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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的中国文学

作者: 沈浩波 | 类别: 作家 | 内容: 作家诗人 | 文型: 文章 | 评论: 投票

　　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话》中把西方的作家分为两种，一种素质好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式的，如柏拉图等，又一种素质恶俗的是中世纪文艺复兴后的艺术家式的，这个名单可就长了，被中国的文学爱好者和小说家们所称道的所有西方作家，上至左拉、托尔斯泰，下至陀斯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都属于此类素质恶俗的作家，至于近几年来在国内被奉为珍宝的米兰.昆德拉等，若是在胡兰成看来，恐怕就更恶俗了。　　若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来如此臧否西方文学的传统，恐怕我们多半会以为是在故作惊人之谈。但话从胡兰成口中说出，并且是在《中国文学史话》第二章《中国文学的作者》中，作为对照而提出，就值得我等读者正襟危坐一下了。胡兰成把“中国文学的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士”，一种是“民”，所谓“士”，是在“王天下”的古中国社会中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从《论语》、《孟子》、《庄子》到《离骚》、《史记》，再到李白、苏轼，中国正统文学的作者，莫不是“士”，他们从来都不愿只做专门的文章作者，而是心怀天下之志，所以中国“士”的文学传统，自有一种天道人世的大激烈，大情怀。而所谓“民”，则是如《诗经》的“国风”，后来的童谣、乐府、元曲、明清平剧乃至小说如《征东征西》、《杨家将》、《隋唐演义》、《水浒》、《三国》、《西游记》等，这里面，有一种人与大自然的默契的美，也是人在天地间的起兴比赋。这两种文学作者，皆是西方所没有的，西方一切都是专门的，有知识分子，也有小说家，但没有 “士”的文学，有少数民歌，然后就是帝国剧院里只供贵族享用的歌剧，没有 “民”的文学。既无“士”，也无“民”，西方的作家就如同西方社会的分工，眼前只有社会的物量，没有天道自然，因此在胡兰成看来，不过是恶俗的小市民文学。而近来的中国文学之所以不好，也是因为“美国化压倒了一切”，物量主义的社会把感情、道德与智慧彻底破坏了，丧失了“士”的精神，中国的作家变得与西方的文化人一样。胡兰成说：从来没有像今日的大学教授与文坛作家的人格渺小卑劣！　　可见，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话》中，所论及的“文学”，其实是更本质意义上的“文学”。胡兰成虽以散文体自传《今生今世》赢得后世文坛的认可，但他本人是从来不以专门的文学为然的。虽然在写《中国文学史话》，但却不过是其为了梳理中国文明的价值而新找的一个角度而已，所以他谈文学，用的是一揽群山的方式，站的起点高，所论便更为深远，触及的全是最本质的世界观问题，而不是专门文学的雕虫小技。近代以来之文人谈及文学者，无有如胡兰成这般站得高远，立论恢弘的。　　所以这本书一开篇，胡兰成并没有就写文学，而是提出了“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亦可以说是中国人世与大自然相对应的五基本法则。一是大自然有意志和息，二是阴阳法则，三是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的统一法则，四是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的统一法则，五是循环法则。　　这五点被胡兰成视为中国文明的人世根基，所以中国的人世是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而西方则没有这样的人世，所以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而西方文学则只是社会的。胡兰成说，人世是社会的升华，社会只是知道“有”，而不知道 “无”，而既知道“有”，又知道“无”才是人世。文明是能对应大自然的创造，中国的人世与大自然有这样的对应，而西方的“社会”则没有这样的对应。所以中国的文学是人世的“礼乐文章”，而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还有古希腊式的哲学家的文学，后来就只是小市民的文学。　　在论及了中国文学的人世根基后，胡兰成又分别论述了古代中国文学的四大特点：一，对大自然的感激，二，忠君，三，好玩，四，喜反；中国文学的作者，一是“士”，一是“民”，文学与时代的气运，文学的使命以及如何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整个《中国文学史话》的前半部分，不过150页的篇幅，胡兰成却以浩浩荡荡的姿态，完成了其对中国文学的根本问题的认识以及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比较。胡兰成自幼受的是《水浒》、《三国》、《隋唐演义》之类的文学教育，骨子里一定是喜欢排个座次的，所以西方文学必然是要不如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话》不过是胡兰成对于中华文明体系梳理的一小部分。如果看过他的《山河岁月》，你会看到，在胡兰成看来，整个西方文明，在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转变的阶段就已经落后于中国文明，在《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革命要诗与学问》等书中，胡兰成还有这样的排名，最好的文明是中国文明，其次是日本和印度的文明，再其次才是西方文明。《中国文学史话》是胡兰成在台湾授课时的讲义，虽然书中不断引用他的女弟子们如朱天文、朱天心、袁琼琼等人的文章为例子，但这些后来台湾文坛的翘楚们在当时是否真能体会胡兰成的所说所讲，其心之远呢？　　倒是在《中国文学史话》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一些文学随笔中，胡兰成表现出了对文学细节洞若观火的才能。他对曹操和李陵诗歌的推崇，他认为李白比杜甫好，鲁迅比周作人好的立论和理由，都使我心有戚戚。这样一个人物在抗战中居然当了汉奸，当了汉奸失败逃亡后又一直著书立说歌颂中国文明。有人认为是其人格分裂，我却以为，他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已，他所见虽远，但到底于人格上有局限。在是非应当分明刚烈的时候，他选择的却是自以为聪明于天下人的做法，企图在乱世中分得一杯羹。而在他对文学的理解之中，惟独忽略了作者人格这一重要环节。这位浙江农家出身的子弟，终于也没有做成一个“士”，虽然他毕生都在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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