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工”和“工作”，这两个词之间实质性的区别，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明白的。其实也很简单，前者是非法的，后者是合法的。出国之前听很多人说，留学生和他们的家属在美国都打工。结果陪读到了Houghton以后，发现那地方实在太小太闭塞，凭合法身份找个在餐馆或超市里的“工作”或许还有希望，非法“打工”则绝对不可能。 留学生里头一个离开Houghton去打工的人是小路。他学传媒，只有半奖，学费不用自己负担，生活费总要自己去挣出来。到暑假里，他开着那辆老破车，独自一个人径直杀往纽约。在纽约的中餐馆打两个月工挣的钱，可以在小镇省吃俭用地过上半年。而且，“真的长见识，”小路给我们作打工经验总结。“一天晚上下了工，在地铁站遇见个黑人找我要钱，我就骂，X你妈，老子没钱！丫的听不懂，吓得扭头就跑。” 他带回来诸如此类的故事，有种拔剑四顾，马鸣风萧萧的浪漫气势。我神往之余，也动了要出去打工的的心思。老阳出国之前，为了他在国内拿到的本科和硕士学位，必须给学校交回两万余元人民币的培养费。如今在国内，万儿八千的不算什么了，但十余年前，这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在亲友间找了好几个人才凑齐的。借钱时老阳很乐观，以为到了美国有全额奖学金，这些钱很快就能还上。可是等奖学金拿到手，满打满算，每个月也只有￥730，租房子用掉了一半，我们两个人的日常开销全靠剩下的那一半，哪里还能够存下什么钱来？如果不去打工，这笔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还清？不久，朋友中的另外一个人，老周，也离开Houghton，到芝加哥打工。一次打电话回来闲聊，说起他们餐馆缺人手，我听了便嚷嚷着要去，起初老阳不同意。他说：第一，芝加哥离Houghton开车单程要8个小时，太远；第二，你自小多病（最严重的一次整整两周双目失明），此去万一累出个好歹来，我无法向家里交代；第三，你连英文都讲不俐落，打什么工？ 可是我还债心切，浪迹江湖的主意已决，又有老周拍着胸脯说可以照应我一二，老阳拗不过，最后不得不放行。 老周当时在一栋老房子里租了二楼的一间房，我到芝加哥去，自然是和他在一起，租了同一层楼上的另外一间房。从此，我和老周，还有一个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叫老李，每人每月付￥150的租金，把报纸铺在地板上，睡袋铺在报纸上，天天在这栋残破的老房子里同进同出，一周六天，每天12个小时，一起打工。 还记得那个坐落在芝加哥东北郊外的中餐馆叫“费雯·李”，用的是混血儿老板娘的芳名。老板娘个头很高，据说她父亲是华裔，但她一句中文不会讲。我去到她的餐馆，没有经验，英文又不好，她就让我先做着，没有底薪，每天能挣到多少小费，全凭自己运气。 真的开始打工，才知道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的浪漫，江湖不是那么容易闯荡的。首先，我认不得那些菜，就是很大的麻烦。忙的时候，厨房里把菜一炒出来，呼啦啦排满一溜，什么“宫保鸡丁”，“辣子肉丁”，“陈皮牛柳”，我看着都一样，根本分不清楚什么是什么。别人拿了端起来就送出去，只有我束手无策，站在那里干着急。老周和老李都忙得脚不沾地，想帮我都腾不出功夫来。幸亏越南裔的大厨是好人，格外关照我，最初几天不仅把我单子上的菜特意放在一起，有空了还照着菜单，一样一样给我讲每道菜的特色，教我如何去识别。 “费雯·李”是个附设有酒吧的大餐馆，全时间打工的Waiter，Waitress加上我一共是六个人，晚上还有三个打半工的。老板娘对我们送菜上酒的程序和方式有严格的规定，（事实上，后来我很少见到有类似服务的中餐馆。）比如，她要求出菜要用那种硕大的，直径几乎有我一半高的椭圆形盘子，单手托起，另一只手拿支架，到了客人的桌前，打开支架，放下盘子，再把菜逐一用双手送上去；如果客人点了烤鸭一类要用饼包着吃的菜，还必须在这个大盘子里当着客人的面，用筷子和勺包好，才能送上桌。我的“自小多病”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格外明显的弱势－－那个大盘子空的我托着都费劲，哪里有本事放四，五碟菜在里面，托上去又放下来？！ 说不得，只好练。趁下午餐馆的空档时间，从托空盘子开始，渐渐往上加碟子。练了两天慢慢悟出来，我要想学老周他们那样，完全靠一只手臂的力气把盘子托起来走进走出根本不可能。可是如果在托起来以后，把那大盘子搁一角在肩膀上，藉助腰部的力量，就成了。至于如此这般的姿势是不是有碍观瞻，委实是管不了许多了。 这些问题好歹还能对付着解决，而我那实在很烂的英文，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补起来的。即使每天晚上下了工之后，捧着那本菜谱猛背，还是时不时要捅个不大不小的漏子。比如弄错了客人点的菜啊，比如客人要打包，我听不懂，统统给倒了啊，至于客人要酒，我听不懂那些鸡尾酒的名称，更是常有的事。说起来真的应该感谢老板娘和大厨，每次都是他们将我从尴尬的境地里打救出来，而且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半句；也要感谢当时那些耐心又好心，与我素不相识的客人，他们对我没有刁难，只有谅解和鼓励，正是他们的这种态度，坚定了我后来自学英文的信心和勇气。 某天下午两三点多钟左右，照例是餐馆一天最清闲的时间，大厨从后面出来。这个大厨的厨艺非常好，老板娘为了留住他，给了他一些餐馆的股份，因此他也算得半个老板的身份。他平时喜欢喝啤酒，这天照例到酒吧拿了几瓶，招呼我和老周陪他喝几口。 我们正坐在那里闲聊，酒吧那边突然传来异乎寻常的动静，仿佛是什么重物怦然倒地的一声响，紧接着有人惊呼起来。从我们坐着的地方看不见里面的情形，大厨首先跳起来跑进去，然后我和老周也跟着进去了。原来是坐在吧台的一个女客，不知怎么地晕了过去，从高高的凳子上后仰着摔了下来。 餐馆里一下子乱了套，老板娘又不在，我们几个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根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到底还是大厨沉得住气，马上拨打911。那边的急救人员叮嘱我们谁也不要移动那个女客，他们十分钟之内赶到。 最先到达的是两辆救火车。我和老周在一旁看得糊涂，又不是失火，这些人跑来干什么？紧接着救护车到了，后面还跟着警车，红光蓝光闪烁成一片，警笛声此起彼伏，餐馆前面反常地热闹。警察先进来问明情况，通知救火车先撤了，急救人员进来。那些人的动作相当麻利，把人放上担架，推进救护车，旋即送往医院。警察停留的时间最长，主要是询问和记录各个目击者对事发当时的描述，然后让每个人都签了字，这才离开。 大家惊魂一定，便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都说那个女客不知有什么心事，一大早就来喝酒喝到现在，午饭也没有吃，八成是酒精中毒了。我和老周则感慨，想不到一通911会招来这样一个车队，真印证了小路的那句话，在大城市里就是长见识。而大厨则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继续喝他那瓶啤酒，微笑着一声不吭。 三个月以后，老阳放寒假了，要我回Houghton去，我便离开了“费雯·李”。后来回想起来，觉得那时打工虽然辛苦，辛苦到一和老阳通电话就哭，但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在那里遇上的都是好人，他们教我学会怎样做一个Waitress，不仅仅使我挣到了足以偿还债务的钱，更重要的是，让年轻无知的我在异国的土地上，学到了一种基本的谋生手段，从此不论境况多么艰难，总不至于太过沮丧绝望－－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做Waitress嘛，反正不会饿死！ 不久老阳转往里海大学继续念书，我们来到宾州的伯利恒小城。抵达的第二天，偶然因朋友介绍认识一个美国老太太，不知怎么就说起来，她的女儿正在找一个housekeeper，问我愿不愿意做。我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因为开始想去上学。我本科念的是日语，申请研究生院只能学文科类的专业，通常很难申请到奖学金。要念书必须先攒学费，成了此时我打工的新目标。 所谓housekeeper，和在自己家里清洁打扫大不一样。这个老太太的女儿，我的新东家，是个室内装潢设计师。她让我每周去两次，周二缝补浆洗，周四吸尘扫除，每次六个小时，每小时四块五。她家里只有三口人，房子也不算很大，更换床单被褥，洗熨衣服什么的还好说，要收拾那栋房子里面的东西真是费劲。比如客厅沙发和茶几的腿是纯铜镶嵌；起座间和客厅之间的地板是大理石；餐厅的灯具是水晶……她说这些都得用不同的专用清洁剂擦拭。这些事情的劳动强度并不大，可实在是费时间。单说餐厅里的那盏吊灯，是三个同心的圆环，环上有一个个小洞，拇指粗细的一条条水晶棒，就插在这些小洞洞里面。我每次站在那盏灯下，把水晶棒一条一条地取出来，擦乾净，再放回去，直到脖子都僵了还收拾不完。后来一看见水晶吊灯就头晕，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 艺术家们通常都追求完美，我的东家也不例外。如果我在六个小时之内做不完她交代的事，比如她回到家里，打开装饰柜里的灯，看见那些林林总总的昂贵小摆设上有灰尘，那我就必须加班，而加班的时间不作数，长短和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只有在那六个小时里马不停蹄地干活，为了动作快一点，胶皮手套也不敢戴，有一阵子手指尖上布满了芝麻大的一点一点红印子，是因为皮肤表层被清洁剂腐蚀掉了。 接着东家又介绍我去给她的朋友家做，也是一周两次，每次六小时，工钱一样。这一家有五口人，三个孩子年纪还小，房子也比较大，但在这一家的女主人非常随和，我在她家里做得远远没有那么辛苦，常常六个小时不到就能够把活儿干完了，还可以和他们家的孩子玩一会儿。 即便如此，老阳还是很反对我继续做housekeeper。偶然听人说New Hope的一家中餐馆要人，他赶紧对我说，还是做Waitress去吧，至少相对来说，挣钱的效率要高得多。当时我们都没有料到，这么简单的一个决定，后来会导致我在美国生活的重大改变。 这家中餐馆规模不算小，旁边是个商业广场，有很多大小公司店铺，位置也还不错，可是生意始终不太好。老板喜欢收藏古董表，成天到晚坐在柜台后面摆弄那些从跳蚤市场搜罗来的旧物件，对这家由老板娘的娘家出钱开设的餐馆没多少兴趣。 全职在这里打工的，从里到外，一共五个人。我们平时白天一起做工，晚上在餐馆老板的家里住。每周一休息，我自己开车回伯利恒，他们有时去纽约，有时去大西洋城。 Waiter老六和厨房的抓码阿红都是从马来西亚偷渡来的华裔，彼此之间关系很亲密。油锅和大厨两位师傅从大陆来，都是福州人，我和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间比较多。 某天油锅老王的手被锅里热油烫到，立刻起了一串燎泡。他们不懂英文，我去附近的药店买药膏回来给他敷上，少不得嘀咕两句：下次要小心啊，看烫成这样！ 谁知一句话引出老王平时少有的感慨来。他说，从前在家的时节，老婆那么贤惠，根本用不着他进厨房，哪里知道煎炒煮炸这些事！他只管在外面做生意，开有一家冻肉厂，一家木材厂，在国内的小日子过得其实不错。 可是他却冒着送命的危险跑到这里来受罪！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啊，我问他。老王叹气，说不出来不行，周围四乡八邻家家有人在美国，你家没有，将来女儿要出嫁都没人娶。那么你后悔过吗？我又问。他回答说，怎么不后悔！可是后悔也回不去啊！除了按时寄钱回家，也不敢告诉家里人在这边真实的情形，怕他们担心。 “我的女儿今年九岁了，”他笑，一边伸手出来比划。“前两天收到她的照片，脖子上戴一条足金项链，有这么粗呢，是用我寄回去的钱买的！” 大厨和油锅同船而来，背景经历大同小异，感触则一模一样。唉。“家”与“孝”自古牵扯着中国人，照理是不许远离的，可是留在家里挣扎更多，所以不断有人飘洋过海，到遥远陌生的异乡来。走远之后又想着要回去，奈何天长地远，“归期未可期”，最后落得这边是用筷子怎么夹也夹不出家乡味，那边是娇妻老母朝夕盼望，活生生化成石头。 因为老六和阿红的原因，隔壁意大利餐馆的二厨阿威经常偷空过来坐坐。他也是马来西亚的华裔，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偶尔嘴里哼哼几句，那调子除了“东方红”，就是“国际歌”。身长五尺，膀大腰圆，理着一个小平头，一道长长的刀疤从眉心一直延伸到头顶，典型黑社会“老大”的架式。不见到这个人，不会明白书里描述的所谓“满脸横肉”究竟是什么意思。 阿威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华裔家庭，童年时代也是个老实规矩的孩子，不是生下来就不肯学好。无奈马善难免被人骑，人善岂不被人欺？被土着的马来孩子打了几回，阿威心头火起，纠集起一帮华裔少年，照着《唐山大兄》和《猛龙过江》的情节，拿出李小龙的拳脚，给这帮小混混来一顿死揍，从此扬眉吐气。 忙于文争武斗的阿威，在学校里自然学不到什么东西，手下倒罗织了不少弟兄。长大以后，他带领他们什么来钱做什么，也不管合法或是不合法。生意场上，和买家卖家谈得拢就好好谈，谈不拢就拳打脚踢，渐渐成了地头一霸。据他说当年邓丽君初次登陆马来西亚开演唱会，就是靠他和一班弟兄帮忙，鼓捣着红起来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通常要像阿威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警方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他们在城里难以立足，乾脆挑了丛林深处一片地盘，真枪实弹地占山为王。有一次在做一单生意（我猜不是毒品就是枪支）的过程中，被警方派来的卧底捅了出去，整个“山寨”遭到围剿，阿威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他本人虽然侥幸得以逃过此劫，却成了国际刑警四处通缉的要犯。 此时弟兄们四散藏匿，都指望不上了，好在阿威还有另外一拨得力的人，就是他“后宫”的“联合国”，一共九个人，肤色各不相同。其中一个的姐姐在美国，大概也有两下本事，不知怎么把阿威偷渡到美国来，她自己也就此加入后宫的队伍，成了阿威的“十姨太”。虽说论名份排起来不怎么样，但后宫的大部队人马远在马来西亚，负责养育她们生下来的“小联合国”，在美国只有她一个，于阿威又有救命之恩，两个人平日出双入对，看上去俨然也是很恩爱的一夫一妻。 阿威改名换姓到美国之后，正赶上庇护大陆民运人士的法案生效。他的一口流利的中文，使他成功地钻了这条法案的空子。他们找到一个美国牧师出庭为他作证，证明他在89年的“六·四”期间确实在美国（其实他当时还在亚热带的丛林之中违法乱纪），帮他拿到绿卡。现在这一份二厨的工作，也是这位善良好心而天真糊涂的牧师给他找到的。 转眼到了11月，外面的树叶都红了。那段时间老板飞回上海去谈一个合作项目，平时餐馆里就剩下我们这些打工的人和老板娘。午后没什么事，老板娘会回家去休息，老六则进厨房找阿红说话，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外面发呆，或者背单词。 路易丝·汉肯老太太那天就是在这种时候进来的。她说她要一份外卖，鱼香芥兰，不能放味精。我把菜单交给厨房，出来告诉她，厨房大概需要15分钟。 她坐在那里等，和我漫无边际地瞎聊。我的英文比起在芝加哥的时候是长进多了，至少连比划带说，什么都敢讲。等厨房炒好了菜送出来，她并没有带走，而是叫我给她拿来餐具，她边吃边继续和我说话。 汉肯老太太这才结帐离开之时，给我留下了她家里的电话号码，和一百元美金的小费。 过了几天，她又来吃饭。赶上午餐的高峰时间，我除了给她端水送菜之外，没有机会和她多说什么。她还是点了鱼香芥兰，还是特别交待不能放味精，结账时还是给我留下一百美金小费。 然后，老板从上海回来了。他和上海某家宾馆的合作项目谈得很成功，十数个该宾馆餐厅的服务生将被送来这里由他负责培训。这样一来，他不再需要雇我们给他干活了。于是，我们五个人全部离开了New Hope，我回到了伯利恒小城。 某天闲来无事，翻到汉肯老太太留下的电话号码，便打了个电话去她家。她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因为她后来又去餐馆找不到我，以为餐馆老板把我撵走了，正担心我不知道在哪里躲着哭呢！ 听我说明了情况，她放了心，转而兴奋起来，说正好带我去见识“真正的美国”。次日她果然来伯利恒接我，带我去纽约，我们在曼哈顿中城的凯悦大酒店住了两天。由此开始了她带着我一次又一次在美国各地的旅行，为我展开了一个此前完全没有可能见识到的，全新的世界。 汉肯老太太是犹太裔，祖上以来一直居住在大费城地区，以从事房地产开发起家，家境相当富裕。她本人当时拥有三百英亩处女地，还有一家专营欧洲汽车进口代理的公司，但她自己很少过问生意上的事，主要由她唯一的儿子小汉肯负责日常的运作。 某天她突然问起我对将来的打算，我回答说，老阳学物理，拿到学位以后，在美国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我们大概只有回国。“不行！你不可以回中国！”她厉声说。中国在她的印象里，贫穷落后，人人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水深火热。这种印象不知自何处得来，却相当顽固地占据着她的思想。 当时她沉默良久，又问我，为什么老阳找不到工作我们就必须回中国？于是我给她解释关于找工作和办绿卡之间的关联，她对这类事情完全没有一点概念。 她仔细听我说完，然后盯着我，慢慢地说：“那么，我给你一份工作如何？” 我骇笑，重重地摇头，连声说不可能！在这个国家是要有合法的工作签证才可以工作的，我是陪读的签证，过去学的又是日语，而语言在申请工作签证的时候并不算作“专长”。既然没有专长，又没有美国的学历，我凭什么转换工作签证？！她严肃地回答我：“此地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她很快带我去见小汉肯，说她决定在进口公司里设置一个亚洲市场部门，把我雇进去。接着我们到了费城，在那里住了三天，不停地拜访一个又一个移民律师。有的认为根本没有希望，不肯接我的案子；有的乾脆建议她多付钱，找人为我办假结婚移民。最后终于找到一位律师，说我的情况只有40％成功的希望。他可以帮我们试一试，但无法保证成功。 汉肯老太太立即就和他签了合同。我再也不需要为了任何目标去打工挣钱了，只要待在家里等律师那边的消息。这天老阳的师兄突然打了个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好朋友，里海机械系的博士后老张，需要找一个baby sitter，问我愿不愿意去帮忙。 原来老张家里的一对双胞胎闺女，艾琳和艾璐才10个月大，请了一个住家保姆王婶儿照看。有天眼看着艾琳要从沙发上滚下来，王婶儿冲过去抱，一个不小心把自己右手拇指的关节撞断了。老张是个仗义豪爽的东北人，王婶儿养伤这两个多月不能干活，他也不肯就此把她辞了另外找人。但张太太在念书，孩子总得要有人照顾，然而从经济上讲，他们夫妇不可能按市面上的行情再请一个人，只能央求朋友帮忙。 于是我就去了。艾琳和艾璐胖嘟嘟的，非常可爱。那时我自己尚没有孩子，并不懂得怎样照顾她们。好在有王婶儿在一旁，她说什么我照着做什么，倒也简单。因此和老张夫妇成了朋友。艾琳和艾璐两姐妹一母同胞，几乎同时落地，性格却不大一样。艾琳比较活泼，艾璐则比较憨厚，在婴儿时期就很明显。后来老张海归，回到国内做生意。生意如今倒做得不错，只可惜张太太因车祸过世了。双胞胎姐妹没了母亲，现在也只有保姆照料她们日常生活起居。多年不见，不知艾琳是否还是一样活泼，艾璐是否还是一样憨厚？ 两个多月以后，王婶儿的伤好了，我的工作签证也下来了。我开始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路易丝·汉肯成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任老板，从此结束了我在美国“打工”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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