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富得太快了，现在的社会给了很多人一夜暴富的机会，从大杂院一下子进入高级别墅，很多人还来不及知道怎么做富人。他们的精神还停留在筒子楼、大杂院里。” 银枫家园的一座欧式住宅楼里，北野指着楼道里一扇极不雅观的大铁门说：“这种大铁门只有在筒子楼里才能看到。邻居们见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们做了沉默的大多数，像我这样开口的人只是绝少数。” 北野是银枫家园里的500住户之一。他介绍说，这里的房价都在7000至15000元一平方米，旁边的银湖别墅有全北京最贵的别墅，一千万元一栋。即使是在银枫家园买一个房子最起码也要花一百多万。稍微做一下装修，再买一辆上点档次的汽车，就远不止这个数字了。也就是说，要想在这里生活起码是个百万富翁。 这里居住的人基本上都是高级白领、私企老板、留学归国人员、外国使馆工作人员等等，还有很多中国演艺界响当当的腕级人物。然而，这样一个富人、名人居住地，所谓的高档社区里的生活却高尚不起来。北野给我们讲了一些发生在这个富人社区里的故事。 首先是关于那个大铁门的事儿。那个大铁门至今还屹立在主人家的门口，在这个很现代化的住宅楼里显得很扎眼，把整个楼道占去了一半。大铁门刚立起来时，北野就看不下去，写了一封信劝主人把那扇占用了公共空间的大铁门拿掉。 然而，这封善意的信换来的是人家的恐吓：“告诉北野，不要挨了打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据说这家主人是曾经留过洋的大律师。 赢思强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首席资本运营顾问周奇凤也住在类似的富人区里，他对此也深有感触：“如果住户是在自家‘领地’里搞‘工程’，那是人家的自由，我们没有权利去管。但是如果你侵犯了公共领地，危害了公众的利益，就没道理了。” 他同意北野的看法，在中国现阶段，物质的富有与精神道德的富有基本上是零相关。 北野从事文明学研究。英国有句话：一夜之间可以造就一个百万富翁，但是要培养一个贵族却要三代人的努力。北野认为，作为绅士，只有金钱是不够的，他们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懂得怎么尊重别人，懂得怎样尊重为自己服务的人。 同样是对待为自己服务的人，北野就很看不惯银枫家园里一些人的做法。他经常听见有些富人对小区里的保安大骂“你他妈给我开门”之类的话。 类似的举止还有：开着大奔、背着高尔夫球杆的，突然往路上吐了一口痰；开着车突然从车窗里扔出来一个易拉罐；铺着高级地毯的楼道里，门口堆放的却是一堆空酒瓶、脏鞋袜之类的垃圾；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可以拿500住户垫背，因为自己和物业的纠纷能够让整个小区交通陷入瘫痪，小区内外100多辆车无法进出。而对于权势和黑恶势力呢，他们却不敢吭一声，但另一方面却膨胀得可以，等等。 “我们在道德上对富人寄托这样高的期望，那是托错了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郭星华副教授认为，“你要求所有的富人都能在道德品质上做得很好，都能成为慈善家，都能拿出几十万来周济穷人，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富人群体中发生绯闻、吸毒、犯罪等现象的比例要比普通人高得多，富人阶层的道德水准甚至还达不到社会的平均水平。” 一位和富人打交道颇多的摄影师说，你看很多人表面上很风光，骨子里依旧是农民本性。这位摄影师发现多半成功的人或者说是富人都来自小城镇，他们懂得吃苦，懂得往上爬，但他们精神苍白得很，做事时想尽各种手段少花钱多挣脸面。 而且在很多富裕起来的“海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对待钱的态度到了张狂的地步，他们的钱袋鼓了，墨镜也戴了，西装也穿了，好车也开上了，都是世界名牌，脸上总是挂着谦和的笑，谈话间不时冒出一串洋文，倒也不乏温文尔雅，但时间一久，他们的为人处事总让人觉得别扭。 郭星华教授认为如何看待富人涉及一个社会楷模的问题。郭教授的意思是富人在金钱上是富有的，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经济精英，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学习他们如何致富、学习他们如何帮助国家增加GDP、学习他们如何为国家的税收事业做贡献等等。但是，他们却不一定能在文化上、技术上、道德上引导人们的行为。现在我们把各种高级白领、富人群落当作精英来模仿，其实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因为现在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不可能有哪个阶层的人能做所有阶层的楷模。郭星华强调，“我们没有必要在这点上对富人有太多的苛求。”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越有钱的人，越是名人，越是留过洋的那些极少数人，道德越有问题，越不讲道理，越缺少宽容心。”北野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北野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北野像个斗士，孤军奋战的斗士。”即便是最开始没人理解，还有人说他是“多管闲事”，但北野坚持和这些不良行为战斗。“现在的人太缺少正义感，大家都做沉默的大多数，就等于给做坏事的人得逞的机会。中国人自己做了错事，没有人制止，现在连外国人也开始效仿了。” 怎么办？北野认为从根源上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现在的教育有问题，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在搞技能教育，缺少有效的道德教育。二是法律上有漏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得好人吃亏，于是没有人再愿意做好人。 (青年时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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