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自东汉光武帝授“汉倭奴国王印”开始就与中国发生了联系，距今也已经打了将近2000年的交道。由于地理因素以及当时航海技术水平的制约，交往受到了限制，摩擦产生的几率也就小，所以双边关系长久以来一直维持着比较淡泊的状态。然而，只要存在接触，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当摩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比较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中日两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 公元663年白村江口海战 日本自古以来就与朝鲜半岛有着不解之缘。在记录日本远古先民历史的神话当中，以八千矛神为代表的许多神灵都是从新罗（今韩国庆尚道）渡海来到日本的。现实中，朝鲜半岛夹在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中间，为大陆文明传播到日本起到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再者，日本与朝鲜半岛仅仅隔了一个对马海峡而已，来往较之直接渡海往中国也便利了许多。因此朝鲜半岛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公元4世纪中叶，日本借半岛三国内战之机，开始把势力伸展到半岛南部，建立起殖民地“任那”，并设置“日本府”进行管辖，三国之一的百济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国土的统一，国力的增强，日本加紧了侵韩的步伐。但是新兴于北方的高句丽由于受到中国北方政权的打压，只得开始把扩张的矛头南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日本成为竞争对手，并屡次发生战争。日本战败，势力基本被赶过对马海峡。与半岛诸国关系的恶化，使日本失去了从中国输入物品以及先进技术文化的渠道，只得冒险开辟了一条跨越东海，直达中国南方的新航路，与作为“中华正统”的南朝政权取得了联系，同时日本大和朝廷也想借助中国的政治权威来加强在半岛的势力，前后13次向东晋、宋、梁朝贡。这一时代就是日本史上有名的“五王时代”。 中国于隋唐时期重新实现了大一统。中国政局的变动也深刻影响了东亚格局。统一后的中国开始把东北的高句丽视作心腹大患，隋朝曾经三次征伐。取而代之的唐王朝继承了这一政策，并进一步插手到半岛事务当中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因此恶化，双方各自支持新罗和百济，使得半岛内战迅速升级为东亚区域的“国际战争”。 公元655年，百济与高句丽各自从西、北两个方向攻打新罗。新罗求援，唐朝在5年后派出大军救援，并一举灭亡了百济，俘获了乙慈王。百济残余势力先后两次向日本求救。日本亲征的齐明女皇于661年7月死于九州的大本营，救援一事暂时搁浅。待到663年五六月间，百济君臣内讧，唐军乘机联合新罗再次进攻百济，兵围都城，水师则封锁了白村江口，严阵以待。8月27日，与来援的日军在白村江口发生遭遇战，中日之间首次直接军事对抗战打响了。 战争以中国完胜、日本惨败告终。日本势力迅速收缩回了国内，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军事报复，转而加强沿海防务。这次海战促使日本当局清醒地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唐王朝在东亚树立其霸主地位趋势的不可逆转性，并顺乎时势地修正了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朝廷继续派遣“遣唐使”，加强改善两国的关系，其执政的重点也转向内政。在未来的百年时间内，日本创造出堪与盛唐文明程度相当的“平安文明”，并建立起稳定繁荣的国家。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大抵就这样确立下来。 1592~1598年中日朝鲜战争 16世纪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其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早熟的中国文明到了这个时候虽然还能维持相当规模的国力，却已经呈现出衰败的迹象。此时的日本，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近世”。长达百年的战国时代是对其国内政治力量的一次大洗牌，新兴的战国大名取代了腐朽的守护大名，成为强有力的新力量。日本由此实现了数百年未见的统一局面，并且首次把北海道纳入版图，尽管统一局面还不是那么稳固。但就是在这种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日本的统一者──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并且还将战刀指向中国。 与旧的守护大名不同，战国大名往往比较重视商业，这很类似于欧洲的重商主义。事实上，丰臣秀吉的身后就有京畿商人的经济支持，他们依靠雄厚的财力为丰臣家的统一战争提供军费。反过来，丰臣秀吉也给予这些商人特权，并且处处维护。所以这场战争多少带有早期原始积累的殖民战争性质。 此外，秀吉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借助战争削弱各诸侯，以此来强化丰臣家的统治，毕竟，战时成长起来的大批富于战斗经验，且冷酷嗜血的武士一旦进入和平年代就会成为浪人，必然会转化为社会潜在的消极破坏力量，所以干脆把这个火药桶扔到海外来得更保险。对此，各路诸侯可谓心知肚明。尤其是关东地方大名，如德川家康，伊达政宗等人更是想方设法避免被派往前线充当炮灰。 早在战争爆发以前，丰臣秀吉就曾经向朝鲜提出“借道入明”，这种伎俩自然被看穿并遭到拒绝。其实秀吉也明白此路不通，只是想以此制造一个借口而已。 1592年（中国万历二十年，日本文禄元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4月12日，侵朝日军横渡对马海峡，于翌日清晨登陆釜山，揭开了战争序幕。此役日本共出动陆军15.8万人，海军4万，精锐尽出，势在必得。朝鲜由于承平日久，武备松懈，且长年耽于党争，所以软弱腐朽，根本无力抵抗强悍的日军。仅仅两个月，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甚至于两个王子临海君和顺和君也沦为日军的俘虏。宣祖北逃义州，并求救于明廷。但是，朝鲜在海上却给予日军重大打击，5~7月间，朝鲜海军在其民族英雄李舜臣的指挥下节节胜利，并夺取了制海权，尽管这并不能挽回败势。 朝鲜的频频求救，终于引起了明朝的关注，决策者们认识到“关白之图朝鲜，其意实在中国”。7月，明朝派了小股部队入朝救援，却遭败绩于平壤。这次失利促使明朝派出更大规模的军队，并配备了先进的火药武器。明军入朝使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速战速决的打算落空。经过平壤战役等数场恶战，到了1593年5月，日军基本退回到釜山防御圈，但仍旧占据全罗、庆尚两道，双方开始和谈，文禄之役结束。 然而，和谈只不过是丰臣秀吉的缓兵之计。利用争取来的时间，日本养精蓄锐，重整军备，尤其是加强了海军建设。之后，又故意向明朝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从而造成和谈的破裂。1597年，战争再次爆发，是为“庆长之役”。由于日本成功地使用了反间计，使得李舜臣被革职，在此期间，日本海军大举进攻，几乎使朝鲜海军全军覆没，从而解除了海上的威胁。日本陆军随后在7月开始了地面战场上的总攻。与第一次战争不同，日军士气低落，战斗意志明显减弱，所以没有取得大的战果，基本上被中朝联军遏制在半岛南部。战局的不利迫使朝鲜重新起用李舜臣，朝鲜海军立刻得以重建，并且越打越强，最终再次夺回了制海权。中朝联军开始了战略反攻，反攻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损失重大，然而日军局部的战术胜利并不能挽救其战略上的失败，退出半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当日军苦苦支撑，惶惶度日之时，战争魁首丰臣秀吉病逝，主持大局的摄政会对前线官兵封锁消息，并以秀吉名义命令撤兵。至此，为时7年，耗资巨大，损失惨重的中日朝鲜战争以日本失败而告终。 但是，从某种意义而言，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朝鲜作为唯一的战场，蒙受了毁灭性灾难──损失了2/3的耕地和5/6的人口，尤其是流失了许多工匠与技术人员，这些人为日本所用，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朝鲜是战争最大的输家；中国原本因为张居正改革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起色，但是积攒起来的这点家底很快在战争中消耗殆尽，诱发了新的财政危机，并加剧了国内矛盾，最终断送了政治命运。至于日本，与数百年后的美国人一样，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人力，损失都很惨重，丰臣政权也因为战败而迅速垮台。不过，德川家后来居上，却实现了一个和平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对于日本民族而言，也可算是因祸得福。战争最大的赢家，在笔者看来，恐怕倒是从未参战的建州女真──战争削弱了中国和朝鲜，客观上为它赢得了生存空间与时间──就在这段时间内，努尔哈赤吞并了许多部落，进一步扩大实力，为日后的统一女真以及反明战争积累了资本。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战争的失败，使得孤立的日本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格局得以保全。 19世纪，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历史性地进入东方，原本内向封闭但是稳定的东亚文明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固有的“中华朝贡体系”开始一步步地走向瓦解。其中，日本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1868年，日本就单方面把中国的附属琉球纳入其内政轨道，1871年又借口“牡丹社事件”开始染指台湾，并彻底占领了琉球，改称“冲绳”。中国失去了第一个属国，但这只是开始。接着是越南和中亚，到最后只剩下朝鲜。 早在1873年，日本国内就曾经风行过所谓的“征韩论”，其产生原因有二：1、当时明治政府的维新遇到旧士族的反抗，出于安定内部的目的，必须将国内矛盾外移；2、俄罗斯势力南下，企图染指朝鲜，英国对琉球兴趣不小，这样一来，日本周边地区不稳。出于先发制人的考虑，日本感觉很有必要赶在俄罗斯之前占领朝鲜。尽管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在斗争中失败，但他们的主张却仍为掌权的内治派所接受。1875年，日本导演了“云扬号事件”，并于次年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江华条约》。至此，日本的一只脚再次踏进半岛，开始挑战中国在朝的宗主地位。分别发生在1882年、1884年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就是该矛盾的产物，两次事变中国都保持并巩固了在朝鲜的优势地位，但是1885年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却默许了日本在半岛地位的合法性，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但此时的日本还没有足够实力来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因此，日本加快了建设海军的步伐。明治天皇为此带头在宫廷展开节食运动，以节省开支购买欧洲先进战舰。正是由于举国一致的努力，日本海军在硬件上基本赶上了中国。 1893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很快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半个朝鲜。朝鲜向中国清廷乞援，然而根据《天津条约》，中国出兵，日本同样可以出兵。日本方面先是进行外交诈骗，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出兵，接着就背信弃义，悍然出兵朝鲜，造成了既成事实。吃了哑巴亏的中国开始与日本交涉撤兵事宜，但是由于李鸿章的盲目求和心态以及朝廷内部分歧使得中国在此问题上应对乏力，处处被动，日本仍旧不断增兵。觉察到日本“侵夺之谋”的李鸿章一味地试图依靠外交上的折冲尊俎来保全和局，却不做充分的军事准备。当时中国海关的英籍总税务司赫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中国的盲目妥协并没有换来和平，战争依旧爆发了。 日本首先在海上发难，通过黄海海战把北洋海军赶回旅顺军港。李鸿章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使得北洋海军直到覆灭也没有再驶出军港一步，把制海权轻易地让给了日本。在海军的保护下，日本陆军大举进攻，从朝鲜一直打过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的辽东半岛。随着威海卫的陷落以及辽东战役的失利，局面完全被日本掌控，战争进入尾声，而清政府也开始了乞降活动。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以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于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属国朝鲜。此外，割地赔款，开放内陆通商口岸，使得半殖民化程度和民族苦难进一步加深。至此，历经千年之久的中华朝贡体系彻底崩溃，日本开始逐渐取代中国来扮演东亚国际格局的主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昔日唐太宗在谈及隋朝灭亡之时，曾经深有感触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中日战争串联起来作个比较，相信发掘出来的某些引人深思的东西，对于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将起到有益的启迪作用。由于60年前的那场最重要的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还涉及苏、美、英等大国在东亚的博弈以及牵扯不清的利益纠葛，其复杂程度难以言明，与上述三场战争不可同日而语，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故而暂不列入讨论范围。 1、国内矛盾的外延。 三次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国内都积聚了相当剧烈的社会矛盾，而且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特征：刚刚完成社会形态的过渡，国内局势不稳定，实际上还是处于转型期。尤其是旧势力没有完全铲除，并对新秩序进行反扑，这个时候往往是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契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部矛盾，外部解决。 2、战略的既定模式。 如果能够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话，笔者相信朝鲜民族绝对不会愿意选择朝鲜半岛──这片夹在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中间的土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朝鲜半岛连接了日本列岛和中国大陆，算得上是东亚的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中日势力的缓冲地带。综观三次战争，都无一例外地和朝鲜扯上了关系，这也从反面论证了朝鲜半岛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一旦中国控制半岛，就可以把日本死死压制在岛内；反过来，日本要遏制中国，首先也要占领半岛，作为进攻中国的跳板。所以，中日历史上的三次战争可以说是“半岛争夺战”。 3、制海权的重要性。 三次战争都能够看到两国海军的影子，这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连，一旦出现变故，可以直接进入半岛进行干预。而日本离朝鲜最近的地方，也隔着一个对马海峡，所以海洋对于日本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失去了海洋，也就失去了海外扩张的可能性。 三次战争当中，只有发生在近代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胜利，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日本海军。此前，在第一次战争中，日本海军完败于唐军，可以说是必然的，这是因为两国国力相差悬殊。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日本海军的战船制作粗糙，工艺落后，甚至连龙骨都没有，其性能可想而知，基本上是一撞即毁。第二次战争中，日本陆军在地面战场所向披靡，虽然在中国介入以后陷入苦战，但还不至于落败。然而，造船工艺并没有多大起色的海军重蹈当年覆辙，制海权落入中朝联军之手，日军的海上给养线被完全切断。中国由于与朝鲜接壤，其陆上补给线的运输能力又远胜日本，所以在战争后期，日本的军事优势随着后勤的困难而迅速消失，最终输掉战争。甲午战争首先从海上打响，新锐日本海军迅速击败中国海军，把对手封锁在军港内，事实上已经夺取了制海权，从而为陆军的进攻清除了障碍，并保证了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结果战争的天平倒向了日本。 综观三次战争，海军的成败，制海权的归属，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4、国家体制与战争的联系。 甲午战争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还宣告了国家体制的失败。如果仅仅单纯地进行军事力量对比，当时的中国军队，尤其是海军的实力犹在日本之上，日军统帅部在战前就犹豫不决，不知能有多大胜算，便派间谍进行侦察。间谍回日本后，说一定能打败北洋舰队，理由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北洋舰队的水兵在舰炮上晾衣服！ 此外，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邓世昌蓄养了一条名叫太阳的爱犬，而按照当时舰队管理条例，军舰上不能畜养动物；提督丁汝昌是吞食大剂量鸦片自杀殉国的，可见平时就已经储存不少，军官尚且如此，普通士兵更不待言；甚至战争爆发后，一些海军军官居然还有心思离舰上岸嫖宿。难以想象这样一支腐化堕落的军队如何能够在战争当中取胜。可见，中国不是输在硬实力上，而是输在看不见的软实力上。当时中国社会，上至宫廷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弥漫着一种萎靡散漫的风气，其忧患意识和战争意识的淡薄，体现了社会体制的崩溃，这才是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那么再来反观前两次战争。第一次战争爆发时，中国正处在强盛的唐王朝统治时期，而日本当时刚刚完成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无论是从体制的优劣还是国力的强弱而言，双方的文明程度差距悬殊，日本挑战中国无异于以卵击石。待到第二次战争爆发时，双方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简单说来，日本处于上升阶段，而明朝处于衰落阶段。其实明朝的衰败是封建制度的总体衰败，虽然其繁荣昌盛远胜于唐朝，但是体制落后于时代，且弊病丛生，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活力，内部孕育着各种社会矛盾，严重损耗了国家的能量。日本经过百年之久的战国时代，在动乱中完成了社会变革，其制度开始向中央集权靠拢，尤其是其“兵农分离”的军事制度要比明朝的卫所制先进。战场上日军的表现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明军就相形见绌不少。就其武器装备而言，双方相差不大，相反明军还拥有日本望尘莫及的人力优势与后勤保障。那么这一切恐怕还得从体制上来找原因了，毕竟，清朝基本上是承袭明朝的制度，明朝当年的惨胜恐怕已经为200年后清朝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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