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亲生父亲是一个餐馆的小老板，这是我知道的惟一关于他的确切信息。其他的所有，全是从我的母亲那里得来。而母亲对他的说法，经常变化不定，不变的只有母亲说起他时的那种犀利的讥讽——父亲和母亲在我5岁那年离了婚。而在每个法定的探视日里，总有母亲陪在我身边，母亲对父亲那种虎视眈眈的情绪感染了我，让我对这个我必须称之为父亲的人充满了不屑与敌视。父亲每次把必要的东西放下，留下几句话就走了，话也很平淡。我对他的印象，随着我的成长，反而越来越稀薄，就如同他的秃顶——为了掩盖这一缺陷，他在脑门两边蓄起了长发。但这越发让我觉着他的虚伪。 在我上初中以后，母亲跟我现在的爸爸搬迁到了城南，见父亲的机会就更少了。关于他的消息，我都是从母亲嘴里得知的。而每次母亲要是说起他的时候，那必然不是好消息。最近的消息是他那个餐馆转让给人家了，据说是撑不住“非典”时期的萧条，还有是因为他那边的女儿生了一场不小的病，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我从来也没有主动去看过他，母亲的灌输使我在亲情方面有些冷漠。我偷偷翻过母亲的抽屉，看到了一封父亲以前写给母亲的信，信中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含蓄的海誓山盟。看后我就想：所有的情感——即使坚如磐石，也经不住时间的磨洗，最终都会变得越来越渺不可寻。亲情也是如此吧。 今年，我考上了大学，这是最让母亲高兴的事情。入学的前几天，正好赶上我18岁的生日。母亲应诺给我买来了我期盼已久的电脑。但我仍然有些不高兴，我跟她说：“你不是说过考上大学给我买一辆捷安特自行车、考上重点再加上一台电脑的吗？我那辆破车都骑了四年了，现在连小偷都不愿意偷了。”母亲回答说：“那自行车可不是我答应的啊！那是你那个爸爸一年前就答应的。过两天他要给你送学费来，看他好意思不把车送来！” 然而我终究没有看到他给我推来自行车。入学那天，学费是他托一个熟人送来的。据说那边那个女儿又病了，他正在家陪着呢。满心的期待最终落空，让我对他彻底失望。一个人只能有一个18岁的生日，那意味着长大成人的一个重要生命标记。他若不曾许诺过什么也罢，但他怎么能够言而无信！ 18岁的生日已过去了许久，我也已经差不多淡忘了那天激烈的敌视情绪了。新的大学住宿生活，给了我许多在家里体味不到的快乐。一天，我领着几个外地同学到天坛玩儿。那天北京刮起了大风，我们却玩得很尽兴，到了傍晚才骑着车回去。从二环路东直门桥下过的时候，正好刮起了一阵烈风，一个南方的同学实在是被风吹得不行了，停下来不走了。我们只好陪着她。 那天的风真大，我躲在广告牌后面，也几乎受不了了。迎风而上骑车上桥坡的人艰难异常。一个蹬三轮的，后面带着几大捆书，也正和大风、陡坡较着劲儿。也许是为了在同学面前表现北京人的助人为乐精神吧，我一个人跑过去帮他推车。好不容易推上坡去，那人从书堆后面探头出来正要谢我，我一愣，他也愣住了……我沉默了好久，嘴唇几次做出要喊爸爸的口型，却始终没有发出声音。是的，这个人正是我法律上的父亲。 最终还是他开口说话了，口气依然平淡如水：“我现在甜水园那边卖书，要什么书可以到我那里拿。我答应你的自行车只能往后延了，你那个妹妹病得不轻，要花钱。自己蹬车运书省下的钱虽然没几个，但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我争取在明年省出这笔钱吧……那些是你大学同学吧，正叫你呢，我走了。” 当我和同学骑车赶上他时，风还在不停地吹，吹开了他两边的头发，长长地垂在后面，露出了他光亮的头顶，从后面看异常滑稽。他却已经顾不上这些，依然使劲地蹬着车，风中飘飞的长发半数已经斑白。他老了，生活过得似乎也并不如意，然而我这么久一直都在嫉恨他…… 我们超过了他慢悠悠的三轮车，良久，一个同学问我：“你流泪了，眼迷了吗？” (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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