，火苗照着她微笑的脸。她把几滴蜡油倒在桌上，把蜡烛放好，说：“强强，你念一段外语吧。” 　　我就把英语书拿出来，结结巴巴念了一阵。姐夫抱着棒棒，拍着他的背，笑眯眯地看着我。　　四　　黄志达黄棒棒长到三岁的时候，依然还是一个干瘦丑陋的小孩儿。人们说孩子没有丑陋的，但他实在是丑，两只眼睛眯缝着，脖子里和背上全是象鸡皮那样的点子，就连我母亲都悄悄说：实在是丑，没一点你大姐的样子，丑得连你姐夫也不如，将来怕是连老婆都找不到。　　但等我大一的时候回来，棒棒已经脱胎换骨。我一走进大姐家的院子，就看见一个很清爽的小男孩儿，盯了我一阵后，就很伶俐地叫我六舅。我疑心自己听错了，便问他他爸爸叫什么。他说：“我不光知道我爸爸叫什么，还知道我妈叫什么呢。”我就让他说。他说是丁汝兰。又问他怎么还记得我，姐夫已经从屋子里出来了，说大姐经常拿着我的照片让棒棒看。　　我说：“棒棒变得连我连不敢认了。” 　　姐夫得意地说：“可不，我以前都吓坏了，以为他会长得象我这么丑。” 　　过了三天我又去，棒棒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儿，见了我也不说话了也不喊舅舅了。我拉住他问，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说认识。　　“那我是谁？”我问。　　他说：“你给我买个冰棍儿我就告诉你。” 　　“混帐！”我笑着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走进屋我对姐夫说，“你这儿子刁得狠，长得象我大姐了，不知性格象了谁。” 　　棒棒在外面听见了：“我妈说象你！” 　　我对姐夫说：“你得管教一下这个小东西，他凭什么骂我？” 　　他说：“你凭什么先骂我儿子混帐？嘿嘿，你活该。” 　　棒棒的聪明觉悟还体现下面这件事情上。我有年回去过暑假时，棒棒非要让我给他讲故事，讲了很多，棒棒还是不肯罢休，我就给他讲曹操兵败的故事。这故事是姐夫在我小时被我逼急了编出来的。话说曹操仗败之后，带着败兵三千来到太原，当时汾河边上的洋灰桥还是一个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木头桥，一次只能过一人一马。每次要走二十多分钟，姐夫便模仿着马蹄的声音：哒哒，哒哒－－－－－－哒的我烦了，说什么时候才能全过去。他说明年夏天吧。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我想起了旧事，便问他，人马总算过去了，后来呢？他说后来曹操又打了一仗，又是大败，又只好回到洋灰桥，哒哒，哒哒－－－－我说算了，你骗人。　　我刚给棒棒讲起了这段三国，姐夫就笑，说：“你都上重点大学了，还是这点儿水平啊？” 　　我也不理他，只是给棒棒哒个不停。小家伙突然问：“六舅，曹操当时在汾河哪边儿啊？” 　　“东边。” 　　“他要去哪儿养兵呀？” 　　“山东，”我随口说。　　他就跑了。　　我就问姐夫他们最近单位怎么样。姐夫说清贫些，还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你大姐就不行了，一天到晚回来说单位要精简，工作都快保不住了。大姐说，你姐夫这个人胆小，已经愁得睡不着了。我问她，要是被减下来怎么办。　　“我去做衣服，开个店什么的，”她道。　　“算了，减下来就在家呆着，你那个身体还不如我的，”姐夫说，“我到外面揽点儿活，帮人家搞点儿装修什么的就行了。” 　　大姐就告诉我，姐夫现在晚上在帮一个公司看大门，早晨再去上班，很辛苦。　　我听了很难过，说我毕业了以后，会想办法帮他们。又问姐夫他最近的肝指标化验结果怎么样。他说基本上还能控制住。　　正说着，棒棒拿着一本地图走过来，“六舅，你错了。” 　　“我错什么了？” 　　“山东在山西的东边，要去得过东山，出娘子关。洋灰桥在姥姥家那边，靠西山。曹操要过了桥，就到西山了，出了西山，就得过山西西边，再过黄河，那他就越走越远，不是往陕西去就是往内蒙去了。他要去山东，根本不要过桥！” 　　我目瞪口呆，大姐姐夫则笑。　　“你连七岁的孩子都哄不了，你能毕得了业吗？我是不敢靠你的，”姐夫说。　　“这故事最早还不是你说的？是你说的臭！”我争辩道。　　大姐把儿子拉过来，亲了一下。　　我回了北京以后，大姐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已经下岗了，在桥西附近开了一个店，生意还马虎，只是刚开张，她又木讷，方方面面打点不过来。又说不光要对付税务街道，还有些难缠的顾客。“但你不要担心，老天没有绝人之路。棒棒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成绩总是班里的第一名。有那么一个儿子，我和你姐夫什么苦都吃得下。” 　　我一直没有把大姐和自谋职业者联系在一起，也不知道她的艰难。每次回家也很少到她的缝纫店里去过。　　大三暑假的一天，我在姐夫家吃过饭，带着棒棒去给大姐送饭。那天刚下过雨，路上这里一个坑那里一滩水，大姐的店前用灰渣铺了一条小路。　　棒棒突然说，“六舅，骑过去，骑过去！” 　　街的那头停着一辆皇冠，象葡萄酒一样的暗红色。车身上滴着晶莹的雨水，幽红的漆面映着灰的建筑，绿的杨树，车轮附近到处是零落的树叶白花。在那个简陋陈旧的住宅区里，它就象是一位绝代佳人。棒棒那个小家伙最喜欢汽车了，我便朝路那边骑去。这时，一个男子匆匆从大姐的店里走了出来，我来不及躲闪，一下子撞在了他的身上。男子穿着考究，浅色的裤子上溅满了泥水。我连声道歉，他只是退了一步，头却连抬也没有抬，便朝那辆车去了。发动机响起的一瞬，棒棒摇着头，有些遗憾地说：“好看是好看，就是车发动起来的时候声音太小了，不气派。”我好笑地说，“棒棒，那才是好车呢！”汽车从我们身边飞快地驶过，很快就消失在小巷尽头。　　走到店里，大姐正望着窗外，眼圈有些发红。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顾客对她做的东西不满意，骂她把布料都毁了。　　“是不是刚才那个男的？”我问。　　“是。还说早知如此，不如到商店去买。” 　　我说：“混帐！装什么装？那就早去啊！” 　　棒棒也用小手拍了一下缝纫机：“混帐！” 　　大姐便笑道：“你也会骂人了？” 　　大姐又问棒棒作业做了没有。他说都做了，还帮爸爸扫了地。大姐爱怜地看着他，突然自语一样地说：“有这么好的儿子，老天不是偏爱我还是什么？” 　　五　　从初中时为王秀子砸破了别人的脑袋起，我已经喜欢她好几年了。到北京上大学后，她已经很少穿红色的衣服了。她说她穿红衣服根本不象我想的那么浪漫，而是出于一种无奈。我问为什么。她说她总是捡姐姐们的旧衣服穿，那时候衣服的颜色又单调，除了红的还是红的，她早腻了。她说她穿红衣服根本不象我想的那么浪漫，而是出于一种无奈。如果她今后有了钱，她是一点红色也不要的。对她来说，红色代表穷，过去，无可奈何，没有口味。她要中间色、蓝色、丁香色，墨绿色、白色、黑色……我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她又告诉我，她虽然象我那样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但却从没有象我那样，和兄弟姐妹们关系亲密过。　　有一回，我们两个人躺在园明园一片金黄的芦苇里，她说她心里很难受。因为那天是她小妹妹的祭日。她伤感地说，“我小时候最恨她了，她死的时候，我还高兴过。” 　　她有兄妹五个，家境贫寒。她小时最向往的是一双白球鞋，但母亲从来没有给她买过一次。所以，每当学校有运动会和演出时，她就一个人躲在家里用白粉笔往鞋面上涂色。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穿着那么一双鞋在正式场合抛头露面简直就是耻辱。母亲很溺爱她的妹妹，从没有骂过她，秀子和妹妹吵架时，母亲责备的总是秀子。秀子曾在夜里祈祷过世界上只有她，而没有妹妹，也想过如果父母的孩子少一些，她母亲对她的爱就会多一些。每一次这么想的时候，在她的黑名单上，她第一个划掉的就是妹妹。一天，她下学回来，见院子门口围了一堆人。进去看时，地上有一滩血。邻居说，她的妹妹爬到一辆小轿车上玩儿，司机倒车时没有看见，把她甩了下去……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爱过我自己，”她说。　　我把她抱在怀里，告诉她，我爱她，胜过我爱我自己。　　她泪光闪闪。　　我们喜欢在黄昏时到学院路上散步。秀子有各种各样的怪想法，比如说，看见一个将夹克衫和西裤搭配在一起，手里提着尼龙袋的面色从容的中年男子时，她说：这个人最起码是个讲师。我说我同意，因为我的老师们基本上都是那个打扮。她又说她能看见我十几年后也这么在学院路上走着，红尼龙兜子里上课时放讲义，从食堂出来时放馒头，后座位上夹着一袋大米，车把上挂着用粮票换的鸡蛋。我说，“你别糟蹋我了，你糟蹋我就是糟蹋你自己。” 　　“何以见得？”她问。　　我说：“十几年后能逼着我到农贸市场拿粮票换鸡蛋的人，肯定是你。” 　　她满脸飞红：“我才不会嫁给你呢。不过，我在路上见到你的时候，我会说：啊呀，丁强，十好几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儿啊？”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才把秀子带给家人看。大家很早就知道我曾经为她差点儿把人打死过。秀子走进我家的时候，她的手微微发抖。我一一介绍着，她一一叫着大家：大姐，姐夫，二姐……作为这个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我时常感到我自己不止是有一个母亲，而是有六个，且是六个特别爱我特别为我自豪的母亲。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被这些母亲强迫着穿过她们自以为最适合我的衣服，被她们干涉过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和交什么样的朋友。她们为了我，不仅互相争吵过，还一起设计过我的未来，想象过那个将来会成为我的妻子的人。当我做了她们认为不对的事情时，即使是在我上了大学之后，我的耳朵还被拧得发红过。所以，当秀子和我走进母亲那个狭小的单元房时，五个姐姐和一些姐夫齐齐回头看着我们的时候，我突然有了冷汗。那天不光人多，大家还一人手里拿着半颗西瓜，正吃得昏天黑地。我们家有那样的习惯已很多年，夏天时，吃过晚饭，把西瓜打开，一起说笑。那天，也是一样。大人们有的站在厨房里，有的坐在过厅里，我的外甥们则跑来跑去。　　五姐把一颗西瓜从中间开成两半，“这是你们的。” 　　秀子看了看，说了一句话：　　“我胃口小，只吃一块儿行不行？” 　　说实话，那种瓜并不大，因为不大，大家才一人拿了半个吃。　　“行啊，怎么不行？你别客气，就当是在你自己家里一样，”大姐说着就叫姐夫去切瓜。但秀子又说了一句话：“我去切吧，我喜欢切成块儿放在碗里用叉子叉着吃。”我听了就在桌子下面踩了她一脚。　　秀子话音刚落，大家就立刻安静了下来，连孩子们也不跑了。静得真是连一根针掉了都听得见。　　五姐也算个太原市文学届的名流，经常写些教女人怎么坐站吃穿、美丽动人和擒拿配偶的文章。她听了那话便走进厨房，很快就用一个盘子盛了几小块瓜，端到了秀子面前。她然后微微笑着对孩子们说：“你们以后也得斯文点儿，你看你们，哪儿象吃瓜，倒象洗脸。” 　　大家马上也恢复了正常。　　秀子走了以后，我问大家王秀子怎么样。　　大家都说不错，说罢就又接着吃瓜。五姐快人快语：“强强，你是想听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真话。” 　　“长的很漂亮，做派很精致，”她说着已经忍不住笑了。　　四姐说：“你不就是一天到晚在教人精致？” 　　“嘿，那不过是文章，这可是生活啊！”五姐反驳。　　大姐说：“人家不就是没象你那么抱着西瓜大吃嘛。” 　　五姐反驳说：“不是没象我，是没象你，没象大家！每个家有每个家的传统，强强说王秀子也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可她比我教出来的那些女读者还出色，你们愿意让强强找这么人吗？” 　　姐夫笑道：“你住嘴吧，再说一句话，强强就要恨你了。” 　　大姐说：“你要再说，连我也要恨你了。我看人家挺有个性，实话实说。胆儿小的，一进来看见我们的样子，吓都吓跑了。如果人家把你给的那半颗瓜吃了，你可能又会说别的了。” 　　我追着大姐走到厨房里：“大姐，你说的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平生最恨别人干涉他人的恋爱。做家人的，最多只有资格给你提一些参考意见，说多了就过分了，”她说。　　“我想一毕业就和她结婚，”我说。　　大姐看了我一阵，微笑着：“好啊！希望你将来老了想起自己的恋爱时，还是觉得那块儿煤糕不扔不行。” 　　六　　我在毕业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把医放弃了，去药厂工作。二是做实习医生，去北京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但会清贫。我心里是想去医院的。但秀子说，去药厂吧，医和药都差不多，医就是药，药就是医。我知道她是装傻，便说：如果医能和药一样，男的就和女的一样。亲爱的，你就和我一样。她想不出别的话反驳我，只好说：医院就医院吧。　　我们没有家，她和我都住集体宿舍。我的室友因为我和秀子新婚，特意把宿舍让给了我们，自己则搬到隔壁和别的哥儿们挤了几个晚上。但他的日用之物却没有搬去，一早一晚，他都得过来拿东西。他先小心地敲门，跟我很不好意思地道歉，说他不是成心的。他一会儿拿走了短裤，一会儿又回来说他忘了牙刷。他是个妇产科大夫，我不能让他臭烘烘地去上班，玷污了我们医生的职业形像。我把东西递给他之后，就又接着和秀子温存，发誓说：凭我的能力，几年之后我一定再也不会在这种地方住了。她闭着眼睛问我那会住在哪儿。我说：住一个独家的小楼，面向大海，听得见涛声，闻得见海风，落地的窗子，满院的鲜花，阳光是阳光，蓝天是蓝天。她说：你说的不是北京吧？我说：当然不是，是加州海滨，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到那里落脚的。她嘻嘻地笑：你是个骗子，不过我原谅你。　　秀子那时还没有象后来那样能入骨三分地挖苦我，我还有很多庆幸的感觉，觉得我妻子不俗，觉得自己真是找到了象大姐和姐夫那样相濡以沫的爱情。　　新婚的生活很快就不浪漫了起来。我记得有那么一夜，室友去外地出差，我和秀子已经上了床。半夜两点的时候，室友回来了，见了我们非常尴尬，说他没想到，要知道秀子在，他就会在火车站蹲一夜的。秀子躲在被子里对他说：你出去一下好不好？室友便到走道里等。秀子开始穿衣服，内衣、衬衣、衬裤、毛衣、外套、大衣……我问她你要去哪儿。她暴怒地说：哪儿都行，只要不是这里！她往楼下冲，我在后面追，在宿舍楼下面的小路上，我拉住了她。　　“我们有了房子就好了，”我说。　　“你哄鬼。你们室主任都四十了，还和老婆挤在筒子楼里，他老婆把他的内裤洗了就挂在女用洗手间里。图案是米老鼠！你不知道吧？！” 　　“大家刚来时都是这样，慢慢就会好的。” 　　“什么是刚来？刚来是三天，一个钟头，最多不超过一年！就算你是刚来，他也是刚来？” 　　“你要我怎么样？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我也得那样，谁都要经过这一步。” 　　“我就不想那样！” 　　“不那样你要怎么样？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不那样！”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办？” 　　“走，出国！”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走了？！” 　　“你连托福都没考，你根本就不想走！” 　　两个人吵着，叫着，拥抱着。回到宿舍来，室友已经酣声如雷。秀子和衣躺在我的怀里，眼睛看着窗外，直到天色微明。　　她自那以后就再也不来我的宿舍，说她不能丢人了。后来每当我要碰她的时候，她便把我的手拿开，说她不能为一时的生理快感而害人害己。在我们结婚后的两年里，她怀孕两次，也人流两次。都是她做的决定。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的室友是主刀的医生。他悄悄对我说：“你老婆是医盲，你难道也是？她以为子宫里长的都是猪油，多刮一层她就能苗条一点儿对不对？”他又说：“我从没见过女人躺在那儿了，还能象你老婆那样谈笑风生的。”我辩解道秀子其实是个胆子很小的人，说笑一下不过是给她自己壮胆罢了。室友冷笑道：“那也要看是怎么说笑。”他然后又说，秀子想做结扎，他不干，说这事儿他不能不让丁强知道。秀子就笑道：“你和丁强说干嘛，他还不放心你的技术呢！你没准儿会把韧带当成输卵管的。”我听了以后不语。室友又说，“她不是没把她放在心上，就是没把你放在心上，横竖你小子以后是没好日子过的。” 　　我和秀子婚后第三年的元旦是在她的办公室里庆祝的。她点了几根蜡烛，和我举杯说：“争取明年就考出去，下个元旦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加州过就是在芝加哥过。”她之所以提到芝加哥，是因为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在芝加哥念书。他叫徐力，一直鼓励我们俩出去。　　我在北京念书和工作的时间共有十年。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特别，不安和诱惑连在一起。比如长安街的风景很美，但我却是一个过客，那种雍容之气让我总是充满了敬畏。又比如北京的公园不错，但我的身份尴尬，忙着谋生已经无心欣赏，但仍会对亲戚朋友说，北京最美的地方是某某公园的柳树或某某园林的芦苇。好像我真地习惯了北京，和北京有了默契。北京是一个要么能让男人站起来要么摔下去的地方。摔的人居多，所以当一个人摔倒的时候，人们都因为习以为常，已不在乎听到头骨粉碎的声音。但当一个人侥幸站了起来的时候，他却也听不到应该听到的喝彩。站立本来是一个非常动人诱惑的过程，但到一个男人终于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他却会询问自己，以往的坚持究竟值不值得，甚至还会怀疑自己过去的神经是否出了问题，因为很多能在别的城市轻易得到的东西，在北京，人却要多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我一直就是那么仰视着陌生的北京，蜷缩在北京，心态一直和它有着无限的距离。我逃离北京的时候是二十八岁，对我来说，站立不站立已全无诱惑了，站着和躺着一样都是空空荡荡。其实，我在把秀子都赔给北京之后，就已经开始知道，自己的人生连空荡二字都算不上，只能用负数概括。　　后来，在太原的一家医院里，一个病人听见了我的北京腔后，问我是不是个北京人。　　我说：你不是拿我幽默吧？　　七　　我的一个同事出国后，把他在学院路的房子借给我住。这样，在结婚三年之后，我和秀子有了一个借来的家。　　那年夏天，徐力从美国回来探亲，从北京过站。秀子对我说，以前很内向的徐力健谈了，甚至还豪爽幽默了。　　他到我们那里来了几次，对我们说，饭店他是不去吃的，豆浆大饼就行。他还在我家的冰箱里发现了秀子做的一碗红烧肉，也不管上面的白油，拿起一块就放在嘴里大嚼，说：“真它妈地好吃！” 　　我老婆笑着说：“美国人民连肥猪肉都不给你吃，你回来算了。” 　　笑得温柔，细致。我出神地看着她。　　那一晚，徐力在我家喝醉了。我把他扶到沙发上，让他躺下。我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拉住了我的胳膊，含糊地说：“丁强，你真傻，出去要干什么？” 　　我笑道：“你不能自己发财了，就不让我出去蹭点儿油。” 　　他又说：“你知道什么？你以为出去是享福对不对？我这几年倒是挣了好几把美刀，本来这次回来也是想要孝敬父母的，可一回家才知道，我妈已经去世了。我妈去世了还不说，我大哥前年也出车祸死了，嫂子已经改嫁了，我连我侄子长的是什么样儿都不知道。” 　　他嚎啕大哭。　　我愣了一下，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已经酒醒了，坐起来说：“人死了，家里都没有告诉我。说不告诉我是因为我走的时候连机票钱都是借的，回来了也不能让死人复生，反而会增加我的负担。我妈已经六十了，我开导自己说人都是要死的，哭一场也就过去了。可我大哥才三十五岁，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死了兄弟比死了父母还让人难受，我自己的好多地方也跟着我大哥一起死了。” 　　徐力第二天醒来，有些不好意思地我们说：“我昨晚失态了，你们别为我的醉话就不想出去了。还是出去的好，象丁强这种医生，一年最少也可以挣十几万美金。” 　　秀子说：“梦里去挣吧。他已经联系了好几次了，没有什么结果。” 　　我老婆对于徐力的热情超乎了我的想象。在那个星期里，她给徐力介绍了六个对象。登门而来的女子都很美，有的真美，有的假装，有的年轻得象国家妇联要保护的未成年儿童，有的则已经在婚姻的市场上丧失了年龄优势。我突然发现我老婆的口才非常地好，她象个人贩子似地对那些人推销着徐力，但她却很无私，因为她把那桩过埠新娘的生意做成之后，并不会得到任何回扣。徐力在她给女孩子们的描述中，也变得英俊高大了起来，就象她以前眼睛里的我一样。　　徐力没有看上任何一个：这个个子太高了，那个体型太单薄了。或者那个还行，但学的是东语系，出去和文盲差不多，他就象进城干部找了农村老婆，以后一辈子会在经济上站不起来。或者说那个学计算机的还可以，就是太美了，出去了怎么会和他安心过日子？　　我实话实说：“老兄，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你不是在国外，这些人连头都不会低下看你一眼的。” 　　“丁强！”秀子厉声道，然后又笑着对徐力说：“丁强就是直性子，你不要见怪。” 　　徐力离开我家之后，我和秀子大吵：你为什么那么积极？他不就是在外面念个书吗，穷得连他妈死了都不能回来安葬！你欠他什么？他凭什么看不上人家！不就是因为他在美国吗？你没看见他穿的鞋，鞋底儿比你的高跟鞋还高？哪个女孩子配不上他了？你怎么了你？　　秀子很长时间也没有反驳。当我以为她正要认错的时候，她镇静地说道： “我没怎么着，美国两个字让他长的比你都高。” 　　说完她就打开门，竟走了出去。　　那一夜，她没有回来。　　两天以后，徐力要回美国了。临行前，他来我家吃饭。我有些醉意，吃过饭就去睡了。不知过了多久，客厅里秀子和徐力的对话传了进来。　　“真对不起，这次什么也没有帮你，”秀子说。　　“有你这片心就行了。” 　　说这话的当然是徐力。　　“象你的条件不会没有人爱的。其实那些女孩子各个不错，你怎么一个都看不上？” 　　“她们没有谁象你。” 　　客厅里沉默了，时间对于我，则象停滞了。　　“不要这么说，我已经是有家的人。” 　　“相识恨晚。” 　　我老婆先是沉默，然后就抽泣了起来：“你说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我，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望着天花板想，房顶这时候要掉下来就好了。我死了，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我也可以成全她了。　　徐力走后的那个晚上，我对秀子说：“我们离婚吧，你和徐力去吧。” 　　她有些吃惊地看着我：“你疯了？” 　　“没有，你这么年轻，再晚一些就出不去了。我不能耽误你。” 　　我望着她，心里滴血，眼里有泪，恨不得要跪下来求她。只要她说不走，她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秀子开始哭，说了很多话。她说我是她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当配偶成了最好的朋友时，我还能说什么？），除亲密关系之外，还是彼此之间的后援（这下连朋友都不象了，倒象邻居或是同事似的，她还要说些什么？）。丁强，我很痛苦，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我有多痛苦（是的，我真的不知道，亲爱的，你得告诉我！）。我知道我无耻，但我控制不了自己，同时爱着你们两个人。我们是患难的夫妻，我们在北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这么逼我去选，你也太狠心了…… 　　都是我的过错。我已经无话可说。走出了家门，我一个人朝健翔桥走去。我想起很久以前我们在学院路上漫步的情景，她喜欢把手装在我的口袋里，和我的手指交错在一起。有一次我的口袋破了一个洞，两个人的手指都露了出来。她便一次次把手放进去笑着。后来她从破洞里把中指竖起来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手势在英语里是骂人的意思？”我把她的手按下去，故意说：“不知道。”她不死心，又说：“如果你交了两份大排的钱，食堂卖饭的却给了你一份，你会说什么呀？” 　　“靠。” 　　她大笑：“我还以为你真的不知道呢！” 　　我想到那里，不由苦笑起来：她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回了家来，秀子说她爱的是我。我问：“这么快？你敢肯定你不爱他了？” 　　她点头。　　夜里我刚醒来，就见我老婆的两只大眼睛象夜猫那样地闪亮着。我静静地躺着，听到自己的心在暗夜里痛苦地跳着，听见自己脑子里一些没有头绪的思考，我甚至觉得自己还听见了她眼珠轻轻转动的声音。我下了床，走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秀子背对着我望着窗外的夜色。一些银杏树的象扇面一样的叶子，和着一些星光从窗帘的缝隙间映了进来，装饰着我们那个静如死水的卧室。我不想坐到她对面看她，虽然我并不知道她的心路已经蜿蜒到了何方，但我知道，任何一个方向里都绝对不会有我。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两个人近在咫尺而心却远隔千山万水。　　“秀子，我们还是分开吧，”我轻声说。　　“你怎么了？” 　　我说：“我们分居吧。你知道你已经不在这里了。” 　　“胡说，我这不是和你在一起？” 　　我说：“心不在了，还有什么一起！” 　　半年以后，我把我老婆送到了北京机场。为了她的出行，我几乎用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我大概是生活里最虚伪最高尚最爱老婆也最无用的一个男人了，我已经和她离婚了，但我去送她的时候依然柔情似水，痛不欲生。当我把每一点积蓄都化作她行囊里的那些零碎时，我的痛苦却并没有随之减轻。以后的很多年里，我的朋友和亲人们，不止一次地说到王秀子是一个没有心肝不顾廉耻的女人，而每一次我都会为她辩护。我并不是不曾恨她，她把我抛弃在了北京那样的地方，而我一个人是没有勇气面对北京的。但为了她在我的集体宿舍里受过的委屈，为了她在手术台上装出来的无畏，为了她那些由于贫穷而不能跟上时尚和体现品味的衣着，我不能让自己恨她。　　她朝海关走去的路上，一直没有回头看我，我在人群里踮起脚，看着她穿着淡蓝毛衣的身影消失着。我挤到了人流的前面，从匆匆的行人中捕捉着那点蓝色，如果我不那么看她，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她突然折了回来，疯了一样地跑了过来，吻着我，揪着我的头发，用指甲掐着我的皮肉，抱住我的脖子，毫无羞耻地哭着。　　她说：“你一定要来，用不了一年你就可以来，我拿的是全奖，你不会有问题的。” 　　我摸着她的头发说：“我答应你，我一定去。” 　　八　　很长时间，每当看到一个穿淡蓝色衣服的女人的身影时，我都会想起秀子。哪怕那点兰色是掩藏在万紫千红之中，象提示悬念一样仅仅露出一角或很快闪过，我仍然会想起秀子在我面前最后消失的瞬间。秀子的影子还在一些女人的项链的宝石上晶莹闪烁过，在她们的戒指上优雅地映着阳光把我的眼睛刺痛过。所有这一切都会让我想起她，她在我的生命里是如玫瑰一样鲜艳地登了场，却象月光一样缓缓地消失着。　　送走她之后的某一天，我把电话断了。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黑夜里电话的铃声让我害怕，我怕在突然拿起电话的一瞬，听见她的呼吸，心跳以及她头发摩擦话筒的声音。她的声音仍如妙龄少女一样温婉动听。她哀伤地从太平洋的那边叫着我的名字，清晰得象仍然躺在我的怀里一样。但暗夜无边，一切都已遥遥远远。　　我开始一边清理着我们的旧物，一边盘点着自己和她的生活。在一本旧书里，我发现了一张我高中时的合影。在郊外的草地上，秀子大笑着，她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看上去仿佛是躺到了我的怀里。　　在没有北京之前，在没有托福之前，在没有徐力之前，我曾坐在教室的窗口，望眼欲穿，等着穿玫瑰红裙子的她经过。　　我开始在深夜里把耳机戴着，听各种伤心的音乐。半夜醒来，静电的声音刺激着我的耳膜，我头痛欲裂。我听过很多曲子，象萧邦那样华丽精致的痛苦，还有一些港台歌曲里的闲愁。但听的最多的是二泉映月，听那种倾诉的感觉，觉得自己不时地被一个无比温柔的灵魂触摸着。我想着那个盲艺人风流热闹的一生，往者匆匆，烟花知己无数，但最后接纳他的女人让他安然去死的女人，平常，善良，让他死得轻松宁静。归宿是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而我曾以为最后同我一起营造归宿给我双手的人，就是那个我在窗前等过的人。我在阿炳痛苦的觉悟里苦笑。　　我的朋友们说我自从离婚之后非常细腻，说我这时候再去下手，定然会套到最美丽的人鱼。　　我不喜欢泡吧，不喜欢风月场里的女人。我象一只蝙蝠那样昼伏夜出，眼睛里血丝密布地坐在我的老计算机前，和网上自称是女人的人们说话。　　我坐在网络的虚无空间里，在词语暧昧的聊天室里游走，我的网名越来越大胆无耻，每一次上去时，我便说自己是北京的单身医生，想和善解人意的中年女人说话。一个叫温柔少妇的人很快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对话起初很简单，ＨＩ！是吗？你在哪儿？在哪里上网？你做什么工作？把电话给我吧！你今天想我了吗……直到有一天，我们相互挑逗着，我失控地从字里行间中跌跌撞撞地走着，无边的网络把我引到那个面容模糊的女人跟前，她说她愿意紧紧地抱住我，吻我，安慰我。　　她又说：亲亲，你是知道我能给你什么的。你知道我心里想和你说的话吗？只要你愿意…… 　　我似乎看到她胸脯起伏，双目含春。她的呼吸越过无尽夜色，温熏暧昧地吹动着我前额的头发。　　我说：我知道，宝贝。　　温柔少妇沉默了很久，一行字出现在屏幕上：那你快说啊，亲亲。　　我的热血上涌，仿佛感到一个女人的如兰的芬芳和饱满的肉体就近在咫尺，我心旌摇荡。　　她又说：亲亲，我等不及了。　　我一下拔去了电源。屏幕一片黑暗。我坐在那里，人仿佛从万丈悬崖上踩空，在不可控制的坠落中一边恶心着我的无耻，一边等待着灵魂最后着陆时我脑浆四射的毁灭，和头骨破裂的那声轰然巨响。　　我把右手比成一只枪的样子，食指顶在太阳穴上。　　“啪！” 　　我轻轻说。　　半年之后的一天，我经过健翔桥。仍是一个夜晚，两面楼房的灯火闪烁的窗户里流泻出我早已失去的幸福。人行道上有两个年轻人正在散步，男孩子用手从女孩子灰色的风衣后绕过去，把她揽在怀里，她的头埋在他的胸前。两人亲密无间地走着。我很久以前也这样过，我握着秀子的手，对她说：我爱你胜过我爱我自己。再早些年，我的大姐姐夫也是如此地满足于这种简单的爱情，象西方人的婚礼誓词所说，“无论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健康还是疾病，唯有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 　　我决定离开北京。秀子的信堆在一堆啤酒瓶子前，有的拆了，有的依然封着。共三十二封。上面贴着我陌生的有异国情调的邮票，她的地址上不再叫她是王秀子而成了秀子王。她的信从她年底离开北京写起，第一个月八封，第二个月五封，第三个月两封……然后两个月之后又写了一封，然后又五封…… 　　她去的是得克萨斯而不是芝加哥。她说她没有找过徐力也没有想起过他。她说她错了，她以前爱的是我，现在是，将来也是。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但我和她却不会再有未来。　　她走的那一年，我又一次陪她去医院做了人流。不过那一次，从她子宫里吸出来的“组织”却不是我的骨肉。　　她以后便再也没有给我写过信。她的挣扎到那里为止。其实我们的世界早就走到了尽头，我不应该有一点突兀和惊异的样子。但她的戛然而止令我有了被遗弃的感觉。我体内的器官和脑液早已绞结错位，再也不可复原。　　我回太原的时候，我十年的北京生活浓缩在一只皮箱里。在我的一本字典里，夹着一张照片，是她在我身边大笑的那张照片。她的笑容象玫瑰一样长在我心里，一边深深地植根着，一边用针芒残酷地划过我的心肌，令我时时刻刻都在滴血。我不知道那样一朵美丽的玫瑰何时才会腐烂成肥，然后继续为我的痛苦提供营养。　　站台上，大姐和姐夫正在清晨的阳光下等着我。大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 　　姐夫把我的头发使劲地揉了一把。我一时觉得自己脆弱无比，嘟囔道：“你不是想让我哭吧？” 　　他不语，接过我的行李，一个人朝前去了。　　九　　我在太原市一家医院的住院部工作，生活和北京相比，简单，琐碎，但非常温暖。五姐忙着为我张罗女朋友，但我总是拒绝。她便痛骂我是没有出息：“你在北京就是装死也能装得过去，回来干什么？”又说王秀子根本不值得我这么伤心，现在的女人到处都是，“凭你的条件，别说是找一个女人，就是找三个都不嫌多。”五姐大概是气急了吧。但她和大姐他们一样，也是因为爱我。　　我的单位坐落在桥西。除了去看大姐一家，我平时懒得连汾河也不过了。旧迎泽桥和洋灰桥已经在几年前被炸得粉碎。大姐说炸迎泽桥的那天，她就站在围观的人群里，当桥头轰然坍塌的那一刻，她的眼睛都潮湿了。如今的汾河两岸，一座新桥横跨东西，河边覆盖着绿草，点缀着鲜花。昔日磷峋剥蚀的河岸，被水泥和大理石砌得比我的牙齿还要齐整闪亮。每当夜色降临，汾河两岸总是人来人往，水色在栏杆和彩灯的装点下显得华丽无比。据说这条被改造了的汾河，已经再现了古时汾水滔滔禽鸟忘返的美景。而我知道，汾河在很多年前就早已死了。从一九六三年它那古老的河道送走了最后几只运粮船后，它便日益干枯，积弱不堪。而如今，它那仅有的几滴乳汁，也再也满足不了这个城市里那些向往着华宅和汽车的人们了。　　我和老母依然住在那个老式的宿舍楼里，早出晚归，生活倒也安静。只是我大姐和姐夫的情况却越来越让我担忧。我隔了一段时候又去铁匠巷，却见四个东北客住了那两间平房。说是房主把房子租给他们了。我赶到大姐的店里，一进去就问她为什么。她说棒棒的学费越来越贵，姐夫最近身体不好，也不能出去打点工贴补家用了。铁匠巷的房子租出去可以多少有些收入。我说棒棒的学费差多少，我来出。她说，我什么时候要过你们的钱。我又问她棒棒在哪儿，她朝后边指了一下。我推开门，见棒棒正坐在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里，写着作业。我说，“你爸呢？”“他在后面浇花。”我就走到院子里。姐夫有些黄皮寡瘦地，见了我便说：“我还正想找你呢，我肚子最近不大舒服。” 　　我心里暗暗吃惊，忙问他怎么不舒服。他说肚子胀，打嗝，胃口也越来越坏了。我又说，“你的肚子多长时间就这么大了？”他笑说：“不长不短，十个月。”见我没笑，才认真起来，“你没回来的时候就开始长了。” 　　在我的催促下，姐夫和我去了医院。第二天又去，抽出了三千毫升的腹水。他有些慌了，但还是强言欢笑说：“我还以为我是长了一肚子好下水呢。” 　　我姐夫的肝脏在挣扎了十几年之后，终于疲惫不堪，再也不愿承载任何负荷了。　　从我回到了太原的第二个月开始起，姐夫三次住进医院，又三次偷偷跑了回来，说他受不了医药费的重压。向来镇静的大姐也有些急了，到处寻找治病的良方。她有一次问我，“你学了那么多年的医，你姐夫就好不了了吗？”我说能好，但希望非常渺茫。她一怒之下大骂我是个没用的废物，但很快地，她就镇静下来，说，“你没有希望，我自己去找希望。” 　　她让姐夫辟谷，他便饿了三天的肚子；她让他练气功，他就强打起精神把四肢拖着去练了。她还从五台山的塔院寺求了供献回来，又找了个风水先生，把家里的摆设重新安置了一下。姐夫让我劝一下大姐，说肝是长在他身上的，他已经是好多年的肝病患者了，比谁都知道他自己是怎么回事。而我却一直劝不出口。大姐总是爱说：你总得给穷人一些活路吧。我不能把她的那点活路也挡死了。　　从他们三个人的睡房到后面那个窄小的院子里，有一道近三寸左右的门槛。姐夫有段时间行走不便，大姐买了一个轮椅，把姐夫抱上去坐好。推到那道坎儿的时候，大姐就说：“国华，你要忍着些，又要颠你一下了。”大姐身材弱小，每次推之前总是先吃力地哼一声，轮子上不去，她就推第二次。后来我给她做了一个板子，轮子不会卡在那里了。但每次把姐夫推到院子里晒太阳后，她总是汗湿了。她把姐夫用单被包好，又回去踩缝纫机，没有顾客的时候就跑出来问他要些什么。以前是姐夫照顾她，现在则反了过来。有一次，我见姐夫吃着一堆看不出颜色的东西。我就问他那是什么补药。他笑说：“哪是补药，是你大姐做的饭。”“好吃？”我皱眉道。他把身子靠过来，悄悄说，“简直不是人吃的东西。不过，她是好心，说她以后要把做饭的活儿全包了。她是怕我累着了，死得就更快了。” 　　棒棒那一年已上高中，我又一次提出要棒棒和我去住，姐夫则又一次拒绝，说他去日无多，能看儿子一眼就是一眼。我说，“可这么一种环境，你们让他怎么考大学？” 　　大姐一会儿说让棒棒去，一会儿又说不。我就让棒棒自己决定。棒棒坚决地说：“我不走，我去了姥姥家反而会分心。”我就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是多余了。　　姐夫没住院之前，我常常去那里看他。有一回坐在他们家的小院子里，我跟大姐说着姐夫吃了那些药以后要注意观察些什么反应。姐夫看着我们俩，一直不说话。我把他从院子里背到屋里，刚把他放下，他突然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有用的，强强。你在我家白吃了那么多年的饭，这下我总算把本钱捞回来了。” 他是笑着说的，我却无比辛酸。我找了个借口走到院子里，眼睛已经潮湿了。我是那样地憎恨着自己的无能。我真的想救他，但我就是倾尽我所有的人力财力，他也是无可救治了。　　他的主治医生是个年轻女子，充满了一些只有病人才会有的乐观。当姐夫的进食量越来越少时，在我大姐的哀求下，这位医生竟然同意考虑我大姐所说的人工进食管，说那样也许才能保证病人摄取到基本的营养。“别担心，挺简单的一个手术，就是在肚子上开一下刀，”她对我姐夫说。把手术说得象吃一片止痛药那么容易。我坚决反对，说她疯了，忘记了自己是个医生，而和家属想得差不多。大姐却让我住口。只要姐夫能呼吸，就是他变成了植物人，大姐也不会放弃的。　　大姐和医生走出去以后，姐夫突然抓住了我的手，一向温和甚至怯懦的眼神突然咄咄逼人：“强强，你说我到底还有没有救？” 　　那样的目光下，我是不能撒谎的。我摇头。　　他又复归了往日的安静，半躺在那里，想着什么。　　我大姐是那种一生都在和生活抗争的人，在生死大限面前，她依然旧习不改。在姐夫拒绝了进食管和营养液之后，在主治大夫告诉她已经全无希望的情况下，她还是绝口不提“死”那个字眼儿。仿佛那样，她就可以躲过那一劫。她不止一次对姐夫说，等明年棒棒考上大学之后，她就会把这个店关了，她要和姐夫一起去旅游。她说得非常写意，一会儿说他们会到四川峨嵋山上看佛光去，一会儿又说要到陕西去看兵马俑。姐夫每次都是微笑地说：老伴儿，你得自己去了，我到时候就入了土了。大姐装作没有听见，又说等棒棒结了婚以后，他们老俩口怎么去给棒棒看孩子，姐夫叹口气，又说：我是不想看了，你要去就自己去吧。　　这样几次三番，两个人就一直那样玩儿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直到有一天，大姐又说起了她的旅行计划，这次去的是上海。姐夫突然扭过头对我说：“强强，你去叫个出租来，我要到商店去。” 　　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买一身好料子，做一身好西服，我不能就穿着这身老虎皮入土。” 　　大姐却说，“做身西服就做身西服吧，要去上海，你还真得有件象样的衣服。” 　　姐夫突然提高了声音，“你要去上海就和老李家的儿子去吧，我反正到时候就已经死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听见他们说起那个人的名字了，不禁目瞪口呆地看着姐夫。　　大姐勃然大怒，手一挥，把姐夫身边小桌子上的药、水、书，统统扫到地下： “你想死就死好了，你一天到晚死来死去想吓唬谁？你死呀？你怎么到现在还赖着不死？！” 　　姐夫苦笑着看着她：“你不要再这么骗自己了，我是怕等我死了以后，你活不下去啊。你……” 　　大姐竟把助听器摘了下来，狠狠地朝姐夫的身上扔了过去。她走到了屋子里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姐夫把头转向我：“你答应我，你会好好照顾她。她要是有一点闪失，你小心你有一天到了那边之后，我踢你的屁股！” 　　他装得气势汹汹地，但看我的眼睛里却充满了哀求。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我推着我的自行车走了出来。刚走到大路口上，就听见大姐在后面喊着我的名字。夕阳里的她好象是陷在重重大雾之中，跌跌撞撞地朝我走来。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意识到，象大姐这样一个人，也有不得不屈服的时候。　　她问：“真的不行了？” 　　“真的，”我说。　　她绝望地看着我。是那种从心灵深处渗透出的彻底无助的绝望。　　她抓住我的胳膊，“没有他我怎么办？就真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我摇摇头，“没有，大姐。我姐夫是真的不行了，他最多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她就站在人来人往的路上，痛哭起来。　　十　　我的有钱的病人却没有大姐和姐夫那样的痛苦。就在那段时间，医院里住进来一个商人。他说他小便时疼痛，也不象以前爽快，怀疑是不是前列腺出了问题。他把病房当成了旅馆，经常开着车去他的公司。护士们很喜欢他，他总给大家带礼物来。好像大家都知道钟楼街的哪个店是他的，五一路的哪个店又是他的。我有一次听见两个护士议论他，说他人品很好，不嫖不赌，几乎就和丁医生一样。我听了想笑，不嫖不赌，本来理所当然的事却成了美德。但当我把“几乎”那两个字想了一下时，却叹了口气。　　一天去查房的时候，我见到了那个人。他果真和大家说的一样，没有一点暴发气。他人体型中等，文质彬彬。初谈一下，竟还是北京某个名校的老毕业生，和我的母校仅有一墙之隔。我们便坐在那儿，谈了一阵北京，学院路，体育场，天气。他问我为什么会离开北京。我说是因为家在这里。他说他不信，要是因为家的原因，毕业的时候就应该回来。我嘿然不语。　　他看了我一阵，很认真地说：“因为女人？” 　　我点头。　　“她在太原？” 　　我说：“不在，跑美国去了。” 　　他又看了我一阵：“那你怎么不往美国跑，倒跑了回来？” 　　“不回来不行。” 　　“不回来不行？” 　　“是。当时去北京是为她，现在回来也是为她。” 　　“你看，女人有多厉害，”他调侃地说：“到了美国那么远的地方，还是能让你回太原你就不敢留北京。” 　　病人叫唐凯丰。不是前列腺肥大，而是性病。　　那天，我去把消息通知他的时候，他正在病房里看报纸。一个护士走进来说： “唐先生，你刚才出去的时候，你太太来了，问你今天的情况。” 　　“下次她再来，你就说我刚刚死了，”他说，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女孩子象被他特别信任了一下，高兴地跑了。　　“你们结婚几年了？”我也笑道。　　“十年，我是她原配，”他的声音里有些讥讽的意思。　　“现在象你这样的，是人原配的倒有不少，”我说。　　他笑：“小伙子，小心你的舌头。” 　　我又说：“你结婚好像很晚，你们关系还好吧？” 　　他说，“这和我的病没什么关系吧？” 　　我坐下来：“有点儿关系，唐先生。你没有前列腺炎，你这么年轻。” 　　“也不年轻了，四十五岁，前列腺那个东西四十岁以后长，好象每年长几毫米吧？” 　　我笑：“但也不是那么长。那样疯长，还不长成了西红柿。” 　　他又说：“我有一回在厕所里碰见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两个人小便的时候都是滴滴答答地，象水龙头坏了关不上似的。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他年轻时尿五百毫升的尿，五秒钟不到；现在却是尿五毫升，一百秒都不行。” 　　他又一次大笑，说：“不是就好。” 　　我说：“但也不是什么好病。” 　　他正色道：“你说吧，我这个人很坚强，癌症？” 　　“不是。你的生殖器上有泡疹。” 　　“什么？” 　　“泡疹。” 　　“那不是性病吗？你胡说！我这个人从来不搞女人，除了我自己的老婆。你不信？你以为凡是有钱人就喜欢搞女人对不对？你是不是把别人的诊断书拿来了？人家说你是从北京哪个大医院来的，可你也不过就这点儿水平！” 　　我沉默着。病人总是这样，先震惊，再反驳，再和自己说理，再接受。　　“真的？”他过了一阵果然问：“我去酒店都要带自己的床单，怎么会？会不会是因为我用了别人用过的马桶？” 　　“不是。你的病是通过性交传染的。” 　　“你往下说。” 　　“这种泡疹其实和人嘴上的口疮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你的配偶有的话，她会用一种特别的途径把病泡疹传染给你。我的意思是，如果她……” 　　“我他妈的不好那个，”他打断了我。　　但很快他就象想起了什么：“别人能传给我老婆，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　　他停顿了一下：“我老婆没有口疮，不过，我倒是知道谁有。” 　　一个星期后，我走进医院时，又一次看见了唐凯丰。他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说：“是我老婆。我早就发现她和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子眉来眼去地。那家伙好长时间嘴巴都是烂了好，好了烂，我想把他忘了都忘不了。我昨天问我老婆了，她都招了。” 　　然后他慢慢地问：“我还有没有救？” 　　十一　　以后唐凯丰常叫我出去喝酒。那年十月，他离婚了。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迎泽桥东畔他那个叫竹青的酒家里喝酒。从那扇窗子朝外看，汾河两岸的夜景可以尽收眼底。迎泽桥两侧的汾河早已改道加宽了，河床里由人工蓄满了清澈无边的水。当人们走在汾河的人行道上时，才会听到脚下旧的汾河，正和着下水道里的污泥浊水，发出一阵阵微弱的声响。我眼前夜色里的太原城，象是江南的一些城市，灯火通明，水色妖娆。原先那座古朴的洋灰桥已经无处可寻。失去了伙伴的迎泽桥，有着那么多的水，那么多的灯，倒也并不显得寂寞。　　那晚，我喝了很多酒。我后来说起了秀子，北京，吐了一阵，哭了一阵。唐凯丰没有提他离婚的事，反过来劝我，说我运气不好，看错了女人。　　我虽然喝多了，但还没有喝傻，便嘲笑他说：“你运气好？你他妈地差点连自己的家伙都保不住了，你和我打个平手都不够。” 　　“我和你不一样，”他并没有生气。然后他说他三十五岁才结婚是另有原因。之所以那么晚，不是因为忙着赚钱，而是因为一个女人。自从那个女人不要他了之后，他就一直不能爱上别的女人。　　我挖苦道：“你有那么多钱，怎么也有不能的事情？” 　　他说：“我本来不想和你提这件事。可今天晚上因为你一直罗嗦，弄得我也忍不住，又想起她来了。” 　　他便叹了口气，讲了起来：　　说她是我的女朋友还不对，其实应该说她是我的第一个妻子。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每周见一、两次面，肌肤相亲也不过十多次。就那十几次，她却把我这一生能有的幸福都拿去了也都给我了。　　我们是中学的同学。她是插班生，进来念书的时候我已经高二了。她和我一样大。人们说同龄的女子总是比男子早熟些，相处中照理说应该是她让着我，但现在想想看，却是我处处让她。不过，当一个男人象我那么去爱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都不奇怪了。　　她家里负担重，上完高中没考大学就去当了工人。人们现在都爱说美女怎么样怎么样，我没什么感觉。我觉得用美女两个字说她象是侮辱她。那个时代的女孩子都很朴素，她也那样，穿警蓝或劳动布的裤子，花衬衣。我最喜欢见她穿那件蓝色的上衣，翻领，腰那块儿有两个口袋，有些紧身，显得她很苗条。我说不能用美女两个字来形容她，是因为她是天成，没用过化妆品，也没穿过漂亮的衣服，别人和她穿的都一样，她仍然能与众不同。现在美女众多，象快餐店生产出来的批量牛肉饼一样，不光是样子一样，你还不知真假。象我后来的老婆，如果卸了妆和一堆女人坐在一起，我不敢保证我能把她认出来。但她却不同，眼睛是眼睛，眉毛是眉毛。我真希望时光流转，带你看看她的样子。　　我自从高考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是在太原火车站。正是九月初的晚上，车站上到处是去外地上学的大学生。她送一个朋友，我父母则送我。她的短袖衫上戴着一块黑纱。去送她朋友的人很多，她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人家。后来人们说得无聊散开了的时候她才过去说话。她说她很羡慕人家能到北京去，现在也有些后悔她过去把精力都用在了家务上。又说她虽然不象她的朋友那样有机会出去见见世面，但她还是为朋友高兴。我从没有见过象她那样诚恳傻气的人。　　我听见她和朋友说她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就让我父亲过去问她想不想坐他们的车回去。她起初不肯，但当我父亲说是我让他来的时候，她朝我这里看了一眼，答应了。火车快开的时候，被送的有些烦了，送人的却有些急了，使劲往车窗下面挤，站台上一下子就有了一个个的圈子。她就站在我们那两个圈子外的中间，孤零零地，有些尴尬。她和我目光碰上的时候，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突然就有些不舍的样子。火车开动了，我一直朝她看。我母亲在外面喊着什么，我都没有听见。　　我上到大二的时候，打听到她的确切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和她做朋友。一连写了五封，她才回了。说她是个工人，和我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不合适等等。我不死心，又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没有。所以我尽管被她拒绝了，但还是很高兴。　　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在南宫电影院前看见她。我母亲和她的单位都是一个系统的，每次包电影都在一起，所以后来每次放假回去看电影，只要发现她，我都要换座位。换到她的左边，右边，后面。有一次换到了她的前排，她的呼吸能喷到我脖子里时她还是不知道。　　她那时每一次看电影都带着她的小弟弟来，那个孩子穿着女孩子似的围嘴，胸前别一条干净的手绢。孩子很淘气，她先是哄他，然后又威胁他，说要把他卖到农村去喂猪什么的，但从没有揍过他。光听她和他说话，我就不能不爱她。有一次，她抱弟弟出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那小男孩儿抓住了我的头发死不松手，她一边抓着弟弟的手，一边狼狈不堪地向我道歉。我回过头，她吓了一跳。我和她是一年多以后第一次面对面，她的手还放在我的头上。我挣扎了半天才镇定了下来，说：是你啊？　　我曾约她出去，她拒绝了。我后来回了学校又写信给她，她没有回信，但从来也没有把信退回来过。她一直没有男朋友，因为她们家负担很重，或是因为她给了自己很大的责任，她一直不想嫁人。我毕业后自愿回了太原，我妈很不高兴，甚至跟我吵了一架，我激动之下说自己回来是因为要和女朋友在一起，母亲问是谁，我就顺口说了她的名字。母亲喜欢搞外调，立刻把她的祖宗八代调查了个清楚，回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家绝不能和那样的人家攀亲，她没有学历，家里又穷，是无底洞。其实，我还没有和她交往的时候，我妈就已经不喜欢她了。　　但我不在乎，还是喜欢在看电影时把座位换到她身边去。我象一个猎人那样缩小着包围圈。有三次很幸运，竟坐在了她的身边。当剧场里暗下来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身体靠过去，脚几乎要踩到她的脚上。她呼吸急促，身体僵硬，但从不肯看我一眼，能那样矜持地坐一两个小时。最后一次我失去了耐心，便将手紧紧按在她的手上，不给她一点挣扎的余地。当电影放完的时候，她的手指已经轻松地放在我的指缝里，象和我认识了很久的样子。她有一双细长柔软的手，象是学艺术的。　　电影散了，我们在南宫绕了一阵，她说她母亲会着急，要回家。我说我送你回去，你家在哪儿。她说是河西。我就和她朝迎泽大街的西边去了。我让她在里边骑，自己在外面，象个英雄似地给她挡着人流。天冷，她却穿得很单薄，我要把大衣给她，她不要。我就把自己的皮手套摘下来给她戴，她犹豫了很久，同意了。我把她的手放进手套里时，我的手抖得很厉害，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她已经接受了我，那种感觉让我又是狂喜又是害怕。我就在那天晚上发现迎泽大街的夜景其实很美。一直到现在我都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开着车出来，在路边找个地方把车停下，点一支烟，想一些再也无法回头的往事。　　我在化工厂做技术员。起初周末的时候便把她带到厂里跳舞。她不喜欢跳舞，却总推我去，然后一个人坐在人们后面，看我在场上和女工们周旋。我总是从舞伴们的头上越过去到处找她，她和我目光交接的一瞬总是轻轻一笑，没有一点嫉妒的样子。我觉得她不象我爱她那样爱我，因为她从不妒嫉我的舞伴。她一直小心地不让自己陷得太深。后来才告诉我为什么。说她只能那样，因为她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将来。　　她说的是我母亲。我母亲一贯是个感觉很好的人，即使是从同一个早点摊儿上买豆浆，因为她装豆浆的容器好看一点，她就会觉得她的东西变成了牛奶，别人的却是开水。我毕业以后，父亲从公司经理变成了商业局的副局长。对我母亲来说，豆浆变牛奶的感觉也越来越多。你笑什么？豆浆变牛奶？这种人你没见过？你在社会上混的时间也不短了，总见过一，两个吧！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不应该这么说她，请她老人家原谅我吧。　　我们第一次差点分手是因为我母亲。我母亲和我未来岳母在路上偶尔相遇的时候，我母亲居然鼻孔朝天地走了过去。那时我们已经交往了半年。两家的大人都知道这件事。那个星期六，她便说要分手，她说她可以忍受我母亲，但不能让我母亲那样羞辱她的家人。她说得很激动，声音颤抖，流着眼泪说她再也不想见我了。她生起气来样子很可怕，十个细长的手指绞在一起，仿佛要把关节折断的样子。她一直说她的脾气很大，虽然在我跟前，她一直很温柔，从没有发作过，但那一次，她的样子令我大吃一惊。后来我听人说，恋人间的第一次冲突比赤壁之战的意义还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个人今后一生中的强势弱势都是由那一次决定的。不过，我头一次是连想都没想就向她投降了。我把手按在她的手上，让她镇静下来。我说我们去领证吧，领了证就和结婚差不多了，结了婚你就不会这么不相信我了。她不同意，我坚持要给她一个承诺，终于说服了她。关于我母亲，我还给她做了很多保证，其中包括我们结婚后可以不和我母亲住在一起等等，但我知道，我说的都是谎话。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我是不会让自己的老婆和母亲那样僵持下去的。　　我家在青年路还有一个单元，后来我们约会的时候就常常去那里。她喜欢绣桌布，织毛衣，什么复杂的图案看看就懂了。我给她买过很多服装方面的书。她象读小说一样地看，常指着衣服的图案说什么样的人穿了最合适。我一直想在结婚后送她去深造，学服装或者室内装饰，没见过象她悟性那么好的人。她还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比如说她不喜欢太小的东西，象牙签，硬币和麻将牌等等，说摸到手里有一种很恶心的感觉。我那时喜欢和朋友打一些麻将，和她交往的一年多里，我居然把那个也戒掉了。她还反感做饭，把菜切好便从厨房出去，所以我连挂面都没有让她煮过。其实男人在家做饭的本来就很多。对了，她还很少唱歌，有一次我从办公室回来，听见她把《澎湖湾》唱得象山西梆子似的，我以为她是自己开心。后来又一次听见她洗衣服的时候唱《走在乡间的小道上》，那回还不如梆子。我不禁大笑，原来她五音不全。我还以为她什么毛病都没有呢。你看，一个男人要是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没有一处不是可爱的。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矜持，总是不肯轻易亲近我，也不让我亲近她，把我弄得象和她打仗似的。即使在领了结婚证后也是那样。你们这年代的人我已经搞不清楚了，不过那时候，仪式比结婚证还重要。证只是说我们被法律承认了，仪式却是说我们被习俗接受了。结婚的时候，放二踢脚挂鞭其实不是给自己喜庆，而是要声势浩大地通知别人一下，通知了之后，以后我们两个人在家亲热的时候，公安局的就不会来拘留我们了，邻居大娘也不会骂我们下流无耻了。你说法律和习俗哪个重要？所以，她那么抗拒，我也知道为什么。但有一次她来的时候，正赶上下雨，她的鞋湿透了，她只好把我的袜子拖鞋穿上。她的脚很小，在我的鞋里使劲往前面挤着。我突然被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驱使着，心里冲动得很厉害。我央求她把袜子脱下来，她不肯。叫她过来，她只是笑。我便把她强拉到自己的怀里，硬是为她把袜子脱掉了。她十个脚趾都露在外面，脚趾被雨水泡过的皱纹犹在，非常地可爱。她挣扎着要走，我没有放手。我们都有一些害怕，连两个人的呼吸声都彼此听得清清楚楚。那样坐了好一阵，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把她一下子抱到床上，第一次和她有了关系。整个过程中她因为害怕浑身发抖，说我们还没有结婚。我说，傻瓜，你忘了，我们是有结婚证?，有那个证，法律就得承认我们是夫妻，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妻子。她说，没有仪式怎么办。我说我们以后再补。她又担心自己会怀孕。我说：怀就怀，我妈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她又问我如果怀孕了，孩子叫什么。当时正好停了电，我笑道：黑子。　　我自那以后就常常和她在那里见面。她常躲在我房间里的那个碎花窗帘的后面看我下班回来。她会将半个身体包在那个窗帘里，露出另外半个身子，半张脸和一条齐到肩膀的辫子。她后来承认说她喜欢那样看我，看我骑着一辆旧车摇摇晃晃地回来，看我的车座后夹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我早就知道她在那样看我，我有一次回去的时候，见她的辫子和窗帘上的夹子缠在一起，没来得及从那里跑出来。她的表情非常狼狈。我一面为她解头发，一面朝窗户外面看，一下就看见了我的自行车。我说你在看我吧。她红了脸。又有一次，我故意回来得很晚，在经过那个窗口时，我抬起头朝上面挥了挥，窗帘立刻动个不停，估计是她使劲往窗帘后面躲。她一定以为我看见她了。　　我们俩都不爱出门，常常是躺在一张沙发上，她枕着我的胳膊，我看着手里的书或报纸。她有些走思地望着天花板，我有时发呆地看着她，却不知她的大眼睛在看些什么。她不那样的时候就为我收拾家织毛衣。我喜欢穿冷色的衬衣，她为我织了很多毛衣。毛衣的颜色比衬衣不是浅些就是深些，好像是她偶尔搭配在一起，但我知道她为了选一种线要去店里好几次，她以为我骨子里很在意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有了她之后我倒什么也不在乎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把自己全部交出去，由她随便处置。　　她所到之处都会抹去我的痕迹。你不要笑。她不在的时候我索然无味，和冬眠了差不多。一个女人能很轻易地把你多少年的习惯和自信全部地摧毁掉，让你在没有她的时候，觉得自己无助绝望。我就是那样在不知不觉中向她投降了。她每个星期来我那里一次，她用过的熨斗放在桌子上的一块四方大理石上，熨斗立着，电线用皮筋捆着，好像她还在，也好像她再也不来了。她不在的时候，我就望着那个熨斗发呆，觉得家又变成了宿舍。等她来的过程很漫长，桌子上慢慢有了灰尘，我吃过饭的地方残羹的痕迹会渐渐象地图那么热闹，熨斗也不象以前那样和镜子一样亮了。但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窗外的风景突然亮丽了。我象孩子一样紧紧地抱着她，说，你太狠心了，你难道没有想过我吗？　　十二　　唐凯丰的手轻轻地弹着一支烟，他长吁了一口气，又接着说了下去：　　不久单位让我到北京进修外语，我一直犹豫不决。我把外语捡起来的时候很吃力，很多次都想放弃。她就坐在我身边，逼我念书，说每半个小时才能下一次课。我熬不住，便求饶：我不能和你说话就算了，至少能请你给我倒杯水吧。或者问：到半个小时了没有，怎么还没到，你不是骗我吧？和那么一个人在一起，我怎么会想去北京？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想她斟茶她已斟茶，想她添香她已添香。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不过如此。但北京我后来却不敢不去了。我母亲一直对我回太原工作的事耿耿于怀，又私下里威胁我，说你想结婚，要进修完了才行。但我所不知道的是，进修其实是我妈一手操办的。　　她发现她怀了孕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学习。我们没有把领证的事情告诉过任何人，因为我们是背着父母那样的，两个人都有些害怕。我妈在我走后就和她谈了几次，说我的前途无量，今后无论出国还是经商，都需要一个配得上我的妻子。还和她的母亲谈过，同样的调子。最后，两家大人竟联了手一起逼迫她。一家是因为受了侮辱，一家是另有阴谋。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最后一段说她身体最近不好，肠胃如何如何。我是个傻瓜，居然没有看出她已怀孕。其实她说成了那样，我不应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还说你母亲又要劝我们散了，你看怎么办呢？我因为学习很烦，又想我已经背着家里和你把证都领了，你还要我怎么保证？于是回信说她孩子气。还写道，“如果她是你的母亲，你该怎么办呢？你要为我想一想。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埋怨而已，并无别的意思。寄了信我却很后悔，又写信解释说那是我的气话，她却再也没有回信。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急了，给她打电话，她说她不想嫁给我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因为吵一次架就要分手，以后还怎么过日子。她哭起来，说她压力很大。我安慰她说，暑假我就会回去了，回去了就一切都好了。不久，我的一个朋友写信让我速回，说她已经和另一个男人打得火热。我连夜赶回太原，这中间的?间还不到三个月。　　我回太原的时候便把她接到了青年路那里。我求她不要那样。她说她已经没有退路，已经是那个人的人了。我歇斯底里，骂她贱，荡，离了男人就活不下去。话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她默默地听着，不做一点反驳。我甚至还扬手打了她，把她的嘴角抽出了血，把她推到地上。打了她我又求她原谅，跪下来求，象个女人那样把眼泪流到她手里不要一点自尊地求。但她还是说不行。她有一个很让我头痛的地方，认准了一件事，就很难再有商量的余地。无论我怎么求她，她都不再说话。我只好让她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男人来找我，自称是她的未婚夫，说要把她还给我。我气得几乎要和那个人动起手来。他竟然把我当成了收容站！他却说，他原打算娶她，是因为她当时怀孕了，需要他的保护。　　听到怀孕二字，我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恍然大悟，然后痛不欲生。　　男人又说，孩子前几天已经没了，是个男孩儿。他不想看她痛苦下去了，又知道我回来了，他觉得他也应该退出了。　　我把她接到自己的住处时，她还很虚弱。说孩子是在上班时掉的，看来是天意。她躺在那里痛哭，说她不应该那样向我母亲低头。又说她对不起那个男人，人家在她那么困难的时候接纳了她，现在她却想着要甩了人家。　　我也哭了起来，说：你不要那样想，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今后还会在一起。　　她说：我和你领证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但和别人“怀孕”的事情却是人尽皆知。我的名声已经出去了。你妈要不同意，你怎么办？　　我说：给我两天的时间，我一定把我妈说动。　　她说：把你妈说动是什么意思？我问的是你怎么办。　　我迟疑不决。我不能再失去她，但我知道我妈的脾气。且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无论怎么说，我妈都不会同意了。别说两天，两个月都不够。我就实话实说了。但她情绪很激动。　　我又说：你不要这么急，先给我两天时间，让我想想怎么办。　　她苦笑：我是个女的，你要是我，如果上班回家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别说是两天，就是两个小时你都受不了。　　我说：我能想得到你的处境，但两天都怕不行。　　她很异样地看着我：不行？要多久？　　我说：不行。我不知道多久。我不能骗你。　　她就颤颤微微地爬起来，从桌子的抽屉里抽出一把剪子，把一件她以前为我织好的毛衣剪了好几刀，厉声说：唐凯丰，我和你的关系就和这件衣服一样，再也不可以修复了。你口口声声说怎么爱我，连我和你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你还算什么男人？！　　我从来没有见她那样过。她不是一个脾气柔顺的人，在她们家里，据说她一直是说一不二的。　　她执意要走，我不让，挡在门口。她一直站着，后来支持不住了，才坐在一张椅子上，姿势和当时在南宫电影院一样僵硬。一直坐到深夜。我自己后来都熬不住了，也把一张椅子拖过来，坐在那里和她僵持，直到昏昏睡去。我中间醒来一次，见她还是那样坐着，只好叹口气，拉她。她起初还挣扎着，最后实在没有力气了，她只好由我把她抱到床上，她背对着我，身体蜷在一起。我就那么抱着她，叹气道：你已经把我整成这样了，你应该见好就收，我知道我错了，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清晨四点醒来，她已经没有了踪影。我急忙骑着车赶到她家。她母亲骂我，说她从青年路一直走了回来。那段路大概有两，三公里的样子吧。她快上迎泽桥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地上抱成一团发抖，然后又站起来，继续朝前走。她母亲说她失了很多血。我坚持要见她，她母亲不让，说，你已经把我女儿毁了，你还想要她的命吗？我什么都顾不得了，推开她母亲就冲到了卧室里。她的弟妹们都躺成一排在那里睡觉，并不知道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六月天了，她却盖了一张棉被，面无血色。我把她的手拉在手里，那只手没有一点热度。她看了我一眼，就把眼睛闭上了。仅那一眼，我就知道我在她心里已经粪土不如。　　一年之后她就嫁了，嫁的还是那个男人。　　十三　　“嫁了？”我不甘心地问，“你就那么算了？后来呢？” 　　唐凯丰苦笑道：“不算了怎么办？你以为她还会嫁给我？” 　　我便听他继续讲了下去：　　自那之后，我便和她失去了联系。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是可以死两次的？一次是肉身的死，一次是灵魂的死，后一种死比头一种要痛苦得多。因为你必须亲自动手，象日本武士那样，清醒地把刀子捅到身体里，装着蒜，忍着痛，找准致命的地方，狠狠地给自己一家伙。　　我生意发达了的时候不过三十三岁，听说她活的很艰难，我曾经到她们工厂附近等过她。远远地看，没有走过去。她还是那么漂亮，但身体却没有复原，弱不禁风的样子。她穿很平常的衣服，没有一件首饰。看到她那样我很痛苦。她头发剪得很短，象个小姑娘的样子，但和女工们说话时很泼辣，不象以前温柔，大概女人婚后都是会变成那样的。我还到她家附近看过她，坐在离她家很近的地方藏在汽车的茶色玻璃后看她，不知道有多少次。有一次她出来，她的自行车的座位上有层雪，她丈夫就用袖子使劲地为她擦了又擦。你看，当穷人有当穷人的好处，用不着象我那样条件反射似地给女人们开车门送鲜花什么的，把假惺惺的事做得和真的一样。他擦车座的时候，她就看着他，然后把他的手放进她的手里暖着，还用手梳着那个人的头发。我们在青年路的时候，她也用那样的眼神看过我。我看着难受，开车走了。也就是在那天，我在自己的心上狠狠地捅了那么一刀，让我一直不想去死的心彻底死了。　　我在两年以后结了婚。我老婆不喜欢孩子，养了两只猫，没有毛发，一看见我就把爪子伸过来，和我势不两立的样子。晚上醒来的时候，看看身边离自己那么近的一个人我常有一种陌生恐怖的感觉。每个人在上路之前，不是想那么随便找个人就当成归宿的。有时候我睡不着，便会想起我和她有过的那个孩子，如果能活下来的话，会去上大学，会和女孩子们谈情说爱。我也肯定会一本正经地对他说：黑子，千万不要胡来啊。我也会想起分手时她最后对我说过的话，有时候仍象第一次听见时那么刺痛，但我知道自己当时太懦弱了，是我伤了她的心。　　唐凯丰讲完了自己的故事，把那只烟放在嘴里，又在衣袋里摸索着。我把打火机递了过去。　　他把烟点着了，说：我后来还见过她几次。我听人说她活得很艰难，便想帮她一把，去跟她说我愿意把她丈夫调到我们公司做保安，月薪可以拿一千五百块。她不干，说她穷得就剩下一点自尊了，请我别把那点东西也拿走。我又想帮她的生意，要做她的股东。去了好几次，但不知道她要了我的钱以后我们俩会变成什么关系。我其实心里早就知道，她那么一个人是不会低到那种地步的，我也不会把她当成二奶小蜜似的藏到什么地方养起来。我和她之间的一切已经超过了人们所能理解的水平，是不可能用男女之间的物物交换就可以简单了结的。所以，如果她要了，我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还是去，只想看看她。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她要我离开，我站在那里非常伤心，对她说：你的脾气还是那样，如果你当年稍微退让一下的话，我们今天是不是还会走到这一步？她把两只手拧在一起使劲克制着自己，但还是哭了起来。我忍不住要为她擦泪，她闪开我，说：如果你真地还把我们过去那点儿事当成回事，就再也不要来了。我就转身走了，再也没有打搅过她。有了她那句话，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应该知足，对不对？　　听到那里，我感慨道，“这女人真不寻常，和她的个性比，容貌倒不算什么了。” 　　“当然。所以我为了她，大学后就回了太原。现在又有好几年过去了，估计她身体更不好了。她也快五十了。我觉得她活成那样我有责任，如果不是我当年和我妈屈服了，她怎么会受那么多苦？” 　　我叹道：“这不能全怪你。其实你们那代人什么都赶上了，文革，书没有念好，下岗。什么都经历了。你已经不错了。” 　　他挖苦地说：“你居然还说我过得不错，你算什么朋友！” 　　他把烟灰弹了一下，眼睛望着吧台，几个穿得很暴露的年轻女人正坐在那里。　　他说：“人就是那么古怪，我想起她的时候很多，最难忘的倒不是我第一次把手放在她手上的时候或是她长的有多么美，而是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坐在客厅里看书，她则在阳台上晾衣服。她穿着一件无袖的蓝连衣裙，胸罩的一条带子从一个袖子口露了出来。她就站在那里把那条边儿塞回到袖口里。刚把一件衣服用竹棍支起来时，那道白边儿又露了出来。她便走进了房里，在裙子外面套了一件短袖衫，这才又出去了。她挂起来的不过是我的两件衬衫，却那么认真地麻烦着自己。你说说看，现在这世道，还有几个女人象她那样把羞耻和自尊看得比什么都重？” 　　我说：“不多了。” 　　他从桌子那边不无讽刺地看了我一眼：“不多了，可让我碰上了。你说我运气怎么样？” 　　我摇头：“还是不怎么样。” 　　唐凯丰便苦笑起来，眼睛朝窗外灯火辉煌的汾河望去。迎泽桥的一角，人来人往。河的两岸，彩灯无数，如天市灯节，璀璨美丽。但对于所有的辉煌，我却突然有了一种陌生感。我年少时不知有多少次曾从那个桥上经过，汾河总是力不可支，挣扎着延伸着，哺育着这片土地上的生命。而桥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也一直平凡朴素，如同养育着他们的那条古老的河流一样。　　他说：“汾河美得几乎和外滩一样了。” 　　我说：“是啊，我刚从北京回来的那天，简直不敢相信汾河的水会那么多，那么清。” 　　“你看，她就是在刚上桥的地方走不动的。有时候我从这个窗口朝外看，总觉得她当时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抱着肩膀发抖。现在的女人们都聪明起来了，没有人会有她那种傻劲了。你想想看，谁愿意从青年路走到迎泽桥！我要是有机会再见她一次，我一定会问：你当时那么跟我跟你自己过不去，到底想证明什么？时过境迁，还有谁记得你那些原则，志气？你怎么能那么傻？” 　　“你不要这样了。她如果是个什么都不在意的女人，你早就把她忘了。” 　　他使劲地吸了一口烟，轻声说：“是啊，今天忍不住又想起她来了。” 　　他沉默起来，目光空洞伤感。　　我别了他，一个人走进户外的夜色里。我在新汾河的岸边坐了一阵，身边的下水道里有一些空灵的遥远的水声，那是真正的汾河的声音。汾河已经被隔离到了街灯、喷泉和华美的水色之外了。人们再也看不到它的挣扎、顽强以及本色了，但却并不在意那种与它的肌肤和血脉一天天剥离着、脱裂着的事实。这条新河建成之后，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也似乎日益软弱了起来。就在前几天，一个男人在喝了几口酒抽了几根烟后，象个鸟儿似地从桥上飞了下去。他是如此去死的第七十个人。　　朝河的对岸看，风景美得真如外滩一样。我站起来，朝桥上走去，好像有一个模糊美丽的身影在无边的人流里正象风一样无声地飘过，我猛然想起了我心中一些早已模糊了的东西，那些我久已遗忘和不屑于回顾的纯洁及无辜。唐凯丰那象自言自语的话语也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我的脑子里便有了一连串象回声那样的东西：今天忍不住又想起她来了，今天忍不住又想起她来了……但我知道，今晚我所想的女人再也不是秀子了，而是一个在茫茫宇宙中十分抽象无形的女人，很难在这霓虹闪烁的浮华世界里邂逅的女人。她有些不可更改的孤独和骄傲的气质，与周围的时尚及喧嚣是那么地格格不入。在芸芸众生中，她象飞鸿一样迅速远去着，象隐士一样把自己深深包裹着，又象空谷幽兰一样固执地自爱着。那样一个女人，已经不是这个时代所能孕育的了。　　十四　　我母亲生日的那天，我把她的寿宴摆到了竹青。此前唐凯丰一再要感谢我，坚持要我把宴席办到他那里。我去结帐的时候，正碰上唐凯丰也在请客，他执意要去看看我母亲，我也想让家人见见这个朋友，便领着他向我们的包间走去。　　我大姐刚好从洗手间出来。她那一晚稍微打扮了一下，穿了一件湖蓝色的呢裙，颈上戴着一条细细的白珠链。那是她唯一一件象样的首饰。只是短发有些白，灰发和青丝混在一起。快到包间的时候，她看见了我们，便停了下来。唐凯丰怔怔地站在那里看着她，我大姐也那样站着看他。　　站了很久，大姐才走了过来，经过唐凯丰身边的时候，却把旁边一张小桌上的桌布碰了一下。于是，牙签和糖果一起掉了下来。她蹲下去去捡，唐凯丰也蹲了下去，但不是捡，而是把糖果和牙签从大姐的手里拿出来，放到他自己的手上。我以前就知道，但那天却是第一次意识到大姐的手长得很特别，手指纤长美丽。她站起来的时候，手微微发抖。她便将两只手交织在一起，样子才镇静了一些。　　我先是象站在一个黑洞洞的屋子里，脑子里一片浑浊。然后，似乎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一线阳光照了进来，我眼前的尘埃慢慢飘落着，周围的一切渐渐从黑暗里露出了轮廓。很多零散的记忆，突然连在了一起，没有秩序的有了秩序，没有意义的也有了意义。我看见大姐面色苍白地躺在一张病床上，母亲流着泪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又看见大姐牵着我的手走着，邻居们在我们身后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我还看见自己和棒棒站在大姐的店前，一个男人匆匆走了出来，象疯了一样地开着车消失在远处…… 　　唐凯丰看着大姐，声音有些发抖地问：“你来吃饭？” 　　大姐避开他的眼睛，说：“是，我母亲今天过生日。你还好吧？” 　　唐凯丰的嘴角动了动，但好像失去了声音，只是点着头。　　大姐说：“你忙吧，我得回去了。” 　　她说着便向我们的包间走了进去。　　我听见自己对唐凯丰说：“那么，你就是李家的大儿子了？” 　　他点头。依然看着那扇门。　　我问：“你过去是不是姓李？” 　　他苦笑：“好多年没有人这么叫我了。” 　　“真的？”我说。　　他说：“那个当年抓过我头发的小男孩儿就是你了？” 　　“我记不得了。你到底姓什么？” 　　“当然姓唐。我一直姓我妈的姓，我爸爸是个上门女婿，我爸爸姓李。学校里的小孩儿都拿这事开玩笑，不叫我名字，叫我是李家老大，连大人们有时都这么叫。” 　　“你以前是不是有辆皇冠，深红色的？” 　　“是，已经卖了。” 　　“那我见过你。大概是十年前。我有一次去给我大姐送饭，你从她的店里出来，我的自行车撞了你。” 　　“是吗？我不记得见过你。也许吧。我那时候是见过你大姐一次，我当时去给我老婆取衣服，根本没想到会遇见她。” 　　“我撞了你，可你没有生气，我还想，这个有钱人脾气不错。” 　　他闷闷地笑了一下：“我这个人一直脾气不错。” 　　我们沉默了一阵。唐凯丰说：“我到过你家，你玩儿过我的钥匙链儿。” 　　我说：“好像有那么回事。我那时太小了，什么都忘了，但听过大姐和姐夫说你的外号，我还以为他们两人是在互相挖苦。” 　　他依然苦笑：“我不胜荣幸。怎么挖苦的？” 　　“我姐夫会说，你多傻啊，要是嫁给李家老大，就不用受苦了；我大姐会说，谁是李家老大。” 　　他摇着头看着我：“她连我也不记得了吗？那是什么意思？玩笑吗？” 　　“很多意思。姐夫是说象你一样挣些钱，有些地位，有个学历，出去见见世面。说到他们不可能有的东西时是你，说到什么东西会因为变成了你而不可能有时，当然更要提起你。前天在医院他们还这么说。” 　　“医院？谁病了？不是你大姐吧？” 　　“我姐夫。肝腹水，去日无多。” 　　他沉默了一阵说：“你好像和你姐夫感情很深。” 　　“是，有时象兄弟，有时象父子。”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其实你姐夫我是比不上的。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曾来找过我一次，想把你大姐调出车间，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姐夫说过，一个不是朋友的人把大姐调了出来。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你大姐了，今天如果是在大街上看见她，我一定不会上去打搅她的。我就不进去给你母亲敬酒了，你不会介意吧？”他问。　　“不会。” 　　他便朝我努力地笑了一下，退回到了自己的桌子上。　　我走进了包间，母亲问我怎么去了这么久。我在大姐的身边坐下，还没有说话，大姐便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依然冰凉。　　十五　　那年夏天，一直阴霾多雨。我姐夫在去世前几乎足不出户，但却常常念叨，要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实在不行了，他还真是想到河边去坐坐。　　那段日子里，我那些住在桥东的同事们，每天上班来都会说到迎泽桥下的水：象中了邪似地，总是不多不少，不流不动，一点意思也没有；不象从前，遇到这样的大雨，还能有些洪水滔滔一泻千里的意思。　　一天晚上，雨下得正大，我姐夫却要我陪他出一次门。他只要我，不让大姐同去。我便叫了一辆出租。　　从桥西他的住处出来，他要司机一直往迎泽桥开去，车到那里了却又叫人家往南转去。汾河公园那时正象蛇蜕皮一样慢慢地修着，也只有迎泽桥两侧的蓄水池才修得有声有色。我从桥上往下看，一道巨大的水槽把一条河隔成了两段。在水槽里面，是清澈无比的绿色的水，雨刚落在水面，一个个妩媚的涟漪便荡漾着，象荷花那样美丽地开放着。但水槽的外面，却是一条褐色的河流，它似乎是在静止着，但又在执着沉稳中流动着，仿佛是与土地和野草凝固在一起的，却又在远方的天际，和浓云覆盖下的夜色拥抱着。　　直到过了那道人工水槽，直到没有了栏杆彩灯，姐夫才叫司机把车停下。夜色里，一条充满泥浆的河，在大雨瓢泼中，正无声地向前滚涌着，流淌着。在波涛那摧古拉朽的冲击下，河床里的谷物，堤坝上的蔓藤很快就被淹没了。这条河依旧是那么顽强苍凉，当人们以为她只是一条点缀城市的饰物时，她却象一位坚强勇敢的女人，突然出现在被人遗忘的地方和时刻，在褐色的幽光上，闪耀出她那永恒的魅力。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姐夫对我讲了他第一次和大姐见面的情景。不是在医院，却是在迎泽桥边。大姐那天刚得到了唐凯丰的信，便一个人站在那里，望着河水发呆。姐夫注意到了她的异样，便走过去说：“姑娘，千万不要想不开，你看我，已经是半条命了，但也没想过要跳河。” 　　大姐抬起眼，静静地说，她不会跳下去；她要跳了，她妈和她的弟妹就算完了。就这么一句话，让生性为人怯懦的姐夫勇敢了起来：“只要你能不跳就好。我能帮你什么，你尽管说。” 　　我默默地听着。姐夫微微笑着，沉浸在回忆中：“你大姐就是这么一个人，到那种时候了还是想着你们。我当时想，我要是能娶个这样的老婆多好。可我那么丑，就连她要我装成她未婚夫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可她最后却嫁给了我。” 　　姐夫叫司机把灯熄了，把车门打开。他长久凝望着那条河，直到司机问我们何时启程时才突然说：　　“强强，我死之后，你和你大姐、棒棒，找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带我到这里来，把装我的罐子打开，让风把我吹个干干净净！你看我，丑就丑吧，身体还不好，连陪你大姐过她五十岁的生日都做不到。既然如此，我就走个干净，让她今后一点也没有牵挂！” 　　我泪眼模糊时，姐夫已叫司机把车发动了起来，他瘦小的身体蜷缩在座位的一侧。他在黑暗里艰难地喘着气，仿佛每一次呼吸都是他的最后一次。宽阔的河面上，不时飘来一阵阵带着泥土味道的空气。　　大姐对他的遗嘱却不能接受，直到姐夫去世的那天早上，两个人还在争论。大姐要把姐夫的骨灰放在卧室的梳妆台上，说她想什么时候和姐夫说话，就什么时候说话。姐夫一边笑一边说，“我一辈子都在听你的，你就听我这么一次，行不行？” 　　大姐这才做罢，却很快就泣不成声了。　　姐夫说，“老伴，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我有时候拿李家的大儿子跟你开玩笑，是因为我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你一生起气来鼻孔就变得老大，眉毛还皱在一起，就象多长了一只眼睛似的。” 　　接着又对我说：“强强，你得赶快找个老婆啊，你大姐这两天愁你愁得觉都睡不好了。” 　　“是不是？”他对着大姐的耳朵大声说。　　大姐闪了一下，答道：“吵什么吵，我又不聋？我戴助听器了，两个都戴了。” 　　姐夫就扭过头来笑着对我说：“你看，我真是快死了，你大姐二十几年来，对我的话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现在却变了。”他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去，但还在叮嘱着大姐要注意身体，好好吃饭。大姐把耳朵靠近他的嘴，流着泪，不住地点头。　　一年之后，棒棒考到了北京的某所大学。我大姐第一次出门旅行，和我一起去送棒棒。她穿着自己做的淡兰色的连衣裙，把一头短短的灰发烫了一下，花镜则用我给她买的一条白金的链子挂上。我跟她玩笑：大姐，你看上去比我还有学问呢。她微微一笑，笑容里充满了疲劳。她一路上话很少，常常把头转向车窗，呆呆地看着单调的风景。直到我提醒她说我们就要过娘子关了，出了娘子关就要出山西了，她才说她要到车厢的接口处看看。她然后站了起来，在火车的颠簸中一边朝前走，一边向让路的人道谢。她已经苍老不堪，脊背上的骨节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一阵难受。她那曾经象火一样旺盛的力量，已经随着姐夫的逝去，永远地离开她了。　　棒棒问：“六舅，你怎么了？” 　　我说我眼睛里有一粒煤灰。　　棒棒朝周围看了一下，低声说：“你不是哭了吧？” 　　我把声音尽量装得很正常：“小子，你将来无论发多大的迹都不能忘记你妈，听见了没有？” 　　他说：“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也不怎么，你要是没有良心，小心我以后揍你！” 　　我正色地说，就象我姐夫有次假装气势汹汹的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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