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43年11月7日，一艘名叫“水怪”的三桅船驶入上海，甲板上站着英军上尉巴富尔和几名随员。作为英国派往上海的第一任领事，他选择了黄浦江边的泥泞地作为租借地。两年后，上海宫道台与巴富尔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上海租界的历史由此拉开帷幕。 泥泞外滩 法国冒险家描述当年的外滩：“不计其数的污水沟和小河纵横交错，到处是坟墩。低矮肮脏的茅屋，是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为通商口岸。第二年，英军上尉巴富尔作为英国派往上海的第一任领事，来到上海并做好定居准备。 当时有“小苏州”之称的上海县城有27万人口，街道60多条。上海道台宫慕久没有到码头迎接巴富尔，并对他租房的要求一口回绝。 这时，一个叫姚书来的商人将他在城里的52间房租给他，巴富尔和4名随员才有了安身之地。 随后赶到上海的英商被拒之城外，只好在城墙外搭起茅棚。“每值晨雨，则衣被尽湿……” 不甘居陋室的英商要求购地建房，巴富尔抓住《南京条约》中“寄居……贸易通商无碍”等字眼，不断对宫道台施压，要他划定黄浦江边的泥泞地(今日外滩)作为租借地。 巴富尔之所以选择这块荒野之地作为租借地，一是这里东靠黄浦江，北靠苏州河，水陆交通方便；二是外国商船兵船从长江口进入黄浦江，必须有一个停泊的地方；另外，东面的黄浦江上有英国军舰游弋，这令他们觉得安全。 经过两年艰难谈判，1845年11月29日，宫道台无奈下与巴富尔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这个章程曾被侵华外国人视为上海的根本大法。它规定居留地830亩，上海租界的历史从此拉开帷幕。 《土地章程》签订当年，外滩建起11所房屋，开设23家洋行。洋人喜欢在泥滩上跑马，跑出了一条500米长的小道，这便是南京路前身，当时上海人称它为“马路”。 社会动荡 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乱使大批难民进入上海租界区，致使租界区地价飞涨，为驻沪洋人掠夺中国财富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1850年，上海跑马总会在今天南京东路与河南中路交会处建立了第一跑马场，占地80余亩，这里也被称为“派克路”。当时跑马场内还设有运动场，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常在里面把不知名的木球抛来抛去，便又将这里称为抛球场。 抛球场一带成了租界最热闹的地方，在它附近陆续出现了商店。当时英租界只有500人，在这里逗留的中国人必须在天黑前返回上海县城。 这种华人洋人分居的格局在1853年被打破。当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上海县城居民为躲避战火，纷纷进入租界区，租界区人口猛增至2万人。人口激增导致租界地价上涨，派克路在十几年内的发展有了三次大的飞跃。 第一次发生在小刀会起义的第二年。为获取暴利，跑马会董事将第一跑马场以数倍于原价的价格卖出后，另辟第二跑马场，派克路随之延伸到今天的浙江路，路面加宽到7.5米，被称为“大马路”。 当时南京路上主要是外国人开设的洋行、银行、面包行。相比之下，当时的福州路、广东路热闹得多，难民们在这里开设了各种店铺及茶馆、烟馆、妓院和赌场。 巨大商机 在战乱中，外国商人看到了巨大商机：他们发现从房地产生意获得的利益远大于丝茶鸦片贸易。 这种局面在4年后得以改变。1862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打上海，逃难人群再度进入租界，租界内中国人口数量猛增到50万人。 地价迅速上涨，跑马会董事们又一次卖掉第二跑马场，修建了第三跑马场，派克路也由7.5米增加到15米。 在租界区的土地买卖狂潮中，外滩和派克路一带地价由1852年到1862年平均涨幅为200倍。 炒地狂潮带来了租界的畸形繁荣，派克路两边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商店与住宅，上海的商业中心由上海县城转移到派克路。 派克路的第三次飞跃发生在1864年，租界当局出于战事的考虑，在派克路与泥城浜之间修建了一条军用公路，随后又将派克路延伸到了静安寺。 1865年10月，租界当局为“纪念”《南京条约》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将派克路正式命名为“南京路”。 先进交通 1908年，电车正式在上海通车后，南京路上拥有了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先进的电气化市政设施。 上海开埠初期，南京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轿子。 1855年，第一辆马车出现在外滩。到了同治初年，载货拉客的独轮车也随着躲避战乱的人流进入租界。1874年，上海从日本传入了黄包车。1901年，匈牙利人李恩时从国外输入了两辆上海最早的汽车。 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在南京路正式通行，但却没有上海人敢坐。因为当时的黄包车同业公会为了自身利益，大谈电车带电，乘车必死。英商电车公司因此组织了盛大的通车典礼，并邀请当时的名流大亨乘车兜风，谣言不攻自破。 电车的通车，意味着南京路拥有了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先进的电气化市政设施。早在1881年，在电话发明几个月后，南京路上便出现了第一条电话线；翌年3月，中国最早的电话交换机在大北电报公司开通。4个月后，南京路上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电灯。1908年，汇中饭店安装了两部中国最早的电梯。 但是，通了电的南京路却不太平，时常有人车相撞的事故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工部局在南京路上铺设了人行道，从而使南京路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条人车分道的路，同时也产生了第一个交通规则。 国中之国 工部局逐渐演变为租界最高权力机构，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南京路上的所有市政管理措施都由当时的工部局制定。工部局成立于1854年，起初是租界单纯的市政管理机构。在工部局的印章和局旗上，印刻有英、美、德、俄等12个国家国旗图案，意思是租界由此12国侨民选出的代表共同管理。 为维护外国侨民利益，工部局制定了许多市政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租界城市化进程。当然，工部局制定的一些措施也充满着对华人的歧视，如一度中国人坐的马车不能比外国人的高。 从1854年开始，每年4月4日是工部局万国商团建军节，万国商团实际是工部局的武装力量。从19世纪80年代起，万国商团和工部局得以壮大。工部局凭借其日益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对清政府步步紧逼，中国主权逐步被割让。 工部局为上海成为外国冒险家乐园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殖民者疯狂掠夺扫清了障碍。 疯狂掠夺 英国每年从上海掠夺的财富，比其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 据1862年的《北华捷报》报道：英国每年从上海掠夺的财富达1300万英镑，相当于英国从印度所获贸易利润的3倍，相当于英国1856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多。在这1300万英镑中，约有百分之60%来自鸦片贸易。 从19世纪40年代后半叶起，上海就已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走私贸易口岸。1847年，上海走私鸦片占全国总量的一半，到1858年，鸦片被作为洋药合法输入上海。清政府海关对每箱只收取30两进口税，而当时每箱鸦片最高可卖到3000两银子。 上海开埠之初，在南京路和外滩的外国洋行，多数从事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上海，吸食鸦片不仅是吸食者的生理需要，更是一种时尚。 到20世纪初，上海经营鸦片的土行、烟馆达到了1500余家。 南京路造就了大批从赤贫到暴富的中国商人，多数是为外国鸦片行服务的买办。学徒出身的徐润当上买办后，曾一度是上海最富的华商，其财产相当于当时中国31万个农民的年收入。这些先富起来的买办带动了上海的奢靡消费。 华衣鲜履 虚荣奢靡风气开始蔓延，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销金窟。 清代的《大清会典》，规定了哪一等级人士才能穿哪一种质地品位的服装。但已步入商业社会的上海人全然不顾这一套，不管商人还是下九流，“华衣鲜履”的传统一直在南京路上延续着。 最初，青楼女子曾一度是服饰新潮的领导者，南京路成为她们服装展览的舞台。 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式旗袍在南京路出现，它脱胎于满清妇女旗袍，上海师傅在旗袍上注入了西方时尚元素，体现女性的曲线美。 旗袍出现后，交际花和电影明星取代青楼女子领导服装潮流，她们在旗袍式样上标新立异，从长袖到中袖，从短袖再到无袖，从高领到低领甚至无领，诞生于南京路的新式旗袍成了东方女性的标准服装。 中国男人的服装变化也出现在南京路。中山装于辛亥革命后诞生于南京路荣昌祥呢绒西服号，1911年孙中山回国后，在此订做了第一套中山装，以5粒纽扣儿象征五权宪法。中山装简朴庄重，后来成为中国男子服装的象征。 20世纪20年代，南京路上的商店已发展到300多户，成了中国商业的中心。到了30年代，南京路进入繁盛时期。南京路摘取了太平洋西岸最繁华大街的桂冠，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伦敦的牛津街以及纽约的百老汇街齐名，跻身世界著名的商业街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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