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历史学家看来，统计学意义上的流氓永远是社会的少数者，但在我们看来，流氓社会的成员就是流氓话语的言说者，他们永远是全社会的大多数。这个话语空间远远溢出了统计表格、语言辞典和语文教科书的边界。流氓的秘密决不是它对于道德和权力的公开颠覆，而是对于话语的秘密征服。丧失了身份的人们与前意识形态发生了广泛的断裂。言说的属性被悄然改变了。一种与秩序话语截然不同的语法开始启动，试图喊出一种离经叛道的声音。流氓话语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们在大地上滚动，像雪球一样无限地增长着。经过漫长的角逐，终于坚硬地屹立在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它是一个庞大的话语织体，它包含着色语、酷语、秽语以及各种形式的文本。所有的流氓社会及其流氓主义都是在话语的温床中诞生和发育的，并且还要在各种话语喧嚣中发出自己的犀利声音。 一个著名历史文本成功地表达了这些。吴承恩魔幻小说《西游记》里的猴子，是一个灵巧的动词、也是暴力之神，代表着流氓的剧烈的反叛。他的棍子“金箍棒” 像阳具一样可以自由伸缩，喻指着所有那些粗暴的阳性事物：怨嗔、暴戾和仇恨。不可思议的是，孙悟空仇视女人，尤其仇视那些企图引诱和染指唐三藏的女人（如占据“盘丝洞”的女妖“白骨精”），他的妒忌的激情使他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同性恋者。而皮肤白皙和性情温和的圣徒唐僧，则扮演了一个B角同志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管束性情暴躁的情人，并要让一个天庭反叛者和江湖流氓跟他一起成为圣人。猴子和唐僧的组合，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文化对偶关系，在他们背后，掩藏着流氓和圣徒之间的秘密的灵肉亲昵。 而在猴子的身影以外，一头猪，一个肥胖而慵懒的动词，和他的钉耙一起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并且触发了我们的笑声。这就是猪八戒，一个在天堂里的军人和异性恋者，因为对仙女作性骚扰而遭到贬窜，投胎成为小猪，又被唐僧收伏，成为取经四人帮中的成员，从而开始了一场被天帝逼迫的游走。这是中国特有的喜剧，也是唯一的土地喜剧，据此他受到了长达500年的奚落与嘲笑。他和猴子的古怪对抗是反讽与正谕的较量，但他却是无限可爱的，跨越数百年的话语时空，成了500年后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这究竟是为什么？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我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一变化的？ 我们看到，毛时代受宠的造反猴子遭到了冷遇，而慵懒的猪却越过经文里沉重的教义，甚至越过他自己管辖的“天篷”，成了新时代的话语宠物。 猪八戒是对土地和农民的身份反讽。他的钉耙示意他是个纯粹的农民，但他却拒绝耕作，懒惰和贪欲（贪色和贪财），与农民的美德（勤劳、节俭、以及欲望的有限性）形成讽刺性的对比。他的“猪性格”反讽了他的农民身份。他是乡村欲望（永无止境的食欲、贪欲和情欲等各种欲望的复合体）的一个反讽性寓言。另一方面，他曾经拥有的卷帘身份，则暗示着他与闺房和女色的暧昧关系。帘子是通往性密室的脆弱的门。这半明半昧的帘子被守帘人自己急切地揭开了，并且不幸地看见了帘后的事物――女人。猪就这样破坏了农民的操守，成为土地伦理的叛徒。 猪八戒就是农民和流氓的关系的寓言。他是一个天庭的武官，在性侵犯女人的意义上成为流氓，或者说是流氓和农夫身份的混合物，国家主义（玉皇大帝）藉此嘲笑了他，并判决它拥有一个猪的形貌。这责罚是奇妙的，它不仅意味着他应当是丑陋的，而且应当接受行走（取经）的苦难。这行走就是流氓的特征。猪八戒首先在性行为方面出现了流氓的征兆，而后又在前往“西天”的行走中获得了流氓的更多特征（这就是他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的原因）。他注定要在在历经磨难的行走中成为一个纯粹的流氓，被各种身体的欲望所纠缠和支配。这正是他可爱的方面。他没有像唐僧那样自我压抑，也没有像猴子那样沉浸在病态的嫉恨之中，而是坦然言说着他的全部欲望，并且为这种细琐的欲望而奋斗。 《西游记》对我们而言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几乎成了两种话语的象征。猪是欲望解放的代表，他不仅标定了由农夫向近代市民变形的历程，而且成为小说的情色叙事的化身；与此同时，猴子则开启了近代暴力叙事的先河。这两个半人半神的生灵像两座雕像，分别代表着色语和酷语，喜剧性地屹立在了我们展开话语探险的入口。 一、色语：密室生涯的终结 色语即情色话语的一种简称，它是所有话语中比较隐秘的那种，它从一开始就是身体欲望和密室生涯的组成部分，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它的私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但由于流氓的介入，它最终被转换成普遍的公共事件。它把所有的读者（观众）都变成了床帷偷窥者。国家主义的道德禁忌并不能阻止它在公共话语领域的这种蔓延。《金瓶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流氓文人是如何利用话语权来实施“文化泄密”的。这场叙事政变更改了色语的命运，令它最终成为流氓话语的主要专利。如今，散布在手机短信和网络笑话中的民间色语（此外还应加上政治幽默），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智慧的最高代表。 古典色语 古典色语是宫廷色语和士大夫色语的混合物、皇帝、贵族和士大夫的话语专利。在唐宋诗歌和明清小说里，它们始终以诗歌、隐语和谜语的方式出现，狎妓的风情被知识分子的典雅话语所掩盖，拥有一个由纱窗、珠帘、画屏、红烛、鸾镜、绮帐、玉钩、香衫、罗带、锦衾、玉枕等大量床帷物事构的香艳语境，但它又是如此的优雅，与梦幻、愁苦、相思与恨泣等灵魂情语互相缠绕，弥漫着忧伤的诗意。 周舫《簪花仕女图》局部：它是如此的优雅，与梦幻、愁 苦、相思与恨泣等灵魂情语互相缠绕，弥漫着忧伤的诗意。 基于知识份子的积极参与，中国古典色语充满了语词的机智，并且总是被包裹在一些微妙的谜语之中，成为一个散布着各种隐喻、讽喻和象征的话语织体。“吹箫”和“弄玉”是一个范例，它的广泛存在证实了经过隐喻处理的色语是如何大肆流行的。李商隐的诗歌则是另一个范例，它用大量隐喻堆积成一个中级官僚的情欲叙事。在《无题》中，他的著名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春蚕”和“蜡炬”暗喻男性生殖器，“丝”与“泪”暗喻精液。李商隐的另一诗句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也充满了床帷性爱的暗示。其中“巴山夜雨”就是“巫山云雨”的二度转喻。但这些精妙隐喻却由于其多义性和歧义性而遭到长期误读。这是知识份子隐语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古典色语最终只能成为少数人的书房－卧房游戏。它的机智阻挡了它与人民的对话。 明代的孔子第64代后裔孔尚任的作品《桃花扇》，对色语作了进一步“人文”改造：女主人公李香君为了政治贞操以头颅撞墙，鲜血溅落在团扇上，被改绘成一株艳丽的桃花，成为民族－国家主义操守的象征。但这其实是一个微妙的性行为转喻。“香君之血”的真正来源并非头颅而是生殖器，它起源于对处女破瓜初夜的床帷记忆。颅血是对“初夜之血”的一种镜像式仿写，它不仅暗示着对头颅（灵魂与精神）的处女权（气节）的自卫，而且也暗示对肉体贞操的捍卫。儒学家就这样成利用被彻底雅化的色语，成功地题写了“爱国主义”和“爱身主义”的凛然大义。甚至康熙皇帝本人也无法对这个汉人怀旧的政治文本有所物议。古典色语终于随着文人戏曲的胜利而征服了15～16世纪的中国。 知识份子（士大夫）对民间话语的围剿与征用是一个历史传统。明代士大夫夺走了戏曲的话语权，把它变成知识份子话语的专用容器。民间话语直到清代才开始复兴，并挑战文人戏曲，形成激烈的“花雅之争”。徽班进京显示了民间话语的力量，但“花部”戏曲最终还是被乾隆皇帝所征用，经过再度雅化，成为极权国家主义的内廷艺术。 作为当代色语作家，毛泽东写给夫人江青的诗歌《题庐山仙人洞》提供了雅化的最新范例――“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官方学者企图掩蔽它的真实语义。郭沫若宣称，这首诗隐喻了中共与苏共交恶之后的险峻政局和中共的豪迈无惧的气慨。作为一种权威性释义，这一解说在文革期间曾经大肆流行。但文革后期，某些北京高级知识份子举行新婚大典（主要是二度婚姻），其婚房多悬挂毛的这首诗的书法作品，作为对圆房者的一次亲密而高雅的祝福。这不仅表达了对官方释义的蔑视，也体现了还原毛诗本义的反讽性努力。 民间色语 只有民间色语才真正解放了情欲叙事。从元代开始，基于古典知识份子话语的衰败，说书人、戏子和下层知识份子（落第文人）建立起话语联盟，企图从一个全新的方向拯救汉文化，并寻求话语的民间出路。城市戏剧（杂剧）开始迅速繁荣起来。元朝政府下级官员王德信撰写的《西厢记》剧本，无疑就是这种合谋妥协的结果。一对男女在丫鬟的安排下翻墙幽会，上床做爱，随后又大胆私奔。其唱词融合了传统的古典知识份子话语和民间口语，成为一个爱情的浪漫样板，照亮了此后七百年的中国舞台。尽管它仅仅是一种美学反叛的开端，却遭到国家主义的严厉追杀。明清两代都把它当做“淫词”而列为禁书，乾隆甚至亲自主持了对《西厢记》的批判，向民众颁发训诫，严禁该剧的刊印、演出和传播。 民间风俗画：只有民间色语才真正解放了情欲叙事 《西厢记》是利用唱词进行虚拟做爱表演的范本，崔莺莺的独唱细致描述了整个性爱过程，从“绣鞋半拆”，“将纽扣儿松，把缕带儿解”，经过“软玉温香抱满怀”，直到“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其中“花心”、“牡丹”、“嫩蕊”、（暗喻女阴）“露”、“水”(暗喻女阴之水) 和“鱼”（暗喻阳具）等都是有关性器的公共隐语，这是古典色语在经过民间改造之后的一种全新语体，在中世纪城市的街巷中散发着半俗半雅的古怪光芒。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里，传统的性符码经过强化，构成了少女怀春传奇的话语核心。故事叙述少女杜丽娘游园时做了一个春梦，梦见在柳树下与一位青年调情和性交，醒来后郁郁寡欢，思念成疾，竟然伤春而死，葬在梅树下，其鬼魂说服阴曹判官放回阳世，继而找到那位名叫柳梦梅的青年，教他开坟救人，少女还魂而起，与柳梦梅结为秦晋之好。整部戏剧充满了有关各种性隐喻的符码，其中花卉（牡丹、梅花、芍药、杜鹃等）多是女性生殖器的隐喻，而柳枝、毛笔、箫管和雨伞则是男性生殖器的隐喻。“柳梦梅”这个名字，无非就是男根梦想女阴的意思。为了强化情欲的语义，剧中还出现了一个有性交障碍症的“石女”石道姑，藉此作为杜丽娘的反转镜像。在开棺之后，石道姑用壮男的内裤烧成灰烬，调和热酒，灌入杜丽娘口中，使她得以重生。这种被称之为“烧裆散”的还魂药，就是男性精液的转喻。我们看到，在《牡丹亭》里，导致女人的死亡和重生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男人的性器和性爱。 色语的粗鄙化 隐喻是士大夫从事情欲书写的一个基本策略，它推动了文人和市民在淫趣上的妥协。但在另一面，但王实甫和汤显祖唤起的不仅仅是一种叙事伦理学的妥协，而且是色语公开走向粗俗化的重大开端。除了色语，《西厢记》和《牡丹亭》中还出现了大量粗鄙的口语，俚语和市井之语，并且满含着酷语的暴力趣味。这种风气由说书人和戏子推波助澜，在明清渐次达到高潮，出现了大批以《金瓶梅》、《玉蒲团》等为代表的淫艳小说，而在民国期间仍然可以窥见它的俗丽风采。而在中国东北，“二人转”至今仍然保留着以民间色语为主体的传统，粗鄙、淫荡、幽默、刻毒地针砭弊政，其叙事和表演都已趋于完美。这是民间色语在中共建政后五十年的重大复活，并且以一种放浪的方式，汇入了现代流氓话语的洪流。 叙事伦理学的让步 我们无法在这里详尽地历数色语的历史进程。民间色语在知识份子（国家）叙事伦理的包围中涨落，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危机四伏的线索。经过毛时代的禁欲主义的清洗，色语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但九十年代却成为色语全面复辟的时代。在市场资本主义的赞助下，色语卷土重来，成为流行话语的中坚。它在文学和时尚两个向度上茁壮生长，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这是公共叙事伦理发生全面“厚黑”的信号。作家开始日益放肆地使用色语来传递意识形态转换的消息，或者利用情欲叙事来谋求图书市场的大宗份额。叙事伦理学最终向不可遏制的情欲做出了重大让步。 身体符码的扩展 刺青(纹身)、鹰犬、鸟笼和铁球，这些更为古老的语码显示了流氓百科全书的另一些特色。刺青是书写在皮肤上的魔法，它不仅是一种痛苦耐受力的炫示，而且是一种神秘的谜样的言说体系，紧密地分布在某个人的肌肤上，像一种难以辨识的地图，或是一些正在爬行的欲望的动词，闪烁着暧昧而性感的语义。而架在手臂上的猎鹰和奔行在地的獒犬，则更倾向于一种酷语，也就是倾向于暴力的表述。鹰－人－狗这三个运动着的“名词”，构成了空间的多层面的征服。它们是中世纪霸权的活的标记。 女人的纹身：它不仅是一种痛苦耐受力的 炫示，而且是一种神秘的谜样的言说体系。 清代的北京满族贵族男人，更喜欢左手托着鸟笼，右手在掌心把玩旋转着一对铁球。其中“鸟”和男性生殖器“吊”谐音，成为后者的一种借喻，而铁球则暗示睾丸的坚硬性，它们在掌心中发出金属般清脆的摩擦声，以及一种微弱的闪光。有的铁球内部安装金属簧片，甚至能够在旋转把玩中发出悦耳的声音。它们不仅是一种身体符码的外延和扩展，而且是一种奇妙的文化发明。晚清以来，满族贵族日益没落和退化之后，色语开始粗俗地浮现在世俗生活的表层。“鸟－球”色语起初要暗示一种闲适的生活，而且还要传达一种贵族所独有的性主权。但随着贵族子弟的普遍流氓化，这种交际性色语逐渐转向江湖，进入中国流氓话语体系，成为市霸、街痞和混混儿的浮夸标记，提示着城市流氓的“身份”和性霸权。 色语的意识形态 色语在当代中国正在日益政治化，变作民间进行政治讽喻的利器。我们看到，大量用色语编织起来的政治笑话迅速传播，成为八十年～九十年代中国民间色语的隐形主流。政治幽默和色语的结盟，构筑了一种轻松的“酒桌话语”，它们的主人公通常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江青等人，这些前革命领袖遭到了人们放肆的嘲笑。在一个后集权主义的语境中，这种政治色语成了精神压力的缓释剂。九十年代末第五媒体“手机短信”出现后，色语又以“短信话语”的方式甚嚣尘上，继续维系着一个针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态势。 但色语不仅只是一种颠覆行性力量，而且也与国家主义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它时常闪现在城市“现代性建筑”的现场，并借助立面的阳具化来表达权力欲望。这种文化象征主义，几乎成了支配新建筑的唯一理念：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之类的阳具化造型之上，追加政治霸权的语义。这是对传统国家主义建筑话语的严重反叛。古典国家主义建筑是一种女阴式的书写，它被限定在圆形的穹隆式框架之中，或者环状地匍匐在大地上，仿佛是一种对“上天”（阳性事物）的谦卑的响应。但西方工业化幻象改变了中国建筑的语法，并促成了一场都市建筑高度的狂热竞赛。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地方国家主义征用了勃起的阴茎图式（同时也是西方男权主义政治的色语符码），令其散发出自我政治夸耀的摩登气息。无论如何，色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政治意识。 二、酷语：风行数千年的公共话语 酷语就是暴力话语的一种简写，它与色语一起构成了流氓话语的主体。酷语是中国流氓话语中唯一能够风行两千年而没有遭到围剿的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酷语系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共用话语。它最初产生于民间，而后就被国家所征用，成为极权国家主义主要叙事工具。但流氓拒绝放弃酷语的话语权，这导致了酷语成为一种逾越了“阶级”界限的超级话语。这是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进行对话的唯一用语。由于这种共用性，对话完全无须进行转译，也不会产生歧义和误读。另一方面，流氓和流氓之间的对抗也变得简洁而明快起来，仿佛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恳谈。 酷语的恳谈 中国历史最著名的酷语恳谈发生在刘邦和项羽之间。根据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率大军兵临城下，项羽派人痛斥刘邦不义，并以刘邦的父亲为人质，威胁要将其烹煮。刘邦回应说：“我们是结拜兄弟，我的爹就是你爹，你要是烹了他，请不要忘记分我一碗羹汤。”这段经典性对话似乎显示了流氓的话语风格：残忍、血腥、无情无义，对亲人被置于危机完全无动于衷。依据传统伦理学的立场，这应当就是流氓的无耻化的话语风格。 另一个令人震惊的酷语公案是传说中的关羽和张飞互杀家眷案。六十年代出土的明代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叙述了一个被《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忽略”的细节，该段落记载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姜子牙庙王塑像前对天盟誓，决定共举大事。但刘备担忧关、张二人有家庭牵挂。关羽当即宣称要杀掉自己全家。张飞说，你怎下得手杀自自己家小，不如我杀你的，你杀我的。结果关羽杀死了张飞全家，而张飞则前往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全家18人，只放走了关羽的怀孕妻子胡金定。 有关刘邦和花关索的叙事都指涉了血腥的亲属残杀。流氓的暴力首先延伸到了家族的内部，它成为流氓展示其道德反叛力度和深度的空间。它展示了流氓暴力所能企及的令人震骇的深度。尽管第二个故事不是一个确切的史实，或者说，它散发着野史和“小说”的“传奇”气味，却准确地表述了流氓的逻辑。它是所有酷语中最惊心动魄的一种。 以“梁山泊叙事”为核心的民间酷语，在元代就已经进入了剧作家和戏子们的视野。与王实甫的色语改革风潮遥相呼应。一些以李逵、鲁智深和宋江为主角的话本开始上演，这种话语变革为明清说书人提供了素材和美学方向。李逵作为流氓暴力的化身，从一开始就具有正义代言人的特征，他把杀戮和流血当作日常起居生活的一部分。在元杂剧《梁山泊李逵负荆》中，出于一场戏剧式的误会，李逵甚至要对宋江和鲁智深用斧头进行正义审判15。在这里，正义是至高无上的，它无情超越了兄弟和帮会的情谊。板斧成了两个凶猛的正义符码，它们飞舞高蹈起来，要对所有非正义的事物进行血腥判决。板斧和民间的正义诉求之间从一开始就已建立了紧密的语义关联。这种成功的叙事伦理学策略，令酷语得以毫无阻力地生长。这与色语饱受打压的历史命运形成了戏剧性的对照。 酷语的雅化 尽管酷语是一种不受政治伦理限定的通用话语，但雅化仍然是知识份子（士大夫）内在的美学欲望。它在漫长的岁月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早在宋代，岳飞的诗词《满江红》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强烈的嗜血性不仅和民族主义的凛然大义一起进行了组装，而且被压入对仗的精巧模式，呈现为更加优雅的面貌。甚至民间话本《忠义水浒传》都要由说书人亲自予以雅化。武松谋杀张都监一家十五人，其中包括无辜的女眷、随从、厨师、丫鬟，但这简洁的喋血事件却被投放在月光普照的空间，从而点亮了一种连金圣叹都大加赞叹的残忍诗意。《水浒》利用月光开辟了一条轻度雅化的道路，从此，明清话本小说（包括 “三言两拍”）都要面对雅化的淬火处理。所有那些雅化的酷语堆积在历史里，散发着经久不息的芬芳，并在二十世纪的红色文艺里发生大爆炸，成为政治革命的话语先锋。 三、秽语（脏词）：父权对母权的政变 秽语（脏词）是色语和酷语的混合物，它拥有一个色语的外貌，同时又具备了酷语的暴力性。它是肮脏和粗鄙的，同时又散发出亲切而恶毒的气息，代表着民间社会的美学立场，并且常常渗透进了国家上层份子的话语词典。每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特有的脏词系统。北京建政的初级阶段，公共话语经过严厉清洗，长期保持了洁净的状态，直到毛泽东亲手将其“弄脏”了为止。1974年，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著名诗词《水调歌头》，其中出现了“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的句子。这是粗鄙的脏词首次以国家主义话语的面目亮相。这枚小小的毛式脏词犹如一个细小而勇猛的战士，经过数十年的埋伏，突然闪现在了国家意识形态革命的前线。像一次出乎意料的宣告，引发了来自新官僚集团和全体人民的惊叹。这是粗俗美学正在走向其顶峰的标志。如果不是毛的逝世和文革的终结，这种美学无疑演变为国家主义话语中最惊心动魄的部分。 在所有的秽语中，被誉为“国骂”的“他妈的”和 “操（你妈）”，是简单有力的短语，它们直指着血缘关联的深部，也就是血缘身份的本质。这种“国骂”显然拥有令人吃惊的漫长历史。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我认为，这种充满性暴力的口号，必定起源于母系社会向男系社会转型的时代。它要借助一种强大的咒语来瓦解母亲的威权，把她下降到性受虐的卑微地位，并为父权的确立开辟道路。寻根，就是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展开父权对母权的战争。“国骂”是曾经发生过强烈话语政变的证据，记录了当年母权败落的杳远踪迹。 “骂的寻根学”至今仍然扮演着古怪的角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忠实伴音，却在２１世纪零年代里被逐渐雅化为来自粤语的近音词“靠”。在省略了宾词“你妈”之后，它萎缩成了一个简洁的叹词，并且逐渐远离原有的色情意味，在“小资”手中变得日益纯净起来。与此同时，“傻逼”却在平民阶层中古怪地盛行起来，变成了第二代“国骂”的代表。 在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各地的足球俱乐部的球赛上，人们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上万观众一起冲着输球的队员高喊――“傻逼!”声势惊天动地，仿佛是平地一声春雷。“傻逼”是一个集体魔法中的文化咒语，解构着那些令人痛心的景象，为它们盖上话语的羞辱标记。 “傻”和女性生殖器“逼”的组合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异的语效。它是高度男权化的，粗鄙而有力，和赞美性脏词“牛逼”彼此呼应，成为革命修辞的最新范例。这是流氓话语渗入日常话语的一个证据。声势浩大的脏词运动修改了平铺直叙的世界秩序。但与犀利的动词“操”相比，形容词“傻”的革命性无疑已经遭到削弱。它需要在一种集体呐喊中才能重新聚起批判的能量。 以色语、酷语和秽语为三大主要元素的流氓叙事，是中国流氓社会自我更新和维护的基本程序。在流氓文化的生产线上，流氓话语汹涌地呈现着，仿佛是一些大规模上市的话语罐头，为中国人民提供了言说和书写的工具。如果没有这种完备的民间叙事元素，流氓社会的发育、维系和壮大是不可思议的。 （本文系作者新著《流氓的夜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之片断） 【注释】 “金箍棒”在《西游记》中本名“定海神针”，而“海”在中国民间有时是对超大型女性生殖器的讽喻。 “洞”是关于女性生殖器的另一个常用隐喻。 90年代后期的一些网络评选活动中，猪八戒成为女性网民的喜爱对象，这与文革期间孙悟空的首席地位有显著不同。 对李商隐的这首诗歌有各种索解。大多数人认为它描述了爱情的坚贞不移，少数人则认为它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自我讽喻。 参见《中国四大名剧》，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花”即“花部”，士大夫对民间戏曲的习惯称谓，意为驳杂凌乱，也暗讽其耽于情色。知识份子戏曲则被命名为“雅部”，取其高雅之意。 元代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轻蔑，是知识份子话语急剧衰微的主要原因。这种打击彻底终结了诗歌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参见《中国四大名剧》，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中国四大名剧》，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56页。其中“花心”、“牡丹”、“嫩蕊”、“露”、“鱼”与“水”等等，都是有关女性生殖器的公共隐语。 《中国四大名剧》，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有关叙事伦理学的有关论述，可以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40～173页。 即使是比色语更加“健康”情欲话语，也仅见于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冬尼娅和和中国小说《青春之歌》、《艳阳天》中的个别段落。但它们已经在读者心中引发了巨大的情欲风暴。 忍受痛苦是人要成其为“流氓”的一个重要前提。 这种铁球经过“现代性”语义的改造，其功能变得愈来愈模糊难辨。在中国商品市场上，它被称作“健身球”，制造商的说明书上声称，它能够按摩手掌上的穴位，对身体健康某种产生积极影响。 该记载原文如下：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吾一杯羹。” 项羽和刘邦是截然不同的流氓，在流氓的空间里，前者更趋近于英雄的向度，而后者则更趋近于无赖的向度。这点我将在下面作进一步阐释。 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7－8页。 该剧故事的缘起是两个贼人冒充宋江和鲁智深抢夺民女，被李逵获知，引发一场误会。李逵宣称，对鲁智深要“以斧分开两个瓢”，而对宋江则“滴溜溜摔个一字，阔脚板踏住胸脯，举起我那板斧来，觎着脖子上卡嚓！”见于《元代杂剧集丛》，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版。 明代批评家金圣叹在批注水浒时，对月光和杀人之间的诗意联系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参见《水浒·金圣叹评改本》，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 版，上卷，第三十回，第446～448页。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还可以参看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收录于论文集《聒噪的时代》，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9年7月版。 “小资”，中国中产阶级预备队的一种称谓，他们从九十年代晚期就开始努力培养优雅的趣味，以便为进入中产而作精神准备。他们的主要读本包括《格调》等西方中产趣味的教科书。 “逼”字的正确书写应该是“ ”。尽管官方的《新华字典》收录了该字，但目前的电脑汉字输入法字库仍然拒绝这个字的加盟，因此它习惯上被人用“逼”字加以替代（这样做的另一作用是使其雅化）。其他书写法还有“傻比”、“傻笔”等，但以“傻逼”和“SB”最为常见。这里出现的“ ”字来自Word2000 的“符号”库。 另一个著名的脏词“牛逼”从九十年代开始盛行，迄今未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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