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权威的《外交事务》双月刊，提出了主导冷战后世界的“文明冲突论”，并在几年后将其扩展为一本专著，引起相当的轰动和争议。九一一恐怖袭击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被许多人认为是“文明冲突论”的实证。这一观点牵扯到基督教和回教千多年来的冲突，在政治上相当敏感，学界和政界对此仍然见仁见智。 但是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的发展，的确证实了亨廷顿的几项关键论点：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差异；对西方而言，激进伊斯兰势力不亚于共产主义的威胁；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化并不代表西方化等等。至少可以说，近年来的世界局势发展，证明亨廷顿是个相当有远见和洞察力的政治学者。 所以亨廷顿新近推出的“美国内部文明冲突”论，不能不引起各界的注重。亨廷顿的新书《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将在今年5月出版，但是他在《外交政策》杂志最新一期上，将其新书的主要观点写成一篇长文发表，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逆转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 亨廷顿的新“文明冲突”论，主要观点是随着操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裔，特别是墨西哥新移民大量进入美国，美国面临分化为“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的危险，进而会削弱以至逆转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 人们也许会说，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现在每年仍然继续接受大量新移民，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和其他亚洲移民的人数高速增长，何以见得拉美裔移民会对美国造成如此威胁？ 这里必须承认亨廷顿的洞察力，他看到了美国拉美裔移民与传统移民的许多不同特点。 第一是拉美裔移民的主要来源是与美国有3000多公里共同边界的墨西哥。这首先造成他们的惊人数量（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占移民总数的一半以上，使得拉美裔已经超越黑人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他们同时又具有各族裔中最高的出生率，预计到2050年将占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同时原来祖国近在咫尺，使得拉美裔不会像早年跨越大洋的欧洲移民那样割断与原住地的关系，而保留同拉丁美洲的紧密文化、经济以至政治关系。 其次是拉美裔移民居住地相当集中，大部分在美国西南各州。例如洛杉矶公立学校系统70％以上的学生是拉美裔。亨廷顿举了几个有趣的例子：2003年，加州出生的新生儿半数以上是拉美裔；1998年，在加州和得克萨斯州，拉美的“何塞”已经超过美国的“迈克尔”，成为新生男孩最通常的名字。假以时日，美国的“大西南”就会变成拉美裔多数的地区。 更糟糕的是这一前景其实是向当地的历史回归，因为整个美国西南部原先全是墨西哥领土，被美国夺取殖民。近年拉美裔向这一地区大量移民，颇有“收复失土”的含意，西班牙语谓之reconquista。长此以往，美国西南部不仅会在语言文化与美国离异，眼看还将变成墨西哥的延伸，成为所谓MexAmerica。 这些多种原因，使得拉美裔移民成为传统美国“大熔炉”的例外，而很难融入美国的英语主流文化。亨廷顿举了不少数字，说明拉美裔移民下一代继续保留其传统的语言文化，使得美国逐渐变成一个双语国家。 政治认同受影响 去年笔者曾经去过拉美裔聚居的纽约市和加州，从双语的电话号码本到各种政府文件告示，西班牙语无处不在。在纽约的地铁上，西班牙语广告牌几乎和英语平分秋色。 随着拉美裔人口激增，西班牙语更成为重要的职业才能，不仅刺激拉美裔新一代继续保持父母的语言，还迫使外族也学习西班牙语，使得美国的双语化成为无法避免的大势所向。这更加强了拉美裔移民保持自己的文化认同，并因此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认同。 亨廷顿举了不少例子，表明美国拉美裔新移民“身在曹营心在汉”。如美国和墨西哥足球队在洛杉矶比赛时，拉美裔观众在奏美国国歌时喝倒彩，美国出生的墨西哥裔儿童不到4％认同自己是美国人等等。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仍然大批投票参加墨西哥各种选举，包括总统选举，成为墨西哥政客拉拢的重要对象，更是尽人皆知。 双重文化和双语，不是亨廷顿的真正顾虑。他的真正心病，是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的持续。亨廷顿担心，在拉美裔“另立山头”和他们信奉的天主教的双重冲击下，美国原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基督教新教文化会不断退化，而导致美国国力的衰弱。 在包括亨廷顿在内的许多人看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新教文化不仅是“美国身份的基石”，更是美国强大的真正本源。亨廷顿公开提出：“如果当年是由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来殖民，那么美国现在就不会是美国，而是像（法裔）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 拉美裔的“安贫”心态 亨廷顿真正所指，是始终把持美国主流政治的各种流派的新教加尔文派。对加尔文教派来说，争取物质利益天经地义，几近人生第一要务。故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便强调“对幸福（或曰快乐）的追求”。在加尔文教派眼中，发财绝对是件光荣乃至高尚之事，其哲学可说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赚钱高”。 相比之下，天主教要“清高”不知多少，基本仍然遵循耶稣基督“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祖训”，恪守贫穷的“神圣性”。天主教教廷的总体战略原则是“攻心为上，攻‘金’为下”，利润不计，灵魂是求，与美国的“底线（bottom-line）至上”、“一切由市场规律决定”的社会哲学直接矛盾。 信奉天主教的拉美裔移民大量进入美国，意味着美国的加尔文教派传统面临严重威胁。亨廷顿特别提到拉美裔的“安贫”心态、“工作伦理”不如新教徒，以及他们在教育和经济地位上落后于美国平均水平等事实。特别“令人信服”的论据，是这种差别居然持续到第三和第四代的墨西哥裔美国人！ 亨廷顿并不是美国右翼保守派，而是属于民主党的政客型学者（或学者型政客）。他的“美国内部文明冲突”论，固然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是他注重的美国大西南拉美化，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大势，迫使共和和民主两党都把争取拉美裔选票，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考虑。另外，亨廷顿首创的“文明冲突论”，有不少论点为十年来的发展证实。所以他预测美国拉美化对世界唯一超强未来国力的负面影响，值得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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