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入狱 1992年的5月28日，那个难眠的初夏夜，我永远不能忘却。那天，我的丈夫刘京生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家。经过一夜漫长的等待，当窗户重又放亮时，我心里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第2天，我联系刘京生的好友胡石根，找不到，联系王国齐，也找不到。刘京生的朋友们似乎都失去了消息，我明白：预感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对于他所从事的事情，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从来来往往的朋友和他们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他们在做着危险的事情。在中国这个政治环境中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畏惧。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我从小对政治敬而远之。政治对我们这个满清遗族来说，等同于“整治”。这种天生的敏感使我觉得刘京生他们很幼稚、天真。但是，我不能阻止刘京生。 我把刘京生彻夜不归的事告诉了我的公婆。他们阴沉着脸，什么也没说。我惊诧他们的沉着。作为早年加入中共组织的中国科学院的中级领导，他们有着太强烈的组织意识和政治原则，连自己儿子的事都不愿发表议论。 父亲几天不露面，儿子刘晓光向我要爸爸。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骗他说，爸爸出差办事。由于刘京生曾经做过小商品的生意，也有过外出的经历，所以儿子当真了，没再问什么。 在沉默、压抑的气氛中过了半个月。6月14日的一天早上，几个警察敲响了我的门。我打开门，看到警察的神情，明白了即将发生什么。当时我的儿子刘晓光正在屋里。我告诉他马上到旁边楼的爷爷、奶奶家去。 警察向我展示了一张写着搜查证的纸片，宣布道：“刘京生因为涉嫌反革命罪被刑事拘留了，现在要对你的家进行搜查。”接着便开始翻箱倒柜。政治，这个我从童年起就被父辈告诫要躲避的东西终于还是找上门来。这是宿命，忘不掉的政治记忆，脱不开的政治噩梦。许是我过于粗心，我从来就没翻动过刘京生的个人书柜。警察们从里面翻出一捆印刷品。他们也搜查我的私人物品，把我搜集的六四期间的资料也抄了出来，尽数没收。警察走了，我看着被翻得狼藉一片的房间，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想起了我的儿子。我急忙下楼往公婆的家里走去。公公阴沉着脸开了门，把我叫一边小声说：“晓光一直叫着要去找你，我们没让去，怎么样？走了？” 我茫然地点点头，视线一直在寻找我的儿子晓光。 晓光跑过来，我捧着他的脸，使劲地摸。婆婆从屋里走出来，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我。我们这一家人都有点呆呆的，只有不懂事的晓光抓着我的衣服在叫我。 二、审讯 刘京生被捕，家里不再有安宁的日子了。派出所的片警上门，市公安局政治处的人光顾。在单位里，我也成了被“关注”的对像。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难免手足无措。 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警方的盘问，我不知道怎样面对同事的目光，我不知道怎样告诉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怎样面对未来的生活。 抄家后的半个多月，我接到北京市公安局7处的通知：到7处接受问话。 我利用休假的时间，转了几趟公共汽车来到位于北京城南半步桥的7处办公楼。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预审和一位青年预审。他们都严峻得绷着脸。问话从我是否参与了刘京生的活动开始。 “你知道刘京生做的事吗？” “不知道。” “不可能，你们夫妻俩生活在一起，他做的事，你难道不知道、不参与？” “你们大概不了解我，我对政治没兴趣，不光没兴趣，我讨厌政治。” “别说得这样无辜。我不相信你对政治没兴趣。” 让我说什么呢？我想告诉他，让我给他讲述我的家族背景、我的家传，让我告诉他，我从来就没有申请过加入共青团，让我告诉他，政治在我看来就是揪斗、就是抄家、就是喊口号、就是人整人？这么丑恶肮脏的东西，我凭什么要对它感兴趣。 话题一转，他们又问我：“刘京生平时都接触什么人？” “我再说一遍，我对他接触什么人没有兴趣。”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胖子的。” 胖子，我想起来了，叫许东岭，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青年。我不知道他的政治抱负，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理念，同他的几面之交，我只感觉这个青年人，政治热情很高，处事城府不深，至少我觉得他不像是搞政治的。 “某年某月某日，有人让你把某某的东西转交给刘京生，有没有这回事？”预审员又问。 “没有。”我一点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地说。 短暂的沉默，中年预审说，“说不说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们掌握了事实，不会因为你不承认，就不作为证据。你如果不说实话，后果你自己负责。” “如果你觉得我必须承认你所说的事，那我就胡说一气。” “那倒不必。是事实你必须承认。不是，你也可以否认。我们要求讲真话。” “我要说的话就是：没有这事。” 问话结束了。他们站起身。我也偷偷喘了一口气。他们要我走到审讯桌前，在那个白白的记录纸上按下了血红的食指印。 盘问过后，我要求见刘京生。 “现在不行。”警官回答。 “什么时候行？”我追道。 “结了案再说。” 此后，我就开始等待结案。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旯?去了。我??次打电话，但是，结果都是一个：“不行。” 我实在忍不住了，愤懑之极。我提笔给写了一封信，斥责7处无理关押，是借机要挟。我还写了一首顺口溜： 医生从病人身上挣钱，老师从学生身上挣钱，交警从司机身上挣钱，领导从工人身上挣钱，你们从犯人身上挣钱。 写完，我觉得出了一口恶气，把信封好，到家门口附近的一个信筒，将信放了进去。 几天后的晚上我回到家，婆婆告诉我公安局来电话，叫我去一趟。 我说：“不去。” 婆婆说：“他们怕你不去，还特别提醒说，如果你不去，他们用警车把你带走。” 我没说话。两天后，我又挤上公共汽车，几次转车后，坐到了7处预审室那个受审的位置上。 还是那熟悉的预审室，还是那故作威严的预审员，他拿着我的信，用略带愤怒的神情看着我：“这是你写的吧？” “是。”我答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 “这是我对你们执法不公正的宣泄。” “不对，你这是诽谤。告诉你，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也抓进来。” 当时我不知从那来的勇气，突然站起来，对着他嚷起来：“好啊，你们平白无故抓了刘京生，今天还要抓我。可以啊，抓吧。我今天就不走了，明天把我的孩子也带来，我们一家三口正好就在这团聚了。” 看我大发雷霆，他的神情反倒缓和下来，露出笑容：“别激动，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三、诱供 取证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警方动用了别的方法。几天后的下午5点钟，我出车回来，准备收拾东西下班。休息室门口站着一位中等身材、有些魁梧的年轻人。“你是金艳明吗？”一个略带颤音、又似乎有点笑意的声音。 我注视着他，有点似曾相识，但我并不认识他。 “我是某某。我到过你家，是和刘京生一起组织自民党的。” 哦，是这样。这时，一个念头从我的脑海闪过：大家都被抓了，怎么他一点没事呢？ 他有点神秘地把我叫到一边，语气亲切地问我：“你现在怎么样？” 我说：“我很好。你们要保重，刘京生坐牢了，你们一定不要再进去了。” 他脸色变得严肃地说：“我们都没事，警察找过我们，但是我们都应付过去了。”说完，还“咯咯”地干笑两声。 那声音在我听来十分不舒服。就在此时，我忽然注意到他的腰间皮带上有一个小答录机。而且我注意到那答录机的录音键竟然是按下的。这时，我的脑袋一阵晕眩，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往脑门上涌。 我知道他是谁了，我也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了。我当时有种怒发冲冠的感觉。但是，我努力地克制自己，告诫自己，别冲动，别冲动，看他要干什么。 说了几句淡如白开水的话，青年人问我：“最近没有什么人来找刘京生吗？” 我说：“没有。” “哦，如果有人找他的话，告诉他，我们的组织还在，可以和我们联系。” 我语气坚决地说：“不可能。不可能有人再找他，我也不会让他找你们。” 他讪讪地笑笑。 我告诉他要回家了。他便起身和我道别。 我看着那个远去的粗壮的背影，心里充满憎恶，但更强烈的情绪是在谴责刘京生：“愚蠢的刘京生啊，你看看你都结交了些什么人，看看你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啊？”我永远地记住了那张胖胖的脸。通过他的来访，使我发现一个意外的情况：“中国自民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了，有些人还很自由，而且，还在继续从事着所谓的“自民党”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我不能不画个问号。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1994年12月，在审讯刘京生等人的法庭上，我又一次听到了这个名字。他出具了书面证词，证实了刘京生等人的犯罪事实。 又是几年后，在我的朋友、着名基督教活动家刘凤钢的婚礼上，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我的心里一震：是他？我当时还怕我看错，向另一位朋友询问：“那个人叫什么？”当朋友说出那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名字时，我验证了自己的猜测：没错，就是他。 没有被抓的不止他一个。一个在自民党中担任着核心职责的人也没有被抓。后来在法庭宣判时，他也只被判处两年管制。判决书下来后，我到他家去询问：“你们明明是大家在一起做事的，为什么你没有被抓？为什么你只被判处管制？” 他支吾着，讲了几个理由：他的腿有残疾，是在六四坐牢时被打伤的；他没有老婆，家里小孩太小，需要有人照顾，所以警方没有抓他。但是，我觉得这个理由显然太牵强了。 此后，此人远离了这个圈子，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还有一个在这个圈子里十分活跃的人，可以说，每次他们的会都有他在场，许多人的联络都是他负责的。但是，他竟然在被关押一段时间后被释放了，而且竟然没有被起诉。 他被释放后，来到我家。我很不客气地问起：“我不了解你们的活动，但是，我看你们这些来往的人中，你比任何人都活跃。你们所有的会你都在现场，为什么你没事？” 他结巴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我又追问：“听说你认识市委书记？” 他又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是他们说的。” 说实话，我不信。我想也没有什么人会相信。此后，他再也没来我家。 四、责难 1994年12月，在经过了漫长的羁押和审讯后，法庭开庭了。 当法庭宣布带被告进庭时，我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我看见了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的刘京生。他显得很憔悴，走进法庭后，不住地向旁听席上看。 我特意起身，以使他能看到我。我们的目光终于对视。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法庭最后陈述时，刘京生的声音低沉、语速缓慢。他对法庭指控的事实一概承认。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有罪，而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宪法所允许的，比如结社自由，比如言论自由。最后，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我没什么后悔的。我只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对不起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和我一起受苦了。”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略带哽咽。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后来法庭宣判，刘京生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胡石根20年，康玉春17年，王国齐11年。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些青年才俊。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不过41岁，更有人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有一些人真的很无辜，他们只是参与一些事情，甚至可能并不清楚“中国自民党”这个组织的情况，也被判处了较短的刑期。 一个人仅仅为“自民党”运送过资料就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97年他服刑期满，来到我家。他神情萎靡，衣着邋遢，看了叫人心酸。 他向我陈述了他凄惨现状：他的一辆汽车被没收了，老婆离婚了，年幼的儿子不明缘故地患上精神病。 说着，他开始掉泪，开始向我抱怨起刘京生，告诉我都是刘京生害了他。 我很同情他，但我改变不了他的情况，我也帮不了他什么大忙。当时，我真想替刘京生说声对不起，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我想这话应当等刘京生出狱那天，由他向这些无辜受牵连者说声抱歉。 五、鼓励 我尽力想帮助那些因为自民党案而受牵连的人。我找到了北京知名的宗教活动人士、北京平安医院精神科医生徐永海，请徐永海为他那患精神病的小孩治病。 徐永海是虔诚的基督徒，在北京的圈子里以为人厚道、乐于助人着称。别人有难，他每每施以援手，而且决不计报酬。徐永海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出资为他的儿子治病。后来出于种种原因，他的孩子放弃了治疗。但是，我永远地记住了徐永海的忘我和牺牲精神。 提到徐永海，我觉得还应该谈谈那些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帮助我的人们。 刘京生被正式宣判的那些日子，是我最迷茫的时候，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空虚、无助。 于今想来，如果没有刘京生的这些朋友，我真的不知那段日子会怎样度过。 我忘不了刘青、还有刘念春夫妇，他们的登门看望，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有一个在杂志工作的编辑，怕我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隔三差五来看我，陪我聊天，谈天说地，转移我的注意力。我知道他们的好心，我也就尽力做得很轻松，表现出我的无所畏惧。我曾经笑着向一位朋友发誓：“我决不会以泪洗面。我会永远笑着面对生活。” 1993年，王丹刚刚出狱就来到我家。看到我每天上班，儿子的爷爷、奶奶又年事已高，很难照料孩子，他就给我的儿子刘晓光找了个家教，辅导他学习，另外也帮我照料孩子。 更令我难忘的是：一个开书店的朋友潘青，把我叫到他的书店去帮助卖书。一来让我有事可做，忘却烦恼，二来让我挣点外快，补贴孩子的学习费用。我每天早上4、5点起床去公交公司上早班，下午3、4点下了班，就往位于海淀镇的书店赶，直到晚上9点书店关门，我才回家休息。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整整一年。还有魏京生、江棋生，他们那兄长般的关心照料，在我和我的儿子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们心理上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照。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北京着名的基督徒王美茹。 结识王美茹是我人生的转捩点。1998年起，我经常每周一次到她家去参加基督教家庭聚会。1999年，在那个狭窄的两居室里，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从而树立起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对主的皈依，使我的世界观有了彻底的转变。 我忘不了这些朋友。10年的时间，我的人生经验超过了我此前所有经验的总合。 今年4月底，我接到北京市监狱的来函，通知我5月28日到监狱探望刘京生。我竟然呆了，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上帝在昭示什么？ 10年了，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刘京生，这都是一个漫长的日子。10年之后，我应该对刘京生说什么呢？我想我要把《保卫孩子》交给他。我还要把这篇《在刘京生被捕的日子》交给他。然后，我只对他说一句：10年啦，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金艳明了。 （200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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