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比天大”，这是我的母亲常香玉经常说的一句话。1923年，我母亲出生在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一个艺人家庭，在9岁时，母亲就开始学戏，13岁便成主演，名满开封。从步入舞台开始，母亲在长达70多年的艺术人生中，先后演出剧目100多部，代表作《花木兰》、《白蛇传》等久演不衰。母亲自创常派新腔，字正腔圆，运气酣畅，其以声绘情、以情带声、多彩多姿、雅俗共赏的常派艺术深得人民喜爱。 作为母亲最小的女儿，我在长相和声音上都和母亲极其相似，因此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成了母亲选定的常派豫剧继承人。母亲对我循循善诱，希望我跟她学戏。然而，从小形成的对豫剧排斥的心理，让我和母亲之间出现了隔阂，而且不愿意学戏的我还和母亲闹僵留学美国，和母亲一疏远就是18年。最终，还是母亲对豫剧事业执著的追求感化了我。18年后，当我回到母亲身边，享受着那弥足珍贵的母女之情，争分夺秒跟母亲学习豫剧，期待能继承她的常派唱腔时，母亲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拒绝学戏，我被母亲逐出家门 母亲本名叫张妙龄，因为族长觉得家族中出了个唱戏的丢人，不准她姓张，后来遇到义父，开始姓常。母亲出身贫寒，为了躲过被卖做童养媳的命运，只能跟着祖父学戏。倔强的母亲，咬牙顶住了学戏过程中近乎残忍的磨练，13岁便成主演，名满开封。后来母亲遇到了父亲陈宪章，他们冲破万难走到一起后，父亲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照顾和帮助母亲，专心为母亲的事业奔波。 从懂事起，我就知道自己的母亲和别家孩子的母亲不一样。人们称她是豫剧皇后，每天在全国各地奔波，登台演出，无数人为她痴迷。很多孩子都羡慕我有一个名人妈妈，可在我幼年的生活里，并没有清晰的母爱概念。在我心中，母亲的影子很模糊，她很少在家，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奔波。在我出生刚一个月的时候，母亲因为要外出演出，强行给我断了奶。即使在家里，母亲也通常是埋头和父亲琢磨戏，把所有心思全部投入到豫剧事业中。 虽然我也曾为有一个这么伟大的母亲而自豪，然而在母女之情上，幼小的我有时从心底埋怨母亲对我们照顾不周，母亲没有为我梳过头、穿过衣服，看着别的小朋友在妈妈怀里撒娇，我总是含着眼泪偷偷投去嫉妒的目光。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显得那么疏远。那时候我恨豫剧夺走了本应属于我的母爱，天真的我对豫剧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可是母亲偏偏选中了我，她觉得我的长相和声音都像极了年轻时的她，是最合适的继承人，总希望有一天我能把常派艺术继承下去。于是很小就开始让我学戏。可是只要母亲叫我学戏，我就跑开，实在跑不掉就敷衍几句。可对艺术如此认真的人怎么能容忍敷衍，慢慢母亲对我越来越生气，寄予了很高期望的女儿对她毕生心血的抗拒让她很伤心，我们开始有些冲突。后来母亲有意疏远我，不搭理我。 我越来越不愿意在家多呆，年少的我不甘心被父母约束，外面世界对我更有吸引力。1973年我到云南参了军。在部队，有些战友知道我是常香玉的女儿，就经常让我表演，拗不过的时候我也随意唱几句。毕竟长期耳濡目染，在非正式场合也能博得不少掌声。一次，部队派了5个战友到河南学习。学习期间，有一次，我带战友到我家吃饭。碗筷饭菜都摆好，人坐齐高高兴兴准备吃饭，我拿起筷子时，随口哼了一句豫剧，没想到我发音不准，被母亲听见了，她立即严肃地对我说：“你唱得不对，站起来重新唱。”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战友们都停下来看着我。我不想在这时和母亲争执，只好老老实实地按照母亲的要求，放下筷子站起来，一直唱到母亲满意为止。母亲对我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让我在战友面前丢尽了颜面。从此，我对母亲怨恨在心。 1978年，我从部队转业回来，母亲那时在北京，家人都希望我能跟母亲学戏，但我很坚决地拒绝了母亲。父亲为了缓和我们母女的关系，苦口婆心地劝了我很久，我的态度没有改变。脾气倔强、烈性的母亲当时就把我赶出了北京。 后来，我考取了河南大学艺术系，198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郑州热电厂子弟小学当了一名音乐教师。家人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懂得母亲的苦心了，就再次劝我跟母亲学戏，并说服母亲原谅我。一次回家时，当母亲提出希望我能和她学习豫剧时，我和几年前一样，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并说：“我的兴趣不在豫剧，我有自己的人生安排。” 没想到，我这次的决定，彻底伤了母亲的心。母亲愤怒地对我说：“既然你这样坚持，你就不是常家的人，我希望你今后最好少回这个家。”年轻气盛的我也不甘示弱，一赌气，就决定出国。现在想起来，在倔强这一点上，我和母亲是惊人的相似。1985年，30岁的我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和母亲彻底决裂，这一走就是17年。 远渡重洋，仍对豫剧魂牵梦萦 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日子并不容易，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家人，我通过各种途径关注着母亲和她的事业。打电话回家问候，却总不是很愉快，我们母女之间似乎再也没有共同语言了。 在美国经过一番打拼，我在洛杉矶创办了自己的贸易公司，生活慢慢安定下来，并和美籍英国人结了婚，生下了女儿Angela Bainer。17年的商海沉浮，虽然很少接触豫剧艺术，但我的心中却很奇怪地牵挂着豫剧，无法忘记。 美国有很多华人，节日或其他重要日子会有各种类型的聚会。聚会上，每次我都会因为是常香玉的女儿而备受关注，海外华人，尤其是老一辈，对豫剧的热爱和痴迷程度让我非常惊讶。母亲在他们心中的形象非常完美，甚至寄托了他们对祖国灿烂文化的自豪感。当我被邀请以嫡系真传身份演唱时，我有一种惶恐，我害怕自己玷污了母亲常派豫剧的名声，甚至有些后悔当初没有好好跟母亲学习，今天在这里给母亲抹黑。 这样想着，突然间，我似乎明白了母亲。母亲被那么多热心的戏迷热爱着、期望着，身上压力有多大啊。她不能松懈，要不断创新，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动作都要追求完美，才对得起热爱她的观众。她不能容忍每一个疏忽和放松，她这样要求自己，对自己选中的继承人自然也必须严格要求。母亲常说：“戏比天大。”她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和她的弟子。母亲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珍贵，然而，中国传统戏曲却遭到年轻一代的漠视，日渐衰退。母亲很痛心，希望能找到接班人，把常派豫剧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她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我却死活不肯学，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可她毕生的心血，该是怎样的打击啊。想到这些，我的心一点一点软了下来。 我想跟母亲说点什么，可是每次打电话回家问母亲：“妈，您还好吗？”母亲就说：“我很好。”接下来就是沉默，几十年的隔阂在我和母亲之间形成了一条似乎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每次我都很伤心地放下电话，我知道电话那头的母亲也一定很难过，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 最终还是父亲把我们母女拉在了一起。2000年我回国照顾重病住院的父亲，父亲为了能在最后时刻看到我们母女亲密的情形，经常有意创造我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机会。父亲临终前，拉着母亲的手说：“小五是咱俩的孩子，你要对小五好一点啊。”坚强的母亲强忍心中的巨大悲痛点了点头，满脸泪珠和父亲作最后吻别。在场的我和哥哥姐姐哭成一团，这泪水里既有对父亲离去的悲痛，也有对父母几十年恩爱的感动。 父亲的去世给了我很大的震动。父亲走后，就剩下母亲一人孤苦地演绎着她的戏剧生涯。那段时间，我明显感觉到母亲的苍老。虽然她还是那么倔强，那么严厉，可在我眼里，她却非常的脆弱。我能明显感觉到母亲看我的眼神变得柔和了很多，那时候，我很想尽孝心，我想如果能把母亲一半的豫剧艺术继承下来，比在母亲面前端茶送水这些伺候她的行为更有意义。对于母亲，那才是最大的孝。于是，我决定回国，和大姐常小玉、二姐陈小香一起继承和发展常派艺术。 2002年5月，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准备学习母亲的戏曲艺术。我对母亲说，“妈妈，我想跟您学戏，您能原谅我吗？”母亲原谅了我，我知道她的心早就为我敞开，只是盼着我开口。 戏比天大，迟来的母女亲情 两个月后，我从美国启程，回到了母亲身边。为逃避学戏，我在外闯荡了十几年，没想到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豫剧。有时我想，有这样一位母亲，我和豫剧之缘注定是逃不掉的。 我学戏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大姐、二姐每天都在家中陪我训练。我听着母亲的录音唱段练习，大姐、二姐则在一旁辅导，在一字一句、一招一式中去领会常派艺术的真谛。这时的我已经47岁了，低音完全没有，而常派唱腔讲究的是高音低音非常贯通。这样的年龄开始学戏，困难重重。我很着急，不分昼夜练习，一个月后，我终于发出了一个完整的低音。 母亲对我学戏要求十分严格，那时她的身体就不是很好，可只要她还能动，就一定亲临现场指导。一些重要的活动我都是在母亲的陪伴下上场演出的，每次上台前，母亲都会细心地点拨我。母亲是豫剧的革新派，年近80岁的她仍苦心钻研豫剧艺术，她将河北梆子、歌曲、大鼓书、曲艺等姊妹艺术糅进常派艺术中求新求变，亲自帮我修改她过去一些不满意的唱腔。我从头开始学戏有很大的困难，母亲也明白这一点，她对我说：“小五，你就演妈妈的两娘，《红娘》和《杜十娘》的戏。” 我知道母亲最疼爱我，我遗憾自己年轻的时候太自私、太任性，不能理解母亲和她的艺术，在继承常派艺术问题上伤了她老人家的心，也使我们母女间隔阂了几十年，我为自己以前的不孝而内疚。现在我要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每一天，弥补心中的遗憾。每天早上，我会早起，然后钻进母亲的被子里，和母亲依偎在一起，享受着这迟来的母爱。母亲对我的进步颇为满意，我也用自己在艺术院校学到的知识，领悟和总结着常派的艺术。有了豫剧作话题，我和母亲每天有说不完的话。17年的怨气也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烟消云散。 我把自己的女儿Angela Bainer也带到母亲身边，给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常馨”。母亲很高兴，因为父亲为母亲取的名字就叫张馨珊。常馨很喜欢也很敬佩外婆，很快就对豫剧来了兴趣，尤其是《花木兰》中《刘大哥讲话》的唱段，一有空就缠着外婆教她。看着祖孙俩在那一字一句、有板有眼的练习，我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不忍去打破这温馨的一幕。 可是上天弄人，它不愿给我太多的时间去享受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2002年12月，母亲突然病重，被确诊为子宫癌晚期。2003年1月病情恶化，我们兄妹轮流在医院陪她。病中的母亲依然乐观，只要我在身边就问我最近学戏的情况。听说我在学最能体现常派艺术的《破洪州》时，母亲很高兴，经常躺在病床上给我一句一句地抠这出戏的唱段。我知道，她依然念念不忘她的豫剧，我告诉自己，每天不间断练习，这是母亲对我的要求。 母亲常说“戏比天大”，跟母亲学戏的这段日子里，我深刻体会到了这四个字的含义和分量。作为一个演员，只要到了舞台上，自己就是观众的，什么事儿都不如唱戏重要。为了喜爱自己的观众，母亲做任何事情都不敢马虎。在母亲病重的日子里，很多媒体要来采访母亲，虽然母亲在忍受着癌魔的折磨，但每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母亲都是精神抖擞。有一次，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母亲，约定9点来。母亲因为化疗，头发掉了很多，为了给观众留下良好的印象，母亲那天6点就起来了，让我给她梳了几个小时的头，把那些掉下的白发重新附在头上，母亲不愿意在观众面前留下一点点遗憾。当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主持人朱军问母亲最想对观众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时，母亲不假思索就说：“我要把身体弄健康，再来为大家演唱。” 悠悠岁月，母亲悲也为戏，乐也为戏，分也为戏，合也为戏。她虽然去了，但她留下的常派豫剧却依然为人们所喜爱。我决心为她的艺术尽我的绵薄之力，完成母亲未竟的事业：在中央电视台教唱豫剧，通过我的解释和演唱，纠正对常派的一些误解。另外，我还要和母亲的学生们一起组织一台常派豫剧晚会，沿着母亲年轻时代走过的足迹，巡回演出。戏比天大，艺无止境，是对母亲81年人生的最好概括，也是她留给社会、留给我们子女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而自豪！ (知音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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