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过春节，不外乎两种安排：一是吃喝游玩，放松休闲；二是走亲访友，
共叙情谊。不论在城市在农村，走亲访友恐怕是春节里最普遍最主要的活动。
我少年时代在浙东农村度过。因为家贫，只盼望过年。过年有两件开心事：一
是有新衣新鞋，二是可走亲访友。初一穿新衣，初二以后走亲友。走亲戚所带的礼
物是：二斤晒干的切面，一个用粗草纸包成斧头状、贴着红纸条、扎着细麻绳的纸
包，纸包内是一斤红枣或半斤桂圆，用一只红漆竹扁篮装着，上盖一条新毛巾。这
些东西现在的价值也不过二十元左右，可那时要备这样一份礼品也着实不易。连同
其他开销，我们要卖掉养了一年的猪才能过一个年。
到了亲戚家，有吃又有拿。先是吃茶，一般是水铺蛋。接着是点心，一般是盖
交面。再接着是用午餐。餐后回家，亲戚当然“有礼奉还”。往往给我们带去的竹
扁篮里装上一些米花糖、长生果、烘米糕、红鸡蛋之类，谓之“伴手”，都是给小
孩子吃的。我们那时的生活水平就是如此。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年中最好吃的东西
了。
以后到了上海，发现城里人礼品的规格比我们乡下高得多，一般是两瓶老酒，
一只蛋糕，成为春节期间公交车上的一道风景。那是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到了
八十年代，礼品的品种又改变了。春节前夕，车辆堵于道者，大都是周边县市进城
送礼的人群。那时的物质生活还不够丰富，于是乡下的关系户就到城里有关部门的
“权”“威”人士那里挨家挨户送海货、活鱼、鲜肉、食油、农副产品。到了九十
年代，蛋糕盒、蛇皮袋已荡然不见了。超市已经开到了家门口，谁愿意杀鸡、剖鱼，
在冰箱里塞满东西！于是城里的人呢，鲜花、盆景成了送礼佳品。乡下的农民送什
么东西我是“三脱离”了，但少数乡官村官的收获我听说的。他们不需贪污，乡镇
企业家、有求于“父母官”的村民，自会送上纸包、磁卡表示敬意。
我所来往的群体，尽是迂腐之人。拎着东西到人家里觉得有些俗气。虽然君子
之交，不用红包，但来往还是来往的。我所走访的多数是不在位的“老知”“老干”。
与他们交往，一是出于崇敬，二是可受教益。耳濡目染，皆有收获。最近因要给老
知识分子陈以鸿先生的诗词楹联集子作序，我登门拜访了陈家。陈以鸿先生原是交
通大学出版社的编审，八十多岁了。我本以为，这样一位老专家，生活条件一定十
分安逸。从一条老式弄堂的后门进去，来到二楼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单间。一进门，
第一个感觉是：这不是居室，而是堆书堆物的仓库。一张床，一张吃饭、用茶、看
书、写作的多功能小方桌，几张凳子，几个书橱和书架，满地堆着书和资料。地板
上没有放东西的空间只有一平方米多一点。要在房间里伸伸腿，肯定会碰到障碍物。
做学问的人就是这样，哪怕身无立锥之地，但书籍和资料是不肯丢弃的。那是他的
立身之本。
我同陈以鸿先生接触不多，这次到他家一看，才知是书呆子一个。现在是市场
经济、商品社会、金钱世界，你不贪不腐，不偷不骗，洁身自好，当然可贵。但你
总得要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呀，总得抓点收入呀，譬如兼点职、授点课不行吗？陈
老说：“那不行。我的祖辈教育我要远名利，赚钱的事我不干。人家要我做辅导，
我先问：有没有报酬？如果有，我是不去的。没报酬，我就去。”真迂呀，怎么到
了今天，还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人！
不过如果多走访一些老知识分子的家庭，这种不合时宜并非绝无仅有。“老知”
们的可爱之处在于知足。他们认为生活没有困难就行了。他们追求的不是华屋丽车，
高薪厚禄。他们的财富是满地板的书籍，满肚皮的学问。他们最高兴的是同后生晚
辈谈诗论词，教人以术，授人以业，让自己身上道德和知识的余辉给别人的心添一
点亮色。很多老先生都是倾尽平生积蓄，自费出书，发送亲友。
走出陈家，我忽然联想到我们单位有位摄影记者陈莹大姐，她所保存的五十年
代的舞台照片资料，堪称宝贵的财富。袁雪芬等老艺术家想起要什么图片资料，就
会找陈莹解决。陈莹因为退休手续办得早，每月只一千多元收入。越剧舞台上老
“梁山伯”范瑞娟，每月也不到两千元，且无别的收入。她要自费出书就有困难。
我们的共和国如果没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大批老劳模，如果没有在各条战线上堪
称领军人物的老干部、老科学家、老文化人，我们今天的辉煌就会少几分亮色。当
我们沉浸在春节的快乐之中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厦层层升起、插向云天的
时候，我们要想想为这座大厦夯基垫底的前人，给“老干”、“老知”、老劳模多
一点关爱。当然，许多单位都很重视这个问题。比如我所在的单位就比较好，有一
种“共享费”，让退下来的人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虽不算多，但对知足者来说，也
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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