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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误入歧途

作者: 刘晓波 | 类别: 时政 | 内容: 中国政局 | 文型: 评论 | 评论: 投票

中国的现代启蒙来自传统读书人的觉醒，但他们很难完成从传统读书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之所以如此，既有国情的限制，也为读书人自身的局限所累。民族主义、忠君意识和幕僚人格，使之误读自由主义且进退失矩。一被民族主义扭曲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理念及其制度安排，首先是对人的本体性价值的优先关注，其次才是对人类社会的工具性价值。“四大自由”的首要意义是个人尊严的确立，其次才是作为保障基本人权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工具，进而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抽去了人的本体价值而只在乎工具价值，自由主义便不再是自由主义，而只能沦为其他主义的工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洋务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就是技术主义的工具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标。现代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尽管提出的具体纲领有所不同，但工具主义的态度则与“洋务派”毫无区别。具体而言，西方自由主义的引进，源于遭遇民族大危机之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必然被民族危亡的忧惧所左右，只注重其工具性价值而忽略其本体价值，即不是出于对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特别是作为个体人的关切，而是出于对国家危机和民族振兴的关切。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个人为价值核心的自由主义。在怀有强烈的民族危亡忧虑的中国读书人眼中，西方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救国”工具，象“船坚炮利”一样，完全服从于以民族、国家、群体为核心价值和优先目标的政治取向，服务于强兵富国的民族主义目标，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代替了人的解放，国家独立压倒了个体自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的主流。在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的主导下，即便每天把自由主义挂在嘴边，实质上也不再是自由主义了。这样的民族主义目标和自由主义工具的畸形混合，在经历过二十多年改革后的大陆自由知识界再次抬头，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寻求与提倡“儒家王道”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相结合。二被传统忠君意识淹没的自由主义对于那些自称信奉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每天在口头上叨念的自由主义理念，也无法掩盖其内心深处的反自由主义的传统意识。在中国的传统中，民族、国家、甚至天下等宏大观念，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操作的层面，就转变为以专制权力为核心的制度和礼仪，在古代是皇权的“家天下”等同于民族、国家和百姓，在现、当代是党权的“党天下”代替了民族、国家和人民。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上，历代不乏为皇权而杀身成仁的忠臣、君子和义士，也从来不缺少幕僚情结和帝王师梦想，却鲜有殉难于个体自由的先觉者。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现代知识分子）总是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落实到对皇权的效忠上。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到陈独秀、李大钊再到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反抗，皆以寻找开明独裁者为归属。即便是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胡适，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也是偏向于“好人政府”；即便象鲁迅这样的虚无主义者，也想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充当领袖乃至文坛霸主。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无论各个时期的知识群体有多大的区别，但从整体上看，对政治强人的服从与效忠则是同一的。区别仅仅在于：古代读书人效忠于家天下专制，现代读书人效忠于党天下独裁。三传统的文化资源无法支撑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诉求从传统上看，中国的读书人从来没有过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士”是“吏”和“王”的准备，学习知识仅仅是进入统治集团的敲门砖，政治实用主义左右着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 “立功”、“立德”和“立言”的“三不朽”中，政治上的立功才是他们的优先选择，而道德上的“立德”和知识上的“立言”仅仅是“立功”的工具。也就是说，道德和知识根本没有独立的价值，而只有作为仕途敲门砖的价值。于是，知识人也就成了附于政治权力之皮上的“毛”，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悲的是，从古至今，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执政集团以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为取向，依附于这些执政集团的知识人，无论他们本身倾向于怎样的主义，最终也只能作为帝王的工具。帝制被推翻后，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有希望走向自由民主政体的三个时期——民国初期的共和、北伐战争后的统一、抗日结束后的国共和谈——皆因主要政治力量的集权主义而错过。具有自由主义政治取向的知识群体，既没有组成自己的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和动员力量的政治组织，也形不成持续的政治反对派和压力集团，而只能依附于某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也从未摆脱过幕僚和劝谏者的角色，皇权对读书人的最好奖励，大概就是“帝王师”的角色。同时，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人却大都不能在现实中践行自由主义，也就无法把自由民主的理念普及为大众常识，更无法动员出大众化的自由主义运动。事实上，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未与民众有过真正的观念共识和行动共享，更不要说在实践上对民众进行社会动员了。对统治者，他们要当“帝王师”；对大众，他们自奉为先知、代言人或救主，而民众很难理解傲慢的知识人，也不会跟随心口不一、言行背离的犬儒化先知。所以，中国知识人的孤掌难鸣的窘境一直延续至今。四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歪曲理解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及其政治理念来自西方，中国现代知识人对自由主义的接受带有很深的东方印记，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也就必然陷于歧途：要么是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要么是“人民主权至上的自由”，要么是“明哲保身的消极自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只注重立宪政体的移植，却忽略了自由主义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五? 四”一代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往往只注重民粹主义的“人民主权论”，也就是“直接民主”，而忽略了任何政治权力都必须得到制衡，帝制下的“君主不会犯错误”变成了“人民不会犯错误”的伪自由主义。因此，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基础理念没有整体性的深入把握，仅仅从中国的民族危机出发，实用主义地各取所需。许多人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混为一谈，最后用马列主义代替自由主义，用激进的暴力革命代替渐进的和平改良。法国大革命以及卢梭的激进主义与马列主义的激进革命相互激荡，左右着中国的历史，也左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沉浮。所以，大多数知识人把1949年的中共执政作为自由和民主的实现。加之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观念的根深蒂固，更使中国人把自由和民主理解为财富分配的绝对平等。换言之，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的过程中，最不该原谅的失误是他们对经济自由和私有产权的忽略。可以说，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忽略乃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缺憾之一。这显然与中国传统中的“公私之辩” 密切相关。在中国，永远是民族高于人，群体高于个体，即使是启蒙时期亦如此。人的解放和人权的确立的最关键的步骤，就是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而在中国现代知识人的眼中，财产私有观念乃大逆不道，一系列启蒙的著名人物都对“私”字深恶痛绝，而对“公”字顶礼膜拜。孙中山不是高扬“天下为公”吗？国人中的最早觉悟者们也没有意识到，人从专制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变帝制时代的公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自由经济的私有制，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个人权利得以确立的基础制度。到“五?四”时期，尽管个性主义思潮盛行一时，但在没有明确意识到私有财产对个性解放的重要意义的情况下，任何个性主义、民主、自由的口号，都无法确保个人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西方启蒙以个人主义为目的，其具体措施首先是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自由主义运动都是从皇家财产的私有化开始的。而中国的启蒙以民族主义为目的，其具体措施先是坚甲利兵，继而是君主立宪共和，最后是“科学与民主”，就是不强调私有财产。所以，中国启蒙运动中的个性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方面因失去了经济基础而变成虚幻的装饰，另一方面成为民族振兴的一个工具或手段，而不是目的。与此相关的是对“公有观念”的维护和对“私有观念”的仇恨。而民族主义、“天下为公”正是中国封建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象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很少谈到“私有观念”的问题，反而，俄国的“十月革命”一胜利，他们便放弃了民主而转向了“天下为公”的苏联，甚至把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就连胡适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启蒙先驱，在经济上也倾向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中共的政治纲领之所以对知识人具有诱惑力，不仅是“民族主义的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于是，公有制成为执政党和知识人共同的制度选择。 2004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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