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到上海，才从老同学那里得知，阿龙也回国了。 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颇感意外：怎么，连阿龙这样的真心喜欢西方生活方式、死心塌地想在澳洲扎下根去的人也回国了？ 我于是全力以赴，搜寻他的下落，但一直到我登上离开上海的飞机前一个小时，才在浦东机场通过手机与阿龙通上了话。我们一直谈到我恋恋不舍地关上手机、登上飞机为止。 甘心"沦"为蓝领 阿龙和我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同一寝室的室友。说实话，我出国还是受了他的影响。 上大学时，阿龙是我们班的班长，毕业分配时，他因为学业优异而留校任教。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席卷了中国大城市的出国潮中，阿龙算是一个捷足先登者，他抛弃了颇受世人羡慕的大学教职，以学语言为由前往澳大利亚，说白了，就是以学语言为幌子去打工。当时，去澳洲或赴日本"学语言"，是因种种原因无法去欧美大学深造的中国人的最佳选择，那时中国的大城市中，不管是文人学者，还是机关官员，似乎都不乏那些甘愿"沦落"到异国他乡的"蓝领阶层"的人，因为当时中国"白领阶层"的月薪还比不了西洋、东洋"蓝领工人"们半天打工的薪水。 他出国不久后，给仍在中国的我来过信，称他在澳洲已经觉着"乐不思蜀"了，让我颇为感慨，也很是羡慕。后来，他把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同样留校任教的老赵也给"煽动"到澳洲打工去了，据说，当年的这一对班长、书记在澳洲也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同租一房，同扫一店--他们俩在同一间超级市场当清洁工。阿龙还差点儿把我给"煽动"到澳洲去，我因为经济担保有些问题，没去成澳洲，但"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申请留学加拿大倒最终办下来了。不管去哪儿，我最后下定出国的决心也与阿龙寄自澳洲的多封煽情的来函有关。 在加拿大期间，我也收到过阿龙的来信，但语气有所变化，更多的谈到国外求生的艰难：他换了一份工作，到工厂打工，但经常受到一个据他说是种族主义者的白人工友的欺凌，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一拳把对方的鼻子打出了血，他被对方告到了法庭，工作也因此丢了；另外，被他鼓动到澳洲的老赵乾清洁工乾了三年，一直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解决身份的前景也十分渺茫，恰逢老赵所在系的系主任向所有在海外的该系教师发出回国的邀请函，老赵便永远告别了澳洲打工生活，返回国内母校任教。 尽管如此，阿龙仍然不肯轻言放弃，因为他真心喜欢澳洲美丽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闲适自由的生活方式，解决了身份以后，阿龙把打工的积攒用作学费，开始攻读澳洲的法律学位，又做起了在澳洲当律师的梦...... 如今，怎么连阿龙这样想坚守海外的人也回国了呢？但当我想触及这个话题时，登机的时间到了，我不得不中断交谈，关上手机，登上了赴深圳的飞机。 后来，我回到山东老家，才与阿龙恢复了电话联系。他说要专门来山东看望我，我便等待见面后再细谈。 "找不到北" 在山东期间，通过朋友介绍，我又见到了两个"海归"的画家。一个是济南的自由画家徐川青，他在奥地利生活了十年后回国发展；另一个是山东美术馆的专业画家刘德润，他在美国、法国生活了多年后，又重新返回原来任职的美术馆。 刘德润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知名画家，但他比较"内秀"，不善言谈，用他朋友的话说，他的话都在他的画中说尽了；徐川青则非常健谈，在一次朋友聚餐活动中，他听说我对"海归现象"很感兴趣时，便借着酒劲对我说："今天我要发泄、发泄。" 徐川青当年出国，用他的话说，是打算"跺一跺脚、一去不回头"的。出国前，他风华正茂，事业有成，曾经担任刘德润所在的山东美术馆的馆长，但一场莫名其妙的冤枉官司使他不仅丢了官，而且系狱数年。后来传媒谈到他出国的心境时曾经用了"流亡维也纳"一语。然而，十年后，他又回到了当初打算永远辞别的故国、甚至故乡。 徐川青的故事在一度滞留西方的中国画家中颇为典型。作为画西洋画的画家，他们来到西方，带有某种"朝圣"的意味，但语言、文化的隔膜使他们难以进入主流的艺术圈子，而远离画熟悉了的本土题材来源又使他们丧失了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为了求生，他们不得不靠街头卖画为生，甚至彻底改行，即使像陈丹青、陈逸飞这样的在西方取得商业成功的画家，也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求，画一些自己不熟悉、不喜欢的题材。为了生存，徐川青不得不从事一些与画没有关系的商业活动，他办了两个公司，一个是市场公司，另一个是文化公司，倒卖一些山东青岛的工艺品，"算是与艺术勉强沾点儿边"。 徐川青也在奥地利办过画展，但参加画展酒会的外国人最多也就是"端着个盘子和你聊聊"，然后却拂袖而去，最后买画的还是主办人，包括主办者机构的会计也买一张画，"算是对你的一个安慰"。 徐川青对同样"海归"的着名画家陈丹青最近接受河北电视台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很有共鸣：陈丹青说，当年他在西方虽然商业上颇为成功，但面对购画的买家，他却有一种"妓女心态"。 谈到"海归"的动机，徐川青淡淡地说："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就是找不到北（意为"找不到感觉"--编者注）我回来，就是想静下心来画画。" 刘德润可能比较走运，他在美国卖画的成绩不俗，但他也回来了。回来的原因，用刘德润本人的话来说，是因为他的工作单位--山东美术馆警告他说：再不回来，公职和房子就没有了。但他的朋友司自兴说，刘德润在美国畅销的画，其题材都是山东沂蒙山区的人物、草木，也许美国是他的市场，但沂蒙山区却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他不在那里踩一脚牛屎就不舒服！" 去国十年，中国的变化让"海归"的徐川青感慨万千。在他出国前，中国在性意识上还是一个很蒙昧的国家，八三年"严打"，作为画家经常画裸体模特儿的他却因为"收藏裸体人像扑克牌"的荒唐罪名被判刑多年。如今，中国的性开放程度却让他这个在西方住了十年的艺术家也目瞪口呆。且不说各种场所公开拉客的"小姐"们了，即使他每次随意从家中出来，都会看到门前小摊上摆满了比他当年因此获罪的"裸体扑克牌"远为暴露的画册，每次他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荒唐感"。 江山依旧，人事全非 晚上，接到阿龙的电话，他说，他现在在上海当律师，刚接了一个有关知识产权的案子，特别忙，来不了山东了。 "来不了，我们就电话中好好谈谈吧。"我说。 阿龙确实想在澳洲扎下根去，他什么都试过了。他读了一个法律硕士学位，毕业后开了一个移民法律事务所，但由于他长着一个东方人的脸，他的生意清谈：白人不会找他办移民，华人也更相信白人律师能把他们的身份办下来。他不得不在没有客户的大部分时光中靠开出租车维生。后来，他又读了一个会计师学位，指望学成后开一个可能较容易赚钱的会计师事务所，但毕业后，他发现情况也好不了太多：他的东方人面孔是他吸引客户的最大障碍。生活虽然没有缺衣少食之虞，但不死不活的状况让他觉着活得不畅快，更重要的是，他在澳洲这个以白人为主体的社会总是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 使他动了"海归"之念的是他的一个老同学。此人也曾在新西兰漂泊多年，后来回国，在上海做律师，经常在电子邮件中向阿龙描述在中国乾律师的"火"劲，鼓动阿龙也回来。加上太太在澳洲一直没有工作，天天抱怨，阿龙终于下定决心，于今年四月份返回中国，加盟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 然而，半年多下来，他发现，情况并非老同学说得那么美妙。他毕竟离开中国近十五年，且不说对中国法律已经生疏，即使对中国的人情世故，也难以体察意会，更别说做出迅速、得体的回应了，而对一个想在中国作"大"律师、并因此挣大钱的人来说，这种迟钝、木讷恰恰是一种致命伤。 更让他感慨的是，他发现，他很难在中国找到相对的满足感。在他过去的同学、熟人中，从政的最高已经混到国家的正部级，从商的也有许多大公司的老总，任教的则大多是教授、博导，乾律师的年收入也有达到二、三百万元人民币的，而他却要跟刚出校门的新手竞争一些小案子，照他目前的态势来看，他一年挣十万元人民币都成问题。就连比他早许多年回国的老赵也混到了教授和系副主任的位置。他常常听到熟人说，"你出去这一圈乾什么？""既然如此，何必当初！" 我不知道我们谈了多长时间。我只是有一个感觉，像阿龙、徐川青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当年满怀憧憬出海，以为海上世界要比陆地上好，但经过一番海上的风浪，他们又身心疲惫地"海归"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命中注定还要在陆地上生活。然而，他们回来后，发现陆地上的景观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他们出海前所熟悉的那个陆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位置已经被别人占据了。 当我把这个感觉说给阿龙听时，阿龙在电话中沉默了许久。最后，他缓缓地、字斟句酌地说："你说得很对，有时我也有这种感觉。但你这是从世俗的价值评判标准看这一问题。我们学校有一个比我们高一级的校友，他比我出国还早，最近他也从美国'海归'回来了。我们也常谈起这个问题，他有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说：'没有出过国的人，不管他们国内混得多好，他们只活了一次；我们出过海，如今又海归，我们算是活了三次。'他的这句话使我换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经历。如果以金钱和功名来评价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失败者，如果以人生体验的丰富程度来评估我们的一生，我们是大富翁。" 他说，他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他已经不轻松地回来了，就不会轻易地再次离去。他说，他还想再试几年。毕竟，他有国外的学位、经验、语言，这些优势是从未出过国的人比不了的。他还说，其实人往往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羡慕自己没有的东西。就连只在澳洲混了三年就回国、没有拿到澳洲身份的老赵，也羡慕他有澳洲身份，可以来去自由。 回到英国后，我对这一现象想了很多...... 据说，海龟是两栖动物，既能生活在海洋中，也能生活在陆地上。海中的鱼瞧不起它，陆地上兽也瞧不起它。但一旦全球变暖，海水淹没了陆地，或者一旦新的冰川纪来临，海洋的面积缩小，海鱼和陆兽就不会再说海龟的风凉话了。 （注：应同学之要求，此文未用他们的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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