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当前台湾局势的演变，两岸关系敏感性逐渐增强，危险性进一步加大。当前岛内局势的严峻性表明，今后4至5年内可能是两岸关系的“危险高峰期”，未来中国必定面临一个“台湾”主体意识的上升问题，我们的统一工作仍然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新的战略思考和总体规划。 亲历台湾两次大选 笔者曾亲历台湾两次大选。 第一次是2000年，当时深感陈水扁是一个“三重的弱势总统”，因为他的选举得票仅为39％左右，在立法院中民进党只占据少数席位，而陈水扁本人在民进党内部也从属于一个微弱的派系。当时有人用“水浒”来比喻民进党的兴起，用《红楼梦》来形容国民党的衰落。笔者在台考察期间，直觉上感到当时的民进党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运动，不客气地说，是由“10万乌合之众”组成的反对派，称不上是一个政党。但是，凭着“年轻台湾，活力政府”的口号，民进党居然赢得了政权，这是世界上罕见的一个地方政权更迭的案例。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美国人有一点说对了：中国历来成王败寇，但是两党和平轮替的历史是在台湾先发生的。 第二次是在2004年3月台湾选举期间，我除了惊讶于两岸信息沟通的严重不足之外，还常常思考和平统一是否已变得遥不可及或只有诉诸武力这个重大问题。我的一个蓝营高级主管朋友告诉我：现在的台湾民众，居然有70％的人不相信如果台湾独立，大陆就会动武。他们的理由是，“假如大陆能打过来，早就在1949年以后打过来了！我们到今天还活的好好的，所以根本不必杞人忧天”。台湾民众假如如此天真，真让人感到在不胜唏嘘之余，倍加忧心忡忡。 岛内三大发展趋势突显局势的严峻性 客观分析，我觉得当前岛内出现三个大的发展趋向，突显了岛内局势的严峻性。 第一个发展趋向是台湾“国家化”的过程已经完成，台独理念和行为逐步合法化和正常化。现在，台湾独立作为一个最终的政治理想，被大多数台湾民众认可；台湾社会政治上对大陆的离心力大于统一的向心力；台湾当局错误地执行着从“和平走向分裂”的大陆政策。 台湾公开大搞分裂活动的趋势从10多年前其实已经开始了。当时，台湾当局所制定的《国家统一纲领》是建立在“宪政改革”基础上的，“主权”的表述缩小到台澎金马地区，对两岸关系的认知超越内战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视之为政治的、“国际人格”的重建问题。现在的台湾虽然对当选“总统”的合法性有很大的争议，但是对台湾政府是与大陆一样的“对等政治实体”相当认同。正因为这样，台湾当局急切需要“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以乞求美国等国家来“保障台湾安全”。目前台湾当局内部已经完成了政权“台独化”的作业，相当一部分主张分裂的人掌握了实权。 第二个发展趋向是台湾当局政策上推行“去中国化”运动愈演愈烈，内容已经达到了十分精致并让人揪心的荒谬地步。 陈水扁的“去中国化”执政意味着民进党政治理念的实现的进程不断推进，其主旨是要实施渐进式台独。例如，台湾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已经进入了外文系；故宫博物馆也已经改为了台湾博物馆；“中国”机构的名字很多都改为了“台湾”机构；护照上的国籍也改为“台湾”。应当说，陈水扁以“台独万岁”起家，当他提出“一边一国”论的时候，就表明了他要从“暗独”走向“明独”，“台独”公开化成为两岸关系的最大障碍。现在国际上一个中国的框架没有变。在强大的压力下，极端台独分子仍然固执地想要将台湾引入歧途，将渐进式台独具体化，借“中华民国”之壳，孵出“台湾共和国”之蛋。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要把台湾变成背后有美国撑腰地亚太地区的以色列。 第三个发展趋向是台独步骤与台湾所谓的“民主化”进程重叠，台独披上了“民主”的外衣。陈水扁一直鼓吹的一个论点是，大陆从来没有承认过他是台湾人民选举出来的领导人。陈水扁目前的挑衅性言论和行动，反映了台湾本地居民的典型心理特征，即要求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有误解，表面上要求“维持现状”，但是心底里希望祖国大陆放弃在沿海部署导弹，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不可否认，台湾的民主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台湾民主的进步一开始就有很大的乱源，政党和族群问题的结合，使台湾社会矛盾重重。民进党就是作为本土人的代言人，借口推行“民主”，一心争夺权力。台湾的情况让人想起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非洲国家，它们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拥有两个特点：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多党制和自由选举。但是非洲国家一开始就是族群政治，这些国家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倒退的现象。 两岸统一：时间和空间上的挑战 台湾的选举结果使大陆十分为难：一方面，如果大陆不承认结果，等于不承认台湾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长期下去，必然不利于把握岛内政治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如果大陆承认台湾选举的结果，必然面临与民进党对话的压力。 中国的统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孕育。但是，在处理我们在抓紧“战略机遇期”内的经济建设和台独越来越具备更大的危险之间的矛盾方面，中国大陆面临巨大的挑战。 具体而言，这些挑战首先表现在以下四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挑战，是在避免“台湾问题国际化”问题上，如何把握同时要利用国际因素反过来制约台独行动的“尺度”，这需要我们具备高超的外交智慧。 在当前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下，任何大国或力量中心都难以在台湾问题上同中国进行全面对抗或正面冲突，但是各种势力和各种敌视中国的国际力量所进行的分裂中国的活动仍将继续下去。 以美国为例。众所周知，台湾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美国的干预是最重要的原因。总体上看，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盛的统一的中国，“和而不统、分而不离”的两岸关系对美国最为有利。美国执行这种两面政策的一个最根本的意愿，在于美国试图把台湾作为其“西化”中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样板。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国统一必须处理的一个重要变量。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一方面借用“中华民国”的法统（国民党残余政权在台湾）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如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可）来抑制台独，另一方面又不陷入“两国论”的争论，这也需要我们做深入的考虑。 笔者曾与台湾“立委”沈富雄交谈，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陈水扁这个人的个性及政治主张的评论。他认为陈水扁本人是一个政客，在民进党内部也有很多人瞧不起他，因为他过于“权欲熏心”，令人不痴，甚至不屑一顾。从陈本人过去曾两度加入国民党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就可以看出他没有立场，没有理念。所以，沈富雄说陈水扁绝对没有魄力和能力在2008年“建国”。如果大陆认为他有当台湾的“开国之父”的“志气”，做类似华盛顿一样的伟大人物，那真是抬举他了，陈水扁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此话可能有些道理。但是即使陈水扁在2006年“修宪”时保留“中华民国”国号、国旗等象征性的内容，我们也没理由乐观，因为这样的“修宪”，实际上并没有消除两岸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在坚定地反台独的同时，肯定台湾的民主进程，同时更具斗争艺术地和“民进党”打交道，也事关能否争取到台湾的民心。 不久前在纽约参加一个有关两岸关系的辩论会，有位打过日本人、也打过解放军的85岁台湾老兵激动地对我说，美国人要打伊拉克，就毫不顾忌世界舆论地开战了。大陆现在拳头大了，反而在台湾问题上变得软弱了。两岸的问题“不是光说废话可以解决的，只有死人，死得越多，解决得越快”。这样一种激情思维，出自这样一位老兵之口，也让人产生很多感想。虽不敢苟同他的观点，但以现实而论，当台湾领导人不断挑衅大陆的时候，大陆如果不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同时作好必要的军事准备，也会使自己的重大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第四个挑战，是如何把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民主前景种植在台湾公众的信念之中，努力使他们认识到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对于台湾乃至世界的意义。笔者认为，在对台政策上，作为争取台湾民心的第一步，最核心的，就是要让台湾人民找回“做中国人”的感觉。而这，恰恰与我们自身民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攻心与伐交：今后大陆对台工作的关键 攻心与伐交，应该是今后大陆对台工作的关键。 所谓攻心，首先是指中国首先有必要确立新型的外交观，牢固树立自己已经是国际社会一员的观念。中国必须接受相应的国际准则，同时对国际规则的形成做出贡献，承担更大的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具体在对台工作上，要求我们具有亲和力和说服力，尤其是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的感召力；同时在对台战略和具体战术的关系上，制定系统且有条理制度设计。例如，今后一段时期内，出台一部《对台湾问题的白皮书》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要改变固有看法，积极探讨联邦制或邦联制的利弊。 所谓伐交，其实主要是指对美工作。两年前，我在华盛顿一位负责台湾事务的高官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张他刚刚拿回来的他和陈水扁两人握手的照片，陈水扁还亲笔用中文题了“XXX吾兄留念”几个字。我顺口问他：我在电视上看到陈水扁访问南美洲和非洲一些小国家时，头抬得高高的，非常自信，似乎一副“总统”的样子，但是当你去台湾时，从电视镜头看，我感觉他很怕你，本来人就矮，还要弯着腰表示对你的尊敬。而你则像代表你的国王去巡视领地的大臣，对他有些训话的样子。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你当时握他的手的时候，感觉如何?他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然后说：让我告诉你事实吧：“1997年3月，我担当现在这个职务后第一次访问台湾，在台北见到陈水扁。当时我心里掠过一丝非常不明显的想法：这个人说不定是下届台湾‘总统’候选人。在当时，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但我从此就很关注他，并立即找了个机会直接问他是否有计划在未来竞选‘总统’。当时陈水扁非常惊讶我会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在我问他之前他非常不自信自己与华盛顿的关系，毕竟当时的台美合作都由国民党人把持。但我清楚明确地告诉他：我们美国人不介意由谁来做台湾的下一届‘总统’，这是台湾选民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意的是这个人不能损害美国在台湾和东亚的根本利益，他必须持续性地维持台湾对美国的所有政策，否则我们会干预，并在必要时请他下台。他听了非常高兴，甚至有些受宠若惊。” 从这样的谈话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美台之间的相互“沟通”渠道和方式是非常有预见性和直接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布什上任之初就表示，如果台湾遭受中国大陆攻击，美国有义务“协防台湾”，并“将以一切必要力量帮助台湾自卫”。也正是在这种政策主张的指导下，美台之间的军事关系得到强化。针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对美国的工作，准确掌握美国行政当局、国会、媒体以及美国智库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 当然，当前台湾形势的发展也直接突显了我们开展对台工作急需理念、体制和工作机制上的创新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对台政策方面的调整重点应该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抽调各方面专家，进行“今后3－5年内台湾政局走向”沙盘演练，准备各种相应预案。 （2）准备应对陈水扁执政后种种政治和社会后果，包括危机的预防和管理问题。如，有情况显示，可能有高达200万左右的台湾居民计划移民他乡，包括来大陆生活。对此，上海、广东这样的省市必须有所准备。 （3）建立全国的政治支援网络，拟订新的对台政策，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落实到具体的工作方针上。例如，我们可以加强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力度，形成集体公关态势，设立“青年论坛”或交流计划；大量资助台湾名牌大学关于大陆问题的研究；扩大台湾学生来大陆求学录取名额，资助有关台湾青年的访问计划；在沿海特别是福建地区设立对台宣传的舆论阵地，包括闽南话的电视频道，等等。 （4）改革现有的对台工作体制，充实力量，征收新的人力资源，把懂得岛内政治的人员调任重要岗位。例如，我们可以挑选10名左右能说流利英语的，在西方国家工作过8年以上的35－45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充实到相关对台决策岗位上；我们可以聘请10名左右国内外知名学者，作为特聘研究人员，密切注意台湾民意的流动；我们也应当摒弃政见，聘请20名台湾青年领袖作为对台部门的直接咨询人员，在重大政策出台前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 （5）提升对台工作的质量，包括情报的搜集和研判、反独语言和批判方式的规范化、斗争手段的艺术化、民主决策的科学化。例如，我们可以聘请国际知名政府公关公司，协助台办和对外政策部门做媒体公关工作，传达正确政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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