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国，我一直琢磨美国何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两百多年前，当美国建国时，其疆域、自然资源、地缘政治环境、科技水平、经济发展和人口都不是世界上甚至美洲最优越的国家地区。但今天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强国家。如果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个追赶的目标，那应当是美国。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的强大是因为，建国时期的国父说服他们那一代美国人，选择了自由民主的宪政，这一政体使他们得以充分开发和发挥能力追求幸福，吸引世界因各种迫害而背井离乡的人们，解决面临的挑战问题，以及实现应有的转型。 但如果追问，美国为什么可以建立自由民主宪政、而中国却屡屡与之失之交臂？中国的精英常常说，客观条件使然；他们总将其归结为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遗产。似乎中国不能建立民主是因为“天灾”。被列为这类“天灾”的客观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社会结构、教育、文化以及封建主义传统。从现代民主转型理论看，这些看法都站不住脚。中国没有民主化不是客观因素式的“天灾”，而是人为选择的“人祸”。 关于民主化转型理论，政治学界的看法有个发展过程。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只要人们被启蒙，认识到自由民主的价值，就会追求民主自由，而民主政体也就可以建立了；剩下的工作就是改良或革命实现人们的业已认同的理念。 19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逆转以及非西方民主化的兴趣，使人们意识到，问题不像最初看去那样简单，民主化仅凭理念不能确保成功，需要探讨民主化的其他因素；甚至民主理念的普及和坚定都取决于这些因素。科学主义在研究观念和方法论上的革新也助长寻求宏观现象之间的关联。一批宏观因素作为影响和决定民主化这一因变量的自变量被提出。其中有：经济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业化、都市化和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及阶级力量之间的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或社会资本，多元分权的社会形态，公民社会，以及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影响。 这些强调客观条件的“科学理论”在上个世纪70年代遇到挑战。比较政治学者开始区分民主转型中的动力因素和维持民主政体运转的功能性因素。以往的宏观因素多是功能性因素；而对启动民主化而言，前者才有实质意义。即使对于维持民主政体良好运转，这些功能性因素也只有概率意义，不是决定因素。 启动民主化的动力因素是什么？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的压倒性看法是，朝野精英的战略互动是决定性因素。这里所谓在朝派，是指执政核心精英。在野派是指反对运动精英。战略互动，就是各方从自己的理念和政治利益出发，通过理性分析评估各种可能情势中利害得失以及其他方的可能选择，确定自己的战略。这些不同力量的战略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和变化趋势。这样的解释转型的理论被称为理性选择学派的转型理论。 最流行的解释这一思想的图示是，将执政精英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将反对运动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这四种力量之间的战略互动决定国家政治体制是否转型以及以何种方式转型。当执政力量强大、稳定和一致时，转型机会很小。当执政力量虚弱、动摇和分裂时，转型很可能发生。和平开放转型的出现，是执政者中的改革派和反对运动中的温和派良性互动主导国家政治局势变化趋势的结果。而当执政者中的保守派和反对运动中的激进派分别主导各自阵营并形成对决时，革命就发生了；其结局或者是革命推翻政府，或者是血腥镇压革命并继之以反革命清洗和清算。 理性选择学派的转型理论有丰富的内容解释转型中的各种现象。 第一，政治利益驱动是各种政治力量选择的主要动力和考量因素。所谓政治利益就是政治权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理念的实现还是利益的角逐，都需要更多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就此而言，政体是争权夺利的规则，追逐利益和非政治化都不构成民主化转型的障碍。 第二，民主转型的动力基础和来源远远超出追求民主的信念和意愿。在许多情势中，对民主没有兴趣的势力，仅仅为取得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会发动和支持破局、转型和民主化。有时为不至于失去权力和影响力，也会附合民主化潮流。 第三，重大灾难和事故、最高领导继承危机、以及执政表现太差，都会造成特定情势，其中各种力量必须行动，以便争取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或力争避免失去权力和影响力。 从上述理性选择理论模式的转型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得出几个关于中国没有民主化转型的推论。 第一，执政者中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化以及改革派主导局势、启动政治自由化是和平开放转型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开执政中的改革精英和反对阵营阵营中的温和派的良性互动空间，从而分别强化执政精英中的改革派和反对中的温和派在各自阵营中的影响力。中国目前没有转型，主要是执政者缺乏转型意愿。1989年的政治清洗，导致中国目前执政阵营中的改革派缺失。不仅江泽民不是改革派，而且迄今为止胡温也没有改革派的气象。 第二，执政者中的改革派缺失以及缺乏政治改革意愿，决不是和平开放转型的徵兆。某些知识分子以为中国正在和平开放转型的轨道上、或者正在为之创造条件，完全是一厢情愿地曲解保守的执政者的意图。目前拒绝和拖延政治改革正在浪费和平开放转型的机会和条件。从长远看，是将中国未来推向激烈革命或天下大乱。 第三，邓小平之死、种种发展中的严重问题、以及迅速发展的民变，之所以没有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导致转型，主要是中国精英普遍存在的保守心态，限制了可能的挑战者的可能获取的支持资源、从而降低其期望和意愿。这些保守心态不仅来自对于天下大乱的病态式戒惧，而且得到许多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的支持（民主化的宏观条件和失败的民主化教训等）。 综上所述，从比较政治学中的民主化发生学看，中国没有民主化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客观条件，而是中国精英的保守心态；这种保守心态的论点论据其实是一些认识误区；这种保守心态导致的延误民主化的政治后果是使中国坐失和平开放转型的时机，最后走向天下大乱。 总之，民主化的困境不是“天灾”是“人祸”，而且会导致更大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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