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引起文坛轰动的孙绍振教授，是学界公认的“奇人”。《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作品选》（作家出版社版）收入了他的四十余篇幽默散文和幽默文论。在书中，孙绍振戏说美女，戏说家庭琐事，戏说旅行经历……用其独特的歪理歪推的“导谬术”揭示了日常生活中蕴涵的幽默。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又痛快淋漓。 ——编者 没处可藏的礼品 有一个得意门生，当年在我的名下，会折腾一点诗。就是因为诗，把一个女孩子迷住了。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曾经参与决策，最后的结局是花好月圆。毕业以后，常来常往。过一阵就给我带一点土产来。后来他当了一个有一万多人的农场场长，他的台湾凤梨，一到夏天，那留在我记忆里的香气就缭绕起来、蒸腾起来、漫溢起来，比他那诗歌，比当年他定情那天脸上幸福的颜色，还令人难以忘怀。 这次出差到他家乡，早就谋划好了，到他那里去大啖一通台湾凤梨。还准备了一个袋子，带一点回来，给我那些馋鬼朋友，如颜纯钧、林焱之类解解馋，以免他们像水浒传中人物，成天嚷嚷“嘴巴里淡出鸟来”。可是在他那会客室里的沙发里埋了好久，话都谈了半筐子了，却仍然没有搬出凤梨筐子来送我上车的样子。 我的惊讶大大超过了失望。心里忙不迭地安慰自己，在廉政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时，此次又是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业作风评议的代表，出来明察暗访。也许他是为我着想，故意不送任何礼品，以免污我的清名。但是，我想：此次出差，查访的对象与他无关。这个家伙，当了芝麻绿豆大个官，就把人情放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的官场误解之上。可见：第一，当官没有意思；第二，这个家伙日后要好好修理修理。 直到临上汽车的时候，他才把司机支开，从他的汽车尾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出一个用旧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长盒子，说：“这个，给，你。” 我有点莫明其妙。大声问： “什么呀？” 这时司机来了。他赶紧把纸包往我的车里一放。 我说：“干吗呀，这么鬼鬼祟祟的？” 他脸上露出了当年定情时的幸福颜色，不过多了一点高深莫测。他的官不大，却有一点高级领导喜怒不形于色的从容，只是淡淡地说： “没什么，没什么啦——” 一面说，一面还对我使着鬼鬼的眼色。 我想我又不是当官的，收受学生的礼物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便不理会他的神秘。学着美国人的风格，当面打开纸包。 这是一个装潢得辉煌灿烂的玻璃盒子，盒子里面是一条牛筋似的东西，足足有一尺来长。文字说明是：鹿鞭。我虽然并不太懂中医，可是对于中医吃动物什么部位就补人的什么部位的药理还是有所了解的，就凛然正色说： “你这是有点开玩笑了，我不要这个。” 他朝着正在向我们走来的司机斜了一眼，轻轻地说： “你这样的年纪，正好需要这个。”说完朝司机一挥手，把我往车子里一推。汽车嘟的一声，我就不得不把鹿鞭放在旅行包里了。可惜的是，旅行包是为凤梨准备的，而盒子的长度大大超过了三个凤梨。不管怎么颠来倒去地安放，总是露出来一截。 回到招待所，碰到一个好奇心比虚荣心还重的女同事。我连忙把手提包里冒出来的那一截按下去。她就开玩笑说我收受了什么女孩子的信物，我说不是，她就拉长声音说，能不能拿出来看看。 我只好笑而不答。 终于安全到达家中。检点衣物时，老婆看我鬼鬼祟祟的藏着、掖着的，就非常警惕地走过来，问：“藏什么啊？” 我说：“没有什么，一个学生送的礼。” 她一把抢了过去。一看那说明，就骂我老不正经；说什么也不相信是人家送的，一口咬定是我买的。 呜呼，只好再度沉默。 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却既不能爆发，又不能灭亡。只能在爆发与灭亡之间的精神炼狱里经受折磨。 从此以后，这个宝贝就成了个心病。干脆丢掉罢，又有点暴殄天物，有悖朱伯庐、曾文正公治家格言中对于任何细物当思来之不易的教导。送人罢，有点以邻为壑的嫌疑，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有同事丧偶，续弦再娶。此人平时嘴巴比较损人，把这个东西糊里糊涂地给他塞到一大堆礼品中，到他发现，要退还已经来不及了。日后，他那张吐不出象牙的嘴巴再开动，我就可以调侃他了。可是，想想自己拿到此等礼品以后所遭遇的狼狈，就想起孔夫子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的圣训，我的人道主义又复活了。 天气渐渐热了，要不要拿出来晒晒呢？ 要晒，应该选个什么安全所在呢？ 家里还有个尚未成年的女儿，还有不时来讨论问题的研究生，男女都有，而且都非常纯洁…… 终于下了个决心，特地起了个大早，把那个玻璃盒，偷偷丢进了垃圾箱。当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吹着口哨抬头看天的时候，心情便似晴朗的天空一样透明、顿感崇高了许多。回到家里，兴致勃勃地帮着老婆把自己冬天的大衣之类拿到阳台上晒。马克思不是说过吗，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不是谋生（当然也不是讨好老婆）的手段，而是人生的第一需要。 哦，阳光灿烂，哦，灿烂阳光。 正在这个时候，门铃突然的响了起来。 清脆的声音和着轻快的脚步一齐闯了进来。是隔壁邻居的女孩子，脖子里围着红领巾，还没有说话，先是一个举手礼：“伯伯，喏，这个花盒子，是你的。” 我一看，不是那个冤家是什么？要不要把这个叫人尴尬的东西收下来，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先支吾着： “是吗？是吗？你，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我家的呢？” “我拿到好多人家去问了。”我的天哪！一家还不够，还要好多家。 “好几家叔叔、阿姨都说他们家不会买这种东西。很贵的。后来一个叔叔说，刚才看见你把一个花花的盒子丢到垃圾箱里了。” “我，我丢的是这个吗？” “那叔叔说，只有你才会买这个。” 毛泽东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话端的不假。此刻，我的否认比克林顿在大陪审团的还要软弱：“我没没……” 孩子纯净的眼睛出现了迟疑的乌云。 我紧张地期待着。 我看到迟疑变成了犹豫，而且终于消失了。她松松爽爽地说：“对不起，伯伯，那我就再到别的人家去问，再见。” 我的天哪！一家一家地问，还不等于是上了大字报。我一把把她拦住： “别忙，让我再看看……是不是我的……” 古人云：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虽然我懂得辩证法，精通黑格尔的小逻辑，还学过穆勒的名学，墨子的推理，佛家的因明，波普尔的证伪说，但是，哪一位先贤能帮我把这个道理说清？除了把它收下，还有什么办法来消除扩大影响的危机呢？ 三百美元的折磨 1992年6月，我结束了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英语系的课程，看到了系主任凯斯比尔先生转来的学生期中评估（相当美妙的评语），心情大振，开始了向往已久的环绕美国之旅。和我合作的桑德拉教授开着车子把我送到了机场。时间还早，我们就在候机大厅里面闲谈。桑德拉教授是个女权主义者，曾经跟随丈夫马可先生在香港教过大约八年书。对中国文化尤其是花木兰式的英雄相当崇拜，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又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性。她是犹太血统，善于理财是不必说的。在美国有许多可以省钱的事，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她已经替我想到了。这次来机场，她提出由她开车，既是友好，也是为了替我省去至少十美元的出租车钱。她没有明说，我心领神会。 忽然扩音器里传来一则通知：由于工作不慎，本次航班多卖了三张票，如有旅客自愿推迟一天出发，航空公司方面将立即奉上三百美元支票。我不免心头一动。看看美国女教授，却什么表情也没有，也许是我听错了吧。我对自学的英语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只好把胸中的骚乱姑且镇压下去。 不久，广播又响起来，这一回千真万确：只要推迟一天，立刻获得三百美元。又看看美国女教授，仍然是一脸的漠然。好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国——平静无事。第三次广播以后不久，我绝望了，只好随大流登机。 三分钟的路程，我竟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感觉。每一秒都有希望，可是每一秒都是更沉重的失望。当我多么期盼该位平时善解人意的，善于理财的美国女性，能够向我看一眼，以表示征询，让我有个机会，作犹豫不决状，作认真沉思状，作极不愿意状，然后她再以犹太美国人善于算账的精明，热情地为我打算：比如，我住的那间公寓，一个月也不过二百美元，一个月的伙食，也不会超越一百五十美元，从旧金山到中国厦门单程的机票，在减价期间，也就是三百美元左右。何乐而不为呢？而我则从容不迫地，装作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由于被怂恿着、被推搡着，勉强地、被动地，虽然反抗，却力不能胜地，走向机场办公室。由于她不容分辩地代为说明，我迫于情势，别无选择，考虑了机场方面的困境，由包围着我的美国人反复恳求，包办代替，我不得不勉强同意。我甚至想象出机场办公人员满脸的微笑，以及握手时弓着腰的姿态来。 然而，这个死女人，平时尽管心窍玲珑，这时却形如枯木，心如死灰，脸色比修道院里的洋尼姑还要缺乏生命。 上了飞机，广播还在响。我的心脏变成了一面鼓，每一声广播都引起我从腹部到臀部的强烈震动。可恨可怪的是，美国乘客大都把脸埋在报纸里，简直是像在看《花花公子》那么入神。发动机开始幸灾乐祸地哼哼起来，好像在嘲笑我死要面子活受罪。三百美元，相当于两千多人民币，相当于一架收录像机，甚至是一架电视机的价钱啊，就这样泡汤了。如果拿了这三百美元，我在黑人乞讨者面前潇洒地丢下五美元一张的钞票，整整可以丢六十次，如果丢一美元，那就是三百次。 看那些美国人，本来是最坦然地为了每一个硬币而据理力争的，可今天却一个个无动于衷的样子，不知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难道就是为了和我这个中国人作精神的较量，难道他们就放弃了美国作为立国之本的实用主义？僵持就是痛苦，而且埋伏着失败。我实在不能甘心这样煎熬，就对身边的一个美国人说了这事，这个家伙立刻以乔丹空中投篮的灵敏，从座位上跳了出去，连给我道谢一下都来不及，还抢在一位女士的前面接过三百美元的支票。粗野的美国人哪，完全没有英国绅士的骑士精神。这个粗野的西部牛仔的后代，临下飞机还向我回过头来，吹了一声口哨。这声口哨应该是我对他吹的才对。却让一个老美白捡了个便宜，恢复了他失落了的实用主义。 我那没有吹出来的口哨，可能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 马克思说，科学最高形式是数学，那么，要科学地表达我这次的精神损失，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方程式：在等于符号前面是他的口哨，在等于符号后面是我的面子。后面再加一个等于符号，最后的数字是三百美元。 是他的口哨的价值太贵还是我的面子太便宜了呢？ 但是，我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此后，每当我为一件比较贵重的衣物的价格而犹豫的时候，一想，不过是几百块钱的一件T恤衫，何必斤斤计较呢，老子连三百美元都不在乎！在许多人的瞪目诧异之下，战略决策就确定了，一件名牌衬衣的发票就很潇洒地到了我的口袋里了。 有一次到澳门去开会，时间紧急，要从广州机场打的去珠海。主办会议的朋友告诉我，从珠海到澳门的的士费，不会超过四百元人民币。我遇到的第一个的士，开价六百，显然太离谱；等到第二辆，我装作很老练的样子说：打表吧。对方欣然同意。脸上还露出狡诈的笑容。谁知，接近珠海时表上已经超过了五百。到了拱北海关、还要加上过一路关卡的买路钱，竟高达八百。我点着钞票的时候，眼角看到那司机狡诈的笑容，虽然多少是有些心疼的，但是一想到老子连三百美元都无所谓，还在乎这三四百块钱人民币的差额吗？心情就像澳门的海面一样开阔起来了。再看那司机狡诈的笑容，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觉了。 一次吃亏的感觉变成了多少次心理治疗的良药，到目前为止，也说不清了，除此之外，它还能成为和朋友在一起吹牛的资本，大笑的主题，由此我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了多少，还有我的寿命由此而延长了多少，这可是一个尖端的科学研究课题，这是我终生都无法准确地计算出来的。 《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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