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李茕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出生了。他的名字是父亲起的。据说，那一年，父亲一直念叨着一句诗“茕茕白兔，东走西顾”。父亲当时整天犹豫要不要出国，大伯一家早早地就迁居到了美国，他给父亲的信上说，像他们这样出身资本家家庭，又在国外上过学的人，并不是共产党喜欢的类型。 最后父亲还是留下来继续在大学里教书。那个时候大学教授的工资还是很高的，因此李茕小时候的生活依然不错。“我在101中学读书时，班上有很多共产党的高干子弟，我们平时还玩得不错。他们有他们嚣张的时候，但我学习好、运动好，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而且我家里一直给我零用钱比较多，这一点他们谁也赶不上我。” 1969年，李茕高中毕业，去了内蒙建设兵团插队。第一次看到乌兰布和沙漠时，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那时候第一次想到了自己的名字，如果那时候父亲决定出国，我们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个时候我的表哥表姐都已经进入了大学。而我却可能在这片沙漠上浪费掉自己的青春。” 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容李茕多想。父亲和母亲都已经被“打倒”了。北京的家已经是一片狼藉，两位老人整天提心吊胆地躲在家里商量如果把住的楼房让给工人群众，是否就能减轻一些自己的“罪行”。李茕别无选择。“那个时候就是非理性的时代，我天天也就是埋头干活，想在这里入个党或者成为积极分子，也许回北京会容易一些。我去内蒙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些书，他说你要看书啊，别过了几年连字都不认识了。” 在内蒙古的第三年，李茕摔坏了腰。“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有一天我在旗上遇到一个高中同学，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刘雷雷在云南偷越边境线出去了。刘雷雷是我同学，他家好像也有一点海外关系，父母在文革初就去世了。我想像不出来，他那么文弱的一个人会去偷越边境线。但是我又想，我如果出去找大伯呢？我父亲当初读的是哥伦比亚，凭什么我就要在这里挖沙子？” 但是李茕终究没有冒这个险，和其他大部分战友一样。他1974年回到了北京，进入一家工厂上了几年班，1978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1983年，在邓小平提出向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战略背景下，李茕顺利地去了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我一到纽约，大伯和表哥来接我，我就觉得自己很土很傻。从穿的衣服到带的行李，都傻里傻气的。我那时已经34岁了，比我大一岁的表哥已经做到了一家公司的高级主管，衣着笔挺，而我还刚刚开始自己的求学生涯。我看着自由女神像发誓，我这辈子的苦已经吃完了，我不会再回到中国去。” “很意外的是，我还在美国碰到了刘雷雷。他从云南出来之后，又经过很多波折，吃了很多苦，1975年才从香港到了美国投奔亲戚。他也进入了一所大学念书，但是他说他不想多读书了，他要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所以只读了一个本科就毕业了。我去美国的时候，他正在做香港外贸方面的生意。” “我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确实也顺利地留在了美国，把老婆孩子也接了过来。90年代初的时候，大概93、94年的样子吧，我有一次给刘雷雷打电话，说什么时候一起聚聚。他说，‘我正在香港呢，现在什么人都在跟北京做生意，你也回来看看吧。’我听了觉得很震惊。我后来去找了一些《人民日报》海外版看，美国媒体上有关中国的内容我也反复看。好像一夜之间突然注意到，身边‘Made in China’的东西确实很多了”。 1996年，李茕回到中国做外资公司的首席代理至今。“中国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想说的是，邓小平当初的政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托他的福，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不会再在下一代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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