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论六四,对于当代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伤痛。对于六四事件，从概念上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一种认定六四是“以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一种认为六四是中共“血洗天安门”，是国耻，应该万般诅咒。笔者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六四概念的，即六四是一场空前的爱国民主运动但却遭到中共暴力镇压的悲剧事件。 十六年来，中国人在对待六四上，有不同的态度和声音。中共执政当局一方面始终维持其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的定性，另一方面又竭力加以掩饰，不断转移视线，力图使国人遗忘这块历史的伤痛。同时，当局又念念不忘六四阴魂不散对自身统治构成的潜在威胁，每年都如临大敌地将六四前后定为“政治敏感期”，为日后的历史教科书贡献了新的政治术语。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当年以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在左倾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共党内，开明派随即失势，成为自身难保的“泥菩萨”。此后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则不断呼吁中共要正视历史，认为中共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党，应该掌握解决六四问题的“主动权”，解决得越早越对中共有利。但时至今日，中共最高层除了选择对六四“置之不理”、实行“遗忘策略”外，并没有显露出任何现代政治智慧和政治才能，从而使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形成了对六四这一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心知肚明”的共识。这样，在后六四时期,一大批投机钻营分子混进了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对上表达无限的政治忠诚，私下则肆无忌惮地大搞腐败。这种将腐败分子当作人才提拔重用，反而将一批正气在胸、良知未泯的人视为对党的事业“不忠”的对象而加以清除的做法，构建了中共使用干部上的“逆淘汰”机制，这种将正义之士淘汰出局而将歪风邪气之流委以重任的“逆淘汰”，其最大的政治后果是表面上保持了“社会稳定”，实则是以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大量流失为代价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腐败，与80年代末学生们义愤填膺要求中共惩治的腐败相比，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除中共党内对待六四的不同态度外，海内外的一大批中国人则不断地要求为“六四平反”。有的人则从六四血案中“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结束中共对中国人们的“邪恶统治”就成为这些人的最大诉求。 理性地看，六四不仅是中国民众心中的伤痛，也是中共执政的伤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执政的最大伤痛。众所周知，中共是在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训练下组建的列宁式政党，一方面中共全盘照搬了苏联模式，在莫斯科习得了一身极权主义的好武艺，足以随心所欲地将每一个中国人变成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另一方面中共又网络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精英，这些精英们接受了五四以来民主和科学的理想信念，换句话说，中共官方教科书对五四以来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弘扬，包括“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式名言的指引，又足以使每一个中国人怀抱对民主和科学的向往和追求。这样，中共一只手通过教科书在中国人的心灵植下“民主的种子”，另一只手又用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方法给中国人的头脑戴上“极权的紧箍咒”。中共的这种一方面弘扬民主，一方面又推行专制的治国“双轨制”，显然会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困惑。作为六四的亲历者，我深深地感到，所有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愿望，都是中共不断启蒙和热心培养出的结果；可当莘莘学子们按照中共的启蒙和培养不断要求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后，却又遭到了中共冷酷地对待。六四事件正是中共这种内在冲突的执政方式之最大悲剧。 用暴力对付国人的民主诉求，是中共执政能力极大局限的产物。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中共也想“振兴中华”，也想造福于中国人。可中共建国以来做出的事与愿违的事又何止千万！细细推研中共，有一点清晰可见，那就是执政能力不高的中共特别信奉暴力治国。这就好比中国传统的家长治家，应该说家长们大都疼爱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并不想钻研现代儿童心理学,只是跟着传统的感觉走，心情高兴时，可以给孩子买块棒棒糖逗乐，一旦孩子言行不合成见，就拳脚相加，棍棒相见，而决无包容个性、平等对话之余地。中国的暴力齐家与暴力治国决非两不相干。 人所共知，2000多年前的西汉统治者就已认识到“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的政治法则。可中共却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政治圭臬，在尝到暴力夺取政权的喜悦后，便长期信奉暴力为治国的最大法宝。这种以暴力为后盾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中国政治逻辑，牢牢地左右着几代中共领导人的头脑。虽然中共在公开的文本中始终把民主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可一旦民众自发表达民主的强烈诉求时，中共却又视其为对自身垄断政权的“最大觊觎”。当民众的民主诉求与当局的执政方式发生冲突时，脑袋中只有苏联极权主义政治知识而无现代民主政治常识的中共领导人，不可能顺应时代潮流和民众意愿，因势利导地在政治改革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相反，却娴熟地祭出“阶级斗争”的传家宝，以暴力镇压任何脱离中共预设轨道的民主运动，就成为中共领导人沾沾自喜的“正确决策”。这样，历史再次上演了“革命者吃掉自己儿女”的政治悲剧。放眼古今中外，凡是以暴力打江山也以暴力坐江山的暴力政权，也必然在新的暴力中覆灭。 当年的邓小平本是中共党内站在时代最前沿的有识之士，也是惟一享有最高权威推动中国向现代政治转型的领导人。作为耄耋老人的他，敢于扭转毛泽东和华国锋极左的治国路线，实行改革开放，真正地可称为“他改变了中国”。但在他一手号召下日益解放思想的中国人要求更广泛的民主时，他老人家却完全缺乏现代政治智慧、才能和胸怀，惯性地拿起从苏联学来的极权主义治国之术，先是抛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以约束和威慑国人的头脑，继而在六四对学生们的民主热情实行最无情的暴力镇压，酿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执政的最大伤痛，从而也书写了他个人人生的最大污点。 邓小平留下的六四政治遗产，成为中共迈向未来的最大心病。治愈这块心病，唯有靠正义之药。 200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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