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情日本 “我的手杖呢？”张大千冲着屋里喊道。 “啊呀，你已经有一根手杖了，还要一根来做啥子？”徐雯波醋意顿生，两颊泛着红晕用四川话娇嗔地说，张大千在一旁窘窘地望着自己的爱妻，无奈却又满心欢喜地捋了捋自己的美髯。 “哈哈哈哈，我的手杖，我的手杖，哈哈哈！”张大千突然放声大笑起来。想想自己妻子的娇态，忍俊不禁。妻子的话里分明是露出了女人的不满。 张大千看看身边这个面带娇嗔，却时刻吸引着他的女子，又回头望望身边的山田小姐，一种无名的爱怜之情不由自心底而生。徐雯波是陪伴张大千度过终年的最后一个女人，而山田则是张大千在日本所纳的实际上的妾。 张大千这个纯粹的艺术天才，在政治上波澜起伏的岁月里几乎和政治毫无瓜葛，艺术一旦脱离了政治，便有一种放之任之而不可遏制的冲劲，他的艺术是高超的，他的生活是充满激情的。或许他曾经迷离、彷徨过，甚至满是惊险与失落，然而这个二十几岁就有一把美髯的艺术家内心对美的追求从未终止过。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便是将其真正地融入生活中，张大千忠于艺术，将艺术和生活完美地融合，在他的世界里，艺术就是生活，生活便是艺术。 1962年，张大千重游日本，独居横滨名园“偕乐园”，那时侯他的妻子雯波夫人还远在巴西访问，他便由朋友介绍的一位秘书小姐山田来伺候生活起居。 第一次见到山田，是在大千的寓所里，一个身着和服，整齐地梳着头发的女子安静地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张大千从屋外望进去，那红缎镶边的衣服上，绣上了贴金的花纹，在狭小的屋子里显得特别耀眼，侧面瞧去，这女子嫩嫩的脸蛋粉扑扑的，在眉宇之间流露着一种温存，一种让人怜悯关爱的神情，同时也散发着古典而又舒展的气韵。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壁画中的人物，那个只有在敦煌壁画中才会出现的女子，今天，现在，就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了。张大千仿佛又沉醉到了当年在敦煌研习中国古代壁画的岁月中去了，那唐代仕女的衣裳与眼前这一身又是何等地相似，那唐代仕女轮廓中那种风韵之美与眼前的这一位又是何等地接近。 山田生来娇小玲珑，她温柔体贴，又懂得画，这样她便很顺利地做了大千的女秘书，其实也就相当于“女管家”，由于张大千生性风流，浪漫成疾，很快两人便双飞双宿，形影不离。 有一次山田给张大千准备早饭时，张大千看着娇柔而富有线条的山田说：“山田啊，你若是生活在唐朝，肯定也是做了我的女人。”虽是一句戏言，然而话语间充斥着这个艺术家由衷的自信。 或许张大千的风流也是一种对生活深刻的体察，或许对美的追求已经渗透到了各个方面。 张大千与山田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即使晚年离开日本定居巴西后他总是在回忆着日本的往事，想起自己的爱妾，想着每一次的携手相偎。 “爰，过来。”山田柔柔地叫着大千的名，张大千捋着胡子踱步过去，山田跃上来抱住了他，两个人就时常沉浸于纯感觉的爱恋之中，或许情感并不需要激情，只要一种由心而至的感觉，就像张大千的画。 一次出游，在广阔的海边，两人紧紧相拥，张大千已然忘却了自己已是有妇之夫，沉浸在波涛的轰鸣之中，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有热烈的亲吻。在海阔天空的背景之下，张大千激情四溢，抄起手杖就在沙滩上作起画来，不一会儿，一幅飞天仕女图如飞龙破壁，惊跃地面。 山田说：“和大千在一起，只有一种艺术家才有的油墨的味道。”她喜欢这样的味道，很喜欢。 张大千曾经写过一首词，反映他与原配妻子的爱恋，抑或可以说这是他的爱情观的写照： 节物变清商。西风生画凉。裹春衫浅淡梳妆。肯说别离情味苦，任绣被，罢薰香。 愁画两眉长。归飞雁带霜。恨穿帘紫燕成双。况是新来风雨恶，待莲叶，盖鸳鸯。 雯波夫人几个月后到了日本，“三角关系”骤然而生。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谁又甘心自己的丈夫被别人瓜分？可是这种离奇的关系在一度的调整之后，居然得以摆平，而且处理得非常融洽，三人竟然常常一道出游。 山田对于夫人的宽宏钦佩不已，常常感叹说：“我从没见过像夫人一样的女子，能够容得下别人难以接受的事实。” 谈及此事，张大千每每用赞美的语气评价自己的夫人，他说：“我的太太真有气度，他并不挑剔我与‘亚玛达’(山田)如何，反而处处为她设想。譬如说我在南美洲要托朋友拨兑生活费给‘亚玛达’，有一次我想三百美金够了，我太太隔壁室听见了，立刻出来说应该兑五百。” 后来几次，张大千夫妇前往日本游历总忘不了要为山田带上一份礼物，张大千留情于日本，妻子却以礼相待，被人们传为佳话。 在日本居住期间，每周有两天晚上，雯波夫人总是不让张大千到她房里去的，这样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让他与山田同寝，难怪张大千尽享齐人之福的同时总是逢人就说自己的夫人“开明至极”了。 名家出道 张大千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画大师。他在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与他的渊博的学术修养，深厚的生活积累以及他广结师友，扬长补短密不可分。 张大千名爰，又名季，季菱，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士，或迳署“蜀人张大千”。生于1899年，卒于1984年，四川内江人。张大千幼年受擅长绘画的母亲和以画虎著称、自号“虎痴”的二哥张善子的熏陶指引，并从名师曾农髯、李梅庵学诗文、书法和绘画。除临摹历代名迹外，又遍游名山大川，以造化为师，经过刻苦钻研，获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青年时代，即与二哥张善子齐名。二十多岁时，曾赴日本留学，学过染织。就是在那时，张大千广泛地接触了日本社会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一度痴迷于日本的歌舞伎町，过着潇洒自在却又贫穷的旅居生活，同时也结识了不少患难的朋友，直到他成名后也总是提起第一次去日本时的情景。 他曾经回忆说在他潦倒之极，甚至没有钱吃上一顿好饭的时候，有个女孩出现在他面前，给了他莫大的精神帮助，虽然他们甚至语言交流都有困难。就是在那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在横滨的街头，他们邂逅了。张大千甚至没有记住她的名字和她的容貌，但是日本女孩雨中柔媚的声音和湿湿的头发让他曾在那条街上彷徨过许久，在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女性的地位尚且不高，女性单独外出自是少有，而她竟会在雨天走到张大千的面前，和他说话，对他微笑，从那个时候开始，张大千就隐隐觉得他与日本已经结下了难断的情缘。 回国后，大千一度着迷于佛学，曾去宁波天童寺“皈依佛门”，想当僧人，据说，他怕在头上烫九个香记，实是仍依恋着滚滚红尘，只好拜别了师傅弘筏大和尚，回到现实世界来。后来张大千处处留情，除了正房雯波夫人，传说还有四五个偏房，正式的，非正式的，风流韵事不少，曾经有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报道，说他有八位夫人，并逐一介绍了她们详细的生平，大千闻后不禁哈哈大笑，边捋着美髯边说：“要打对折，要打对折。”八位夫人打对折，那可想而知，是四位了。所以当时张大千的风流韵事常被人作以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且张大千热爱尘世生活,其实根本就不曾有什么看破红尘的想法,因此前后做了三个多月的僧人,旋即自西湖灵隐寺返上海,并为二哥善子逮回四川,但这段因缘却对张大千一生有相当特殊的影响。经济繁荣的城市往往有崇尚奢华的风气，居住此间的寺庙容易受到世俗的影响，而有些定力不强的僧人往往把持不住，沾染上相应的习气。对此，张大千深有体会。他在当和尚时经历到现实生活的穷困,在一些寺庙中仍然感受到世俗的炎凉，受了不少委屈,使他立志非得要出人头地,超人一等不可,他说：“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如此就非得有“经营治术”的处世本领不可;另外,自此他便以佛门中人自许,以“大千居士”名号行世。闻名于世的大千一名由此而来。 张大千是天才型画家，其创作达“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于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工笔，无所不能，无一不精。诗文真率豪放，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独具风采。张大千的画风，在早、中年时期主要以临古仿古居多，花费了一生大部的时间和心力，从清朝一直上溯到隋唐，逐一研究他们的作品，从临摹到仿作，进而到能进行以假乱真的“伪作”，如许多在市场上流通的落款为石涛等人的作品即出自大千之笔。 张大千的画风，先后曾经数度改变，晚年时历经探索，在57岁时自创泼彩画法，是在继承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法的基础上，揉入西欧绘画的色光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山水画笔墨技法。可贵之处，是技法的变化始终能保持中国画的传统特色，创造出一种辉煌、抽象墨彩相交的意境。 张大千常说：一个画家，应该什么都画。他也一贯主张，不管画大画小，或工或写，都要有笔有墨，有情有趣，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幅中国画，他的画作也涉及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各个方面，不拘于成法，自成一系。 徐悲鸿曾赞誉他“五百年来一大千”，实非虚语。 张大千30岁以前的画风可谓“清新俊逸”，50岁进于“瑰丽雄奇”,60岁以后达“苍深渊穆”之境，80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其独创泼墨山水，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增强了意境的感染力和画幅的整体效果。 朝鲜韵事 1931年，张大千曾到过朝鲜，就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春红的朝鲜姑娘。 春红是朝鲜“伎生学校”毕业的“伎生”，相当于日本的艺妓，张大千原本就对日本艺妓情有独钟，这个受过专门训练的15岁姑娘不但能歌善舞，而且会作诗填词，当时平壤“日本三菱公司”盛情款待张大千，就约了春红去侍酒，张大千一见钟情，爱得不得了，便将她要了来。 春红也对中国这位大画家、满嘴长须的风流客芳心迷惘，亲密异常，她天天去旅馆看大千作画，还为他侍奉笔砚，娇滴滴，情依依，更使得大千乐不思蜀了。 但是两人言语不通，只能以汉字或者是图画来交流，他曾为春红作过不少诗，其中有一首就是张大千在二人在旅馆中示爱时而作，诗云： 盈盈十五最风流，一朵如花露未收。 只恐重来春事了，绿阴结子似福州。 这首诗中饱含了张大千对异乡女子春红那种“红颜翩翩娇柔浓”的由衷情感，那时那刻，他的心只被这朵貌美芳华的花所填满，他的头脑的高地在这一段时期都被这份狂热的爱情所占据。 于是，娇滴滴的春红同张大千整日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活像一对天上下凡的鸳鸯，虽然他们之间有18岁的年龄差距。 春红天生的一双机灵巧手，画的一手如闺中秀的兰花。她不揣冒昧为大千画兰求证，大千有题诗道： 闲舒皓腕似柔翰，发叶抽芽取次看。 前辈风流谁可比，金陵惟有马香兰。 两人的缠绵可见一斑，作为一个朝鲜伎生，春红的身世自是不堪一提，她与张大千的风流也不过是一时之欢，张大千在风流中展现着自己的才华与英姿。 不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据说这一段恋情，曾传回国内的家中，他的第一个妾黄凝素知道了，曾写信质问，张大千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将他与春红的合影寄回家中，并附诗云： 触讳踌躇怕寄书，异乡花草合欢图。 不逢薄怒还应笑，我见犹怜况老奴。 依依惜别痴儿女，写入图中未是狂。 欲向天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 ...... 字里行间，野性毕露。同时也充满着自己对女子的痴情，和对自己的充足信心。 大千在旅途中一度川资匮乏，而春红作为当时一个朝鲜年轻又貌美的伎生，颇有积蓄，大千曾多次向春红借钱。 有一次大千向春红借了200朝币，说是国内钱汇到后即还，不料隔日不多，春红就急急忙忙劝大千回国，也不说明理由。大千很不高兴，以为春红嫌他没钱，要赶他走，不禁言语相责，那春红也听不懂，一转身哭着跑开了，谁可曾知道，这一别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春红，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就在大千离开朝鲜后不久，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万宝山事件”，朝鲜人发生暴动，满城风雨，骇人听闻，杀死当地华侨2000余人，一段时间里，朝鲜的华人一直过着遮遮掩掩的生活。大千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春红强烈要求他赶紧回国并不是嫌弃他，而是那时候她已经认识到当地局势日趋紧张，当地很多人已经开始策划暴动，而张大千不懂朝鲜事理，亦不会朝鲜话，自然是无从得知，如果那个时候他不是在春红的要求下及时离开了朝鲜，恐怕就难免在暴动中出什么意外，所以说到他的朝鲜之行的时候，他总是强调春红，一个刚刚满15岁，充满着天真幻想的女孩，是她救了自己的命。或许没有春红，也没有我们今天见到的张大千了。 其实在朝鲜邂逅的女子与日本的山田一样，张大千以为双方的感觉到了，爱情必然就开始萌发了，并不需要什么遮遮掩掩躲躲藏藏，这或许就是张大千处处留情的一个原因吧。 坎坷历程 张大千的风流自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或许很多人只是知道他有三妻四妾，风流倜傥，但事实上张大千还是很痴情的，对每一个人都是割舍不下的。这与他耐人寻味的经历或许有很大的关系 1916年，张大千到重庆求精中学念书，放暑假时回内江途中，被土匪绑去当了一百天黑笔师爷。押到一个叫“千斤磅”的地方，土匪们一面休息，一面清查俘虏的底细。张大千这才弄明白，土匪把他们当肉票，要他们写信回家去勒索钱。轮到张大千写信时，一个姓邱的土匪一看到他的字，赞赏地叫：“这娃儿字写得漂亮，我看留他作黑笔师爷好了！”虽然张大千不肯，但在生死关头，由不得他。第二天，土匪还要去打劫峰高铺，那个姓邱的土匪派了两个兄弟伙，一乘轿子，送张大千回龙井口窝子里去。一路上，在路边放哨的土匪，居然对着他的轿子行举手礼，他弄不清该不该神气？到了龙井口，土匪头送他一对象牙章，带红结子的瓜皮帽，把他打扮成师爷样。可是，在龙井口没有安顿两天，政府军要来攻了，土匪们赶紧转移阵地，把他移交给一个叫老康的土匪头子。 有一回，张大千被迫跟着老康去抢劫，他站在一旁看热闹。有人警告他说：“你也要动手拿东西，否则要犯忌讳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他看看四周，有不少书，就在书房里拿了一部《诗学涵英》。另一个土匪马上训他：“什么不好抢？怎么抢书？‘输’是犯忌的。”逼他换别的，他只得拿了墙上挂的四幅《百忍图》，和《诗学涵英》一起带走。“抢”到匪窟的《诗学涵英》，真派上用场。张大千学作诗，就从那时候起。俘虏中，一个常受虐待的老进士还教他平仄对仗，真是少见的奇人奇事。 后来，老康暗中与官方的人接头，接受招安，去接受改编。老康被改编作了连长，恢复本姓赵，而张大千就成了赵连长的司书了。过了一个多月，地方军队来打赵连长，把整个连都消灭了。张大千被捕后才知道，当时地方军队虽说招安土匪，但绝不是真的信任土匪，而是等到机会，安排妥当了就围剿。所幸，张大千被捕后不久，他的四哥就赶来营救他，结束了前后整整一百天的肉票生涯。 历险归来，张大千原想到上海二哥处寻师学画，可是父母不同意，他只得在1919年，到日本京都学染织。在日本四年，因为跟日本人赌气，所以他雇用了一位翻译，而不肯说一句日本话。张大千说，世界上有两国人最没有语言天赋，一是日本人，二是印度人，他们说英语的发音真难听。他忍不住对一个日本人说，日本人的英文真蹩脚，而那个日本人却说：“你不知道？亡国奴的舌头是软的，要侍候人当然先得学好话。”“自己学不好，反而刻薄别人！”张大千发了火，“好！我就是不学日本话，我出钱，雇日本人来侍候我。”于是，他花了几百块钱，雇了一个在天津长大的日本人作翻译。 张大千结束在日本学染织的四年课程，回到上海，主要原因是为祭吊他的未婚妻——大他三个月的表姐谢舜华。据说，谢舜华长得美丽清秀，贤慧温柔，和张大千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张太夫人见他俩这么投契，就在他俩十岁时，定了亲。谢舜华一直很体贴张大千，订婚之后尤其关心。 有一天，二哥张善子先生课弟，叫张大千背书，张大千因为贪玩，背不出来。在对面屋里的谢舜华，担心张善子会揍张大千，便把书上的字写在自己的左手掌上，给张大千提示。可是，没过一会儿，就被张善子发觉了，人证物证俱在，张大千和谢舜华一起挨了戒尺。张善子打她的理由是：“你还没有跟我弟弟结婚，就和他一起作弊，欺骗人，将来他还做得了好人吗？”谢舜华在二十岁时，因患干血痨而辞世。 这段纯洁的爱情夭折，曾重重地打击了张大千，一回到上海，立志要出家。他先到松江的禅定寺，主持人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名“大千”。他完全根据佛经的规定，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当年，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张大千特地去拜见，和老法师论道多日。可是，临到要烧戒时，张大千迟疑了。张大千和老法师辩论：“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流行烧戒。这个花样是梁武帝创造的。原来，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以为，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谛闲老法师说：“你既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举例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驯成良驹。”张大千问：“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您老人家就不要吗？”老法师笑而不语。辩论了一夜，不得要领。第二天要举行剃度大典，张大千心有不甘，便去投奔西湖灵隐寺。 在灵隐寺寄住两个月，张大千想：这和尚太难作，不烧戒，永远被看成野和尚。他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诉说苦闷。朋友回信，劝他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可以经常和朋友谈书论画，并表示已经安排妥当。在朋友劝说下和自己反省之后，张大千终于走上了艺术之路。 张大千先后从师曾熙、李瑞清两先生，真正开始了对艺术一辈子的追求。最终“书窥六朝唐人碑刻，帖学亦多所涉猎;画学则早年自明末四僧入手，于石涛尤有精诣，再上溯唐宋元明诸家，世推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以其融会前贤精微，而又不为囿限”。 张大千特殊的生活经历，让他体尝了生活的苦痛与悲哀，潜移默化中张大千的内心深深地埋下了对情感挫折的恐惧，他的情感也并非都是真正的爱情，但他的感情变迁都留着他年轻时生活经历的烙印，可以说这是一种生活的必然，抑或有人会说这本身就是一种苦痛，无人考证，只有人评说。 风流大千 张大千一生的风流韵事的确不可胜数，本文所述是他自己所承认的部分关于自己传闻，这个我国现代艺坛一代宗师，在自己的生活方面有着不可为外人道的经历。这个在未婚妻仙逝后，先有了妾和妾的两个儿子，之后才有了原配妻子曾庆蓉。这个道地的艺术天才，或许就像他一直在追寻着真正的艺术一样，他一直在追寻着自己独到的爱情体验，如同他的画，他的字，又何尝不是他执著追求的一种写照。 张大千闻名于世或许是以他天才的作品，或许是他与敦煌千丝万缕的因缘，也或许是他风流的情史，但关键的是作为张大千本人来说的那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的爱情故事或许有很多，但绝非滥情，一种情感在艺术家眼中或许就是一种艺术，更何况是张大千这样一个把艺术与生活紧紧相连的艺术天才。 不论是他早已撒手人寰的未婚妻，还是对他有深刻影响的爱人雯波夫人，都和他的日本妾一般，在张大千的生活中热烈地出现，悄然地离去，怀着诗一般的感动，带着历史的感伤。 山田作为张大千最后一个妾，像宿命般地勾起张大千对唐文化的情结。张大千的画风在敦煌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对敦煌壁画的学习是张大千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飞跃。盛唐画风滋养着大千的笔端，也铸就了他的审美情趣，当身着唐朝样式和服的山田小姐闪现在眼前时，对张大千来说就如同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少女闯入了他的世界。从第二次旅日之后的大千画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对大唐遗风的又一次追慕和蜕变，尤其是在人物画的创作上，留下了多篇佳作。这，或许就是这位艺术大师要通过这段情感给后人留下的精神遗产吧。 节选自《民国名人与日本妻妾》，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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