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人眼中，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个个都显得十分忙碌。他们从周一忙到周日，从春夏忙到秋冬，从白天忙到黑夜，从年头忙到年尾。领导们自己也常常抱怨没有正常的节假日，一年到头也从未休过什么公休假，更不用说光明正大地去度假了（至于各级领导干部打着考察的名义公费旅游则另当别论）。领导干部们忙呵忙，一年四季都忙些啥？用领导干部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天到晚忙开会！忙应酬！ 忙开会，这是每一个共产党领导干部履行领导职能的共同交集。共产党在治国中形成的以会治国的开会文化，有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是这会那会多如牛毛。首先是会议的次数多，样样工作都要开会才能推动，即使一些鸡毛蒜皮的日常工作，上级也喜欢召开会议来统一安排部署，下级则习惯于等到上级开会后才去贯彻落实；其次是会议的层级多，同样的会议主题，也都要一律自上而下层层开会部署，比如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后，随即是省里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再是市里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再是县里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再是乡镇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长此以往，各级创造性地发明了“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工作方法。对此，笔者曾撰《为什么共产党的会多？》的拙文稍作探讨。 二是台上台下界限分明。共产党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开会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构建了独具一格的主席台。领导们一律端坐在主席台上，不是作报告，就是陪作报告，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则统统坐在主席台下，不是洗耳恭听，就是昏昏欲睡。一些大型的会议，主席台上要坐上几百人。这种“领导在上我在下”开会模式，培育了中共各级领导干部的“主席台意识”，凡是领导，个个都想在开会时坐到主席台上去，坐惯了主席台的领导们，则人人死活都不想到台下来听。对此，笔者曾大声疾呼《取消主席台，只设发言席》。 三是领导报告胜过法律。著名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实地考察后发现：“在美国，决不是人服从人，而是服从正义和法律。”在中国，似乎与此恰恰相反，服从领导成了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人生宝典和社会哲学。谁在台上，谁就拥有真理；谁手中的权力大，谁掌握的真理就多。所谓“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正是这种“权力的中心也是真理的中心”的生动写照。于是在中国，“宪法不如领导看法，法律法规不如领导讲话报告”的怪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共产党开会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贯彻领导讲话报告精神”。各级各部门领导的讲话报告，成了各地各部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如果上级领导不作报告，就似乎不能有效推动工作，下级干部群众如果不听领导报告，也就不能正常开展工作。这几乎成了中国公共管理中的“牛顿定律”。 我看西方法治国家的领导，并没有到处讲话作报告，更没有下文件发通知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贯彻领导讲话报告精神”，但这些国家的公共管理井然有序，工作效率众口皆碑。如果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全地球全人类统统学习他秘书长的讲话精神，如果英、美、法、德等现代法治国家的领导人也强制性地要求本国人们一天到晚“认真学习贯彻领导讲话报告”，那即使不笑破世人肚皮，至少也要笑掉门牙三颗！1997年中共十五大虽然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理念，但在具体工作中并没有实现任何实质性的转变，相反，仍然沿袭历史上形成的以会治国的习惯做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我不妨作一个基本的判断：什么时候中国的领导人不再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贯彻领导讲话报告精神”了，什么时候中国就迈上了法治的轨道，就跻身于国际主流社会，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学习领导的讲话报告了，什么时候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就自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就要空前迸发出来了。 200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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