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关于中日关系的议论常见报端，笔者不是研究中日问题的专家，但因身在欧洲，或许可以补充一个观察视角，以就教于方家。 从欧洲看中日关系，离不开美国的因素。鉴于日本战后的特殊历史地位和美国在东亚根深蒂固的渗透，中日关系必须放到一个中美日三方互动的框架中去理解。从地缘政治上看，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系于一个由中美日三国所共同维持的一个微妙的三角平衡体系。如果说，日美、美中、中日是这一三角形的三条边的话，这三条边是不等边的。日美是政治、军事、经济全面伙伴关系；美中是经济互用、战略对垒关系；中日虽有经济互利的一面，但政治、文化上则貌合神离。在这个体系中，日美安保条约既是日美对付中国的战略契约也是双方针对朝鲜半岛的对峙局面而维护东亚稳定的基石。条约虽然有镇制中国的用意，但是由于实力，中国不得不被动接受。短期看，只要条约不推翻目前各方都能接受的台湾现状，中方将有条件地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一九九七年，日美签署日美安保指针，将日美安保范围扩大到日本周边，有明显地针对台湾海峡的用意，从而间接牵制大陆武力攻打台湾实行统一。此外，日美安保条约也实际上排除了中日战略接近的可能性。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无疑是东亚平衡体系中最具主动权的国家。不过，美国也不能在这一地区为所欲为，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方针取决于立足于自己的战略利益的理性决策，美日的战略同盟关系也受制于其同中国的战略大势。在可见的将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将仍然跳不出“围堵”与“卷入”的双重变奏。这也就是说，只要美国还需要“卷入”中国，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就不能紧密到排斥美中互相需要这一事实。 从日本方面看，过于依赖美国也非日方追求的理想目标。日本与美国存在着事实上的经济竞争关系，同时，鉴于其亚洲大国的地位和民族志向，日本不会满足于一直停留于这种经济发达、政治虚弱的“战后”时代。要走出对美国的臣服和依赖，要扭转目前经济衰败的颓象和争取长远的社会发展，日本应该寻求中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合作尤其是需要中国的庞大市场。 从中国方面看，美国在东亚的存在自然是对中国大陆的掣肘，尤其是在对台用武问题上。但是，这种存在既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既定事实，而且也不乏牵制日本的一面。只要日本被琐在美日安保同盟这一铁链上，日本就无充足理由发展自己的防卫系统。对中国说来，与其说让日本挣脱锁链，放手军备，不如让其谨守“被保护国”的现状。 在中美日三角平衡棋盘上，台湾肯定是最为敏感和微妙的一颗棋子。祖国统一目前在大陆的政治词汇中，不仅意味着国家与民族的最高目的，俨然已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准则。从大陆内部政治运作来看，任何有违这一目的和价值的言论和行动轻则要口诛笔伐，重则会冲击内部的稳定并进而演化为军事步骤。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断定台湾与大陆目前这种分治状况对大陆当局一无是处。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政府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利用已经驾轻就熟，运用得炉火纯青。台湾无疑是维持大陆民族主义之火的最重要也最方便的能量源头。通过台湾，这把火的苗头可以轻易对准美国与日本。 同任何平衡游戏一样，中美日三角平衡也是十分脆弱和易变的。布什上台与美国九一一惨案对东亚战略平衡产生了重大震撼。布什上台之后，将克林顿同中国达成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明显加强了同日本的军事合作。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为了获得中国的支持，开展全球性的反恐，布什软化对华政策，短期看，有利于中美接近。然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快速垮台，使得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稳稳扎住脚跟，加上本来就为美国势力范围的印度，实际上美国已完成在南亚方向对中国的围堵。九一一事件还有一个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结果，即普京抓住机遇转向西进，从此将其外交的立足点放在美欧一边。普京的这步棋使俄国全盘皆活，但却使中国更形孤单。在东亚，朝鲜已不足恃，如果美国、日本、韩国铁三角合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便告完成。 然而，问题也有其另一面。布什政府东亚战略重心向日本方向的进一步倾斜以及日本在此次全球反恐行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与其说有利于日本，不如说置日本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处境。美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自然有保护日本的一面，但也不乏束缚的一面。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不仅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将进一步加深，而且也使其处于同中国交恶的前沿阵地。判定本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目前还为时尚早。但短期内，从自身的利益考虑，无论中国走向强大或走向分裂，为了捍卫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而同中国为敌，对于日本来说，都是风险很高的选择。美中日三角平衡关系一旦被打破，首当其冲的是日本。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最近决意改善同被布什列为邪恶轴心国的北韩的关系，也说明日本不甘谨守对美国俯首称臣的战后外交传统。 从经济角度考虑，短期看，中国经济的成长对日本是有利的，假如善于运用，对日本经济的复苏是有积极作用的。一个经济疲惫的日本，在经济上不是一个靠得住的合作者，政治上也不是一个有份量的盟国。长期深陷经济疲弱的泥沼，日本难道不担心美国外交天平最终会向中国倾斜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放弃意识形态教条，日益走上实用主义治国的外交路线。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如不发生大的内忧外患，发展经济和实用外交会是主流趋势。这决定了目前大陆即使同美国存在着战略竞争甚至对垒的关系，也必须尽量发展同美国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在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外交观指导下的中国，一方面应当明白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及其派生的军备竞赛对中国本身及该地区只会弊大于利；另一方面也应该懂得利用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两难处境。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清明而又能对战争罪恶进行深刻反省的日本不仅对中国的发展、东亚地区的稳定及其民主化以及世界的平衡都是大有助益的。 自近代以降，东亚地区各国灾难深重。但自韩战以来，处于世界东西对峙总体系中的东亚地区相对和平。中国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抓住发展的时机。但五十年来，中、日、美三国之中没有任何一国处于受损或尽输的局面。中日两国，虽然发展并不平衡，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是一种双赢局面。也许，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东亚大国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充分认识这一相对健康的现状，从此出发，双方的合作其实大有可为。对于日本说来，至少在可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成为日本的真正威胁。即使退一步说，中国真地注定要走向强大，也非日本可以阻拦。理性的对策应该是，努力促进中国向着经济开放、政治民主，积极负责地卷入国际事务的方向发展。 不妨假设：一个类似战后法德合作，共建欧洲联合的中日合作是否可能？假如中日之间能够以制度性政治对话、更加紧密经贸合作来共同推动东亚或东南亚共同市场的建造的话，对这一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一定具有建设意义。同时，中日的合作，也必将会使双方更为理性地看待不幸的历史并引导中国更加平稳地向政治民主过渡。短期看，对于中国说来，中日合作是中国外交对美国围堵中国战略的成功反制，对于日本说来，则有助于解脱目前经济滞涨之困境进而重申其在亚洲的经济领先地位。 其实，中日双方在共建东亚统一市场问题上不仅不乏有利的客观及地缘条件，也不乏合作意愿。就中日之间在经济、科技乃至地理条件上的互补性，就中日美，甚至中日美俄在东亚的经济合作，学者也多有讨论。日本方面囿于在二战时提出过为侵略张目的“大东亚共荣圈”，一直讳谈“共荣”。但中方学界有人在九十年代提出的“中国圈”的说法其实就可以看作是某种大东亚共荣圈的新版本。（见“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三期）剔出掉日本军国主义独霸亚洲的内容，共荣并没有什么不好。以德法合作为模式，我们不妨将这一东亚经济联合工程称为东亚经济共同体。无论这个共同体的范围有多大，需要引入多少地区性合作伙伴，中日的主导作用将是决定性的。没有中日紧密合作不仅东亚经济共同体毫无成功之可能，其启动也是不可想像的。 笔者在此强调中日之间的紧密合作，是想说明要想真正合作成功，不仅貌合神离的、口是心非的合作不能奏效，半心半意的、半推半就的合作也不会成功。而目前中日之间的合作所最为缺乏的条件，就是双方的互信。直到目前为止，中日之间从来没有能够超越历史的陷井，真正放眼未来。 从日本一方来看，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关于“中国威胁”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近来，日本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也在降低。这表明日本民族心灵深处确实存在着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崛起的前景的恐惧。无疑，这种状况是令人担忧的。然而，为两国及亚洲的未来考虑，与其规避问题或者怒目相视，不如直面现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日本民族对中国发展的恐惧既可能来自中日双方的历史偏见，也可能来自两国的现实距离。对于历史的偏见，只能通过交流、对话、合作来求得化解，而对于现实距离，相信一个民主、法制、开放、公开的中国将会大大有助于消除日本舆论对中国的负面担忧。从这个角度，作为在近代先走一步、在战后又成功引入民主机制的日本，在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同国际社会全面接轨方面也应有更为积极的行动。一个强大的、民主的并同日本合作的中国是日本的利益所在。 从中方看，中国国民对日本的成见更是根深蒂固。不谈民间对于日本侵华战争所犯罪行的滔天大恨，仅仅看学界对中日近代史的评价就足以说明积怨之深。大陆史学界、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着一种甚为流行的说法是，中国近代每次现代化运动的失败都留下了日本的痕迹：甲午战争葬送了洋务运动，1905年日俄战争加害了清廷新政，1931年九一八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更是将中国推入血与火的深渊，完全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日本必须为其近代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这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但一方面中华民族也不能将自己在近代落伍的责任全部推给外侮；另一方面，总结历史教训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开创未来，而不应使历史成为发展的障碍。 同德国相比较，战后的日本领导人不仅没有为自己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作出类似如德国前总理勃兰特（WBrandt）在华沙跪拜二战受难者亡灵的行动，而且也缺乏深刻的反省和象样的道歉。德国如今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研究著作已经汗牛充栋，德国议会于1999年决定在首都柏林为被屠杀的犹太人立碑纪念。而日本现首相小泉纯一郎还坚持去参拜靖国神社，政府中也时常有人要更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抹掉日本侵略的一页。 这种情况的根源自然来源于日本社会内部，但也应该看到战后日本的特殊环境。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到当时日本与德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的区别。第一，当时美国从地缘政治利益考虑，对日本网开一面，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政府施加压力，纵容日本军国主义。美国对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实施双重标准，是战后德日两国对战争反省走上不同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战后欧洲并非美国的一统天下，西德、西柏林是英美法三国共管。美国本身也受到钳制。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国内秩序，多元总是比独裁霸道要好。英法美的压力无疑对德国认真反省战争罪行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亚洲各国当时多处于战乱，政府及舆论往往囿于眼前利益，忽视长远目标。中国国共两党都奉行祖宗传下来的“以德报怨”的法宝，是典型的狭隘文化主义的表现。这种以“道德”代法治的“仁义外交”造成双重负面影响。一方面政府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使社会与民间的怨恨无法输解；另一方面，将日本民族置于一种永远不可救赦的“战争原罪”的深渊之中。一位法国学者曾对笔者表示，东亚各国对日外交是一种“赎罪”外交，即日本可以不作战争赔偿，但也永远也不能理直气壮的说话，否则，战争罪行的账还没有算的杀手锏就掷了出来。应该说，这个来自欧洲的第三只眼的观察是发人深省的。最后一点也不能忽略，日本在二战中既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又是战争的受难者的两重身份。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的核弹，造成二十多万人死于非命。无论日本的战争罪责有多大，广岛、长崎的受难者是无辜的。从民族潜意识角度出发，反省战争罪在日本会遇到更大的心理抵制。 举出以上理由，自然绝非为了开脱日本的战争罪责。恰恰相反，只有在理性地审视甚至同情的理解的情况下，才能开拓中日合作的前景，并在这一前景之下促使日本舆论反省过去并同时避免为日本极右翼提供煽动民族主义仇恨的借口。同德国相比，两种态度，两种结局。如今德国不仅仅同法国一起在欧洲联合进程中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其总统施罗德还可以借竞选之机用和平主义为武器来教训美国，而日本战后虽有长足的经济发展，但政治上仍然无法走出战争留下的阴影，外交上也时时受到亚洲各国的敲打。十分明显，日本要想在亚洲获得承认和尊敬，必须对其侵略欠债作出深刻反省。因为只有直面历史，深刻反省才能使日本走出过去的阴影，进而在清理战争罪行的基础之上获得新生。否则，日本将难以摆脱其“赎罪国”的形象，走出目前这种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尴尬地位。 实际上，日本社会战后一波接一波的企图翻战争案的潮流，围绕着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论等等既表明日本没有认真反省历史的诚意，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在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深陷过去的泥沼。对于自己罪恶的历史进行反省，目的不是要让日本民族、德意志民族或其他民族（中华民族同样要对自己灾难性的历史进行反省！）永远背上历史的重负，更不是要让民族的后代来共同偿还战争的孽债，而是要让全民族对过去有清醒的认识，共同为避免未来的灾难承担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讲，日本民族的反省也是整个亚洲社会的责任。负责任的作法应该是既要毫不含糊地谴责日本任何对历史翻案的企图，又必须对今天日本民族民主、多元、和平的政治取向给予充分的肯定。从吸取历史教训着眼，从建设将来出发，将中日合作既看作是推进东亚联合的现实利益的需要，又看作是引导日本走出历史阴影、推动亚洲结束战后时代的前瞻的选择，从而使中日合作奠立于一个双赢的政治经济互动的基础之上。(7/2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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