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六年前的阵痛，由于得不到及时清理，迄今已成为历史的伤疤，深埋在不少中国人的心中，无法愈合。 六四沦为无法愈合的伤口，部份原因是因为政府将其列为禁忌，禁止思想和言论的公开介入。当公开讨论被禁止时，真相就飘散在历史的尘埃中。虽然有不同人站在不同角度进行不同讲述，但旁听者大多如雾中看花，亲历者往往也只是窥豹一斑。六四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它是怎么发生的？政府与海外民运至今各执一端，各说各话，真相仍未到大白之时。 人们有理由怀疑在六四伤疤下掩盖了屈死者的冤魂，所以政府才将其列为禁区。但是，仅此并不足以证明另一方（海外民运）的叙述代表了全面的真实。即使真相大致如政府所公布的那样，它仍然会被强令终结。这不仅仅是因为六四代表了一种政治尝试的终结，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的开始，更因为对六四的纠缠和探询是中国政府至今不能承受之重。遗憾的是，在具体情境下，中国政府所不能承受的，中国社会也无力承受。 六四是不可能被遗忘的，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内涵。正因为如此，它也不是今天的中国能够即时消化的，它注定要被暂时掩埋--六四的伤疤尚未到可以揭开之时。 温家宝在上次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意味深长：如果还能够持续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情景？--对于中国决策层来说，现在是持续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不能让其它次要因素干扰“持续发展”这一大局。六四公案如果再重新放到桌面上来，它撕开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伤口，它将撕裂整个中国社会的身体。结局会如何，谁也无法预料，更无法控制。可以预料的是：肯定八九运动即意味着肯定前苏联式的变革道路，否定中国这十六年来的曾行之路--这当然符合海外民运的利益，却未必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 最近海外有种观点，认为“六四是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源头”，执著地将六四与贫富分化等不平衡现象挂钩。但是，证诸世界经验，任何大国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过程都与“不平衡发展”相伴随，中国并非特例，何况中国的这一过程还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转轨？八九之时，除非赞成回到过去，否则就只能在苏联式激进和中国式渐进之间作出选择；又能使马儿跑又能让马儿不吃草的灵丹妙药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比较苏中两种模式，究竟是象前苏联那样弄得国家分裂、社会混乱、经济衰退几近崩溃几乎一蹶不振好，还是中国当前的模式好，大多数中国人不难得出结论。如果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中国陷入类似前苏联的 困境，未必能象今天的俄罗斯那样缓过气来，当时就可能有许多人要陷入生存危机--这就是在苏东剧变后，国际上一些严肃的战略分析家担心中国会不会步前苏联后尘，从而引发全世界都无力消化的难民潮的原因。 八九是中国历史的分岔路口，它代表了激进和渐进两条道路之争。笔者反对六四动武，但赞成六四后中国政府的道路选择。如果八九之争的胜利者是另一方，显然中国只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如果中国真的走上了前苏联式的剧变道路，由此所发生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谁可负责？ 正是由于在普世价值的裹挟下对六四的重新评价可能导致对近十六年的否定，导致对发展模式的推倒重来，揭开六四伤疤才尚非其时。个体正义的实现，往往是有条件的，必须考虑实现正义的外部效应，不能因此引发全社会更大的伤痛--这虽然是令自由主义者很不爽的“宏大叙事”，却是人类进步时刻遵循的逻辑。所谓“实现正义，哪怕它天塌下来”，这只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 因此，即便六四蒙冤者有着重新评价的正当理由，他们的呼声也注定要被暂时淹没在历史前行的车轮声中，淹没在更多人的需要下。这并非中国的“特殊国情现象”，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发生这样的故事，在自由民主的故乡欧美也一样。在那些令人赞叹的历史进程中，同样掩盖着冤屈者的呻吟。 例举中国或许只会惹来嘲讽，但美国又如何呢？被自由民主人士视为样板典范的美国，其迄今为止最令人赞叹的壮举无疑是其立国。美国立国开创了新的政治范式，为人类的政治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壮举中，同样积淀了大量冤屈者的呻吟。立国领袖们搁置了奴隶制问题，这不但与美国标榜至今的所谓立国之本“人类尊严与自由”的价值标准不相容，而且还为几十年后导致伤亡无数的南北内战埋下了祸根。但是，立国领袖们并未因此遭到谴责或承担罪责，他们仍然享有世界范围的广泛尊重。人们明白，如果当时不搁置奴隶制问题就不可能有美国立国；相对于立国壮举，奴隶制问题只能被搁置，正义的名份只能跚跚来迟。 在更大的需要约束下，正义只能跚跚来迟。不管六四的真相是什么，如果现在揭开伤疤，只会将中国社会撕裂成血淋淋几块。中国在战略性发展机遇期耽于内耗，这或许符合某些人或某些国家的利益，但绝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少数人注定要暂且忍受痛苦。 历史具有某种公正性，该补偿的最终会得到一定补偿，该清算的最终也会受到一定清算。对六四的重新评价只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发生：其一是中国目前这条路走得很顺利，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物质进步和内部矛盾减少，重新审视六四已不会引发大的社会震荡，反而能够促使社会实现更大范围和程度的和谐；二是目前这条路走得极坎坷，甚至已经难以为继，执政者的能力被深刻质疑，六四问题将成为加速阿米诺骨牌倒塌的筹码。 执政党的命运是与其社会治理的有效性紧密相联的。据海外报导，令人尊敬的蒋彦永大夫曾经建议政府重新评价六四，认为谁先提出重新评价谁就可以掌握政治主动，这种说法显然是出之于政治浪漫主义的天真幼稚。只有在政权已经陷入上述第二种危机时，六四才会成为政治家们争取主动的筹码；但局势如果已经严峻到了要争相争夺六四旗号的地步，说明前苏联式剧变已经无可避免，所谓“争取主动”，其实不过只能苟延残喘而已。只要局势还没有严峻到这一步，六四对于执政者就只是烫手的山芋，政治家们避之唯恐不及。 六四后邓小平的总结体现了真正的政治智慧，邓说的大意是：虽然遭到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但是我们心中有底、心不慌，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为人民带来了实惠，人民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可以挺直腰杆--正是因为坚信改革开放为大多数人带来了实惠，坚信渐进式道路选择的正确，中国领导人才能逆“第三波”民主化潮流走到了今天。 渐进式道路虽然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不坏”选择，但它当然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和负面性。最大的负面性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贫富两极分化，这种不平衡虽然在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但应该在事后进行调整。否则，邓小平所引以为自豪的“为人民带来实惠”就会走向反面，中国就难以避免上述第二种悲惨结局。 不管道路如何选择，未来始终存在变数，在作出选择后又会面临新的选择。为了使中国在渐进道路上能够走向好的未来，不能不对“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不能不更多关注社会分配的公平。也因为同样的理由，中国在现阶段不能不继续掩埋六四的伤口，搁置历史的公正。 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的“向左转”，包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执政理念的提出，证明他们已经看清了问题所在，正在着手解决问题；近期免除农业税、关注农民工、加大社保投入等系列政策的出台，更证明了新一届的中国领导集体具有调整发展方向、减小渐进式道路的负面性的意愿和能力，中国迄今仍然走在渐进式发展道路的第一种良性前景之下。 鉴于此，笔者赞成走出六四，放眼大局和未来；笔者也赞成暂时搁置对六四的全面评价，赞成“六四受难者”将主要方向定格在要求政府赔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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