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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穷人统统打昏

作者: 朱文 | 类别: 文学 | 内容: 大陆文学 | 文型: 小说 | 评论: 投票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经历，骑着单车不小心撞了人，给别人或者自己惹了麻烦。这有点像感冒，人人都难免会得一次，得了也不会太重视。从一个地方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自古以来有四种方式可供人选择。一，当然是走着去，包括爬着去；二，游着去，前提是你必须会水；三，飞着去，紧紧地勒住天鹅的脖子，然后把你要去的地方跟它讲讲清楚。最后一种也是最普遍的一种，那就是滚着去。这一种可分为机动的与非机动的两大类，机动的按照汽缸的多少、马力的大小又可以精确地分出若干等级，非机动的通过观察驱动源是否在大街上随便拉屎也可以大致地看出人力与畜力的区别。不过所有“滚着去”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借助轮子的滚动来实现空间位移的。从两条腿到轮子，这是关键的一步，人类历史的进程由此开始加速，再也停不下来了。时至今日，连我这个电厂的锅炉工也清晰地预感到世界未日已经不远，谁也无计可施。当我戴着安全帽扛着扳手像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穿行在钢铁的森林中，想象着我的先祖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在伊甸园中怎样打发时光。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什么也不干，真是难以置信。我忽然得到一个灵感，我认为那在树上挂着的不该是苹果，而是一只金灿灿的轮子。但是各个版本的圣经上都写得很明白，是苹果，不是轮子，所以我对耶稣、对基督教有那么一点失望。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佛教的一些说法，譬如六道轮回。不管它的具体说法如何，里面有轮子，我觉得提到轮子就离真相不远了。中世纪的欧洲流行一种“幸运车轮” 学说，一个带翼的家伙秉承上帝的旨意转动着摇柄，七政星神顺时针旋转，与人间的祸福相通。这种说法过于朴素，和中国古代的“择言之术”异曲同工。轮子有时可以是无形的，轮子无处不在，轮子的运动完美而神秘，轮子是个魔鬼……由于轮子不像两条腿那么慢，又不像两条腿那么容易控制，人有时就不得不面对轮子运动起来所造成的意外后果，或者叫车祸。有人说亚洲金融风暴是一次车祸，海湾战争是一次车祸，几十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人们刻骨铭心的一次大车祸。我喜欢这类说法，因为这里面提到了车，也就提到了轮子，当然是有道理的。诺查丹玛斯预言公元一九九九年七月一场毁灭性的车祸将降临这个星球，对此我不作评论，因为这个日子已近在眼前。顺便说一句，在这个世纪最后二十年里最令人谈虎色变的艾滋病深究起来也与轮子有关。正因为轮子的出现，才有了如今这神经网络似的交通。人们可以开着车，去很远的地方性交，感染艾滋病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还是来关心一下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车祸吧，这有助于我们对大车祸的理解和把握。在我们的经验中“滚着去”的人容易与“走着去”的人过不去，而“走着去” 的也习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如果“走着去”的人进而仇视“滚着去”的人，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没轮子的当然仇视有轮子的，就像穷人仇视富人一样天经地义。 “滚着去”的其中也有分野，非机动的仇视机动的，两个轮子的仇视四个轮子的。就是同样是机动、四轮的也还存在着分野，夏利仇视桑塔纳，桑塔纳仇视奥迪，奥迪仇视奔驰等等。反正轮子一搅进来就麻烦了。在“滚着去”家族中，我属于坚定的非机动二轮阶级。现在我向你隆重介绍这辆和我相伴了十一年的自行车，凤凰二八，黑色，没有铃铛，没有挡泥板，没有停车架，没有后刹，只有前刹，属于那种不锁扔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也没人捡的破车，却装有一只价格昂贵的最新式的防盗锁。我的同事讽刺说，我用这把锁把车拴着是为了防止别人把锁偷走。但是我要为我的伴作证，当年她很年轻，当年她很漂亮。十一年来她在我的身下任劳任怨，让我觉得很舒服，而且安全。听说由于邮递员的职业病是睾丸水肿和前列腺炎，所以政府正鼓励招收没有睾丸也没有前列腺的女性做邮递员。我认为这么归咎于自行车是没有道理的，只要注意你的姿势就不会有问题。你看我已经骑了十一年了，我的车快垮了，而我什么事也没有。相反有时没骑车步行我倒真有点不习惯，尤其是膝关节那里总觉得别扭，深一脚浅一脚的，像个学步的孩子。在中国这样一个自行车王国里，两只脚不听使唤的现象就表现得特别严重，所以中国的足球始终上不去。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是进化，而不是退化。按照达尔文的理论，可以设想未来的人类，为了更方便地滚来滚去，人的两条腿将慢慢萎缩，最终变成两只可爱的风火轮。顺便说一句，西方专家的研究表明，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哺乳类动物（包括人）的阳具越来越小，繁殖能力也大幅度退化。很多人为此忧心忡忡。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进化过程，免不了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属于那个压倒多数的非机动二轮阶级，就一定有这样的认识，那根东西大了骑起车来就很不方便。生存的需要是进化的内在动力。如果世界末日没有如期光临，未来的教科书上就肯定会有这样的文字：正像长颈鹿为了吃到高处的树叶脖子越长越长一样，人类的生殖器官为了适应轮子上的生活越长越小，最后缩进了腹腔。至此人类在极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终于成功地摆脱了第二根尾巴。我的宿舍离厂区有两站多路，这个距离正适合骑车。其中有一段一站路长的大坡，我估计坡度在二十五左右。上班时是下坡，下班时是上坡。下坡固然很享受，但是我上班总是匆匆忙忙怕迟到，所以没有心思去体会滑翔的乐趣，而折腾一天到下班时我又心灰意懒，在这样的心境下要去爬那个大坡实在是痛苦不堪。那段时间我真实的理想就是把宿舍和厂区颠倒一下位置。如果可能我真想把我生活中的许多环节都颠倒一下位置。最悲观的时候，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爬坡爬了一半，实在蹬不动了，我从两只轮子上下来，双腿绵软，感觉这整个斜坡像一头巨鲸的背正漂浮在大海无垠的黑暗中，它只要不小心翻个身，我就会葬身海底。你看，人从轮子上一下来，站到地面上，就比较容易自我感动。坡顶的一站叫大新庄，坡底叫卸甲甸，所以当地人管这个坡叫大卸坡。我在大卸坡上发生的意外其实非常简单，几句话就能说完。我既没有被别人大卸八块，也没有把别人大卸八块，只是骑车下坡的时候把一个老头的胳膊轻轻地擦了一下。但是这个老头和老头的一家死乞白赖地缠上了我，说什么也要到医院去检查。不但是检查，而且是全面检查，结果发现老头的胃部有蚕豆大的一块肿瘤。本来活得有滋有味的老头知道这个消息后没多久就死了。这是一九九二年冬天的事情，六年过去了，我还是有时会去回忆骑车下坡的那一幕，还是无法肯定我碰到了老头的胳膊。每到上下班时分大卸坡上黑压压的全是自行车，就像蝗虫一样。行人也有一些，但是不多，混杂在车流中看不出来，只有当一阵蝗虫嗡嗡嗡地飞走以后，寥寥几个行人才会像幸存的几棵庄稼一样显露出来。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但是那不算个事情。那一天当我下班蹬着车艰难地爬坡的时候，一个戴着黑色摩托眼镜的瘦子挡在我的正前方，手里拎着一根链条锁，大声地对我呵斥到：下来！我一听那正宗的当地口音，心里就是一颤，我想我有麻烦了。我们厂所在的这个叫“大厂”的地方，与南京一江之隔，原先是江北的一个小镇，民风凶悍。现在全市几乎所有的大工业都集中到了这里，政府有意把大厂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卫星城。卫星上污染再严重，对地球的影响也不大，这当然是政府的另一个考虑。当卫星围绕地球愉快地旋转起来，就会出现一个若大的轮子，有轮子就会有问题。除了发展中国家必然面对的那些常见问题以外，大厂还有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当地居民素质很差，黑社会活动猖撅，帮派之间时常发生大规模械斗。我停下，并没有下车，一只脚落地支着。我装作满不在乎地问到，干吗？瘦子摘下眼镜，把一条眼镜腿塞进上衣的纽扣眼里，指着路边说，你跟我来一下。说完他就转身往路边走，对我看也不看。前不久一个地痞在卸甲甸那边把钢铁厂刚分来的一个大学生拦下来，问他要一盒烟抽。大学生只肯给一支，不肯给一盒，结果被一群地痞哄抬到旁边的公共厕所里活活鸡奸了。我想自己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立刻给他两盒烟。我非常警觉地推着车跟在瘦子的后面来到路边一家面条店的门口。这家面条店早晨卖的饭团米好，咬起来有劲，量也给得足，我上班路上有时也会停下车来买一只。瘦子还是不看我，皱着眉对我说，先把车放一边。他一脸厌恶的表情，好象我已让他忍受很久了。我对他说，有什么话快说吧，我的车没有停车架，不好停。他看了一眼我的自行车，仍然没有看我，用一种惊人克制的语气咬牙一字一字地说到，靠墙放不就行了吗？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便把车推过去靠在了面条店的墙上。瘦子随后不紧不慢地走过来，用手中的链条锁把我的自行车锁上。他于得极为自然，就像锁自家的车一样，拔下钥匙塞进裤袋，顾自走到店门口的一条板凳上从容地坐下。我缓过神，连忙跟过去质问到，你凭什么锁我的车？瘦子就像没听到我的话一样，拧着脖子点上一支烟。小狗日的！你能跑是吧？把你两条腿都打断，看你还跑！这时我身后忽然有一个破锣嗓子咆哮起来。我回头一看，是一个一头白发但是看起来很壮实的老头。他坐在一张方凳上，背靠着桌子，披着一件蓝色的油腻腻的棉袄，身体略向左倾，右手托住左膀子。芭斗大的脑袋，一脸酱紫色的横肉，没有眉毛，一双绿豆眼精光四射。剃成板寸的头发虽然全白了，但是很茂密，根根直竖。奇怪的是嘴上的胡子却是黑色的，稀稀拉拉，长短不一。老头穿得很少，一件土黄色的敞口毛线衣，里面是脏兮兮的白衬衫，领口还敞得很开。他的嘴角满是白色的唾沫。我不解地看了看老头，又回头看看那个瘦子。老头说话的时候浑身都随之振动，每句话之间以浓重、急迫的喉音连接，就像条老狗在吠叫，他想使我明白我早晨下坡的时候撞到了他的左膀子，现在他的左膀子整个不能动弹。让老头大动肝火的是，被撞以后老头在后面拼命喊，而肇事者却溜掉了。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对他说，你不会认错人吧？老头两眼一瞪，说到，认错你的人，还会认错你的车吗？应该承认我的车是比我的人有特点一些，我就如同被揭了短似的不得不再仔细想上一想，但是还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老头站了起来，耸了耸肩膀让那件棉祆不至于滑落，右手仍然托住左膀子，对我一甩下巴说，你跟我来。我们一前一后过了马路来到对面，然后再往坡上走了几步。老头站定下来，左右看了看，说，喏，就是在这。我往马路对面瞅了一眼，那个瘦子没有跟过来，这会儿他正坐在店门口的桌边一边抽着烟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面条。老头反复向我演示当时的情景，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溅了我一脸，把我说烦了。于是我非常客气对他说，老人家，你听我说，我实在想不起来有这么回事，一点不骗你，但是既然你这么肯定，我也认了，反正也没出什么大纸漏对吧，你说怎么解决吧。听我这么一说，老头平息了许多，斜了我一眼，问到，哪个厂的？我说，电厂的。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现在大厂的各大企业普遍不景气，就数我们电厂效益比较稳定，所以当地人都把电厂的职工当大款来对待。果然，那个老头盘算了一下，开出了价钱，五百块！一说出口，老头自己也禁不住后退了一步，这是 “五百块”的后挫力造成的。我觉得这个糟老头嘴大得连心都吐出去了。我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连毛票算上，也就十几块钱。我对他说，你看到了吧，我没那么多钱，跟你说实话，我每个月底都要借钱才能过得去呢。我们回到面条店门口那边，继续扯皮。我说，要么这样，我们一起去医院．医药费不管多少都是我的，哪怕医生说要把你的膀子锯掉，换成一条大腿，我也照付，行吧？老头非常蛮横，他坚持要钱，他说他活这么大还从来没去过医院呢，他不爱去医院。那个瘦子没有上来帮腔，坐在凳子上专心地剔牙。但是我留意了一下瘦子脸上的神情，他似乎也为老头提出的五百块的高价感到羞愧。天快断黑了，我实在不想再纠缠下去，最后我对老头说，算我倒霉，这样，那辆车我不要了，送给你好吧，我们就算两清啦。说完我就走了。走出两步，我又停下，把钥匙串上的那柄车钥匙旋下来，扔给了老头。他们没有再追上来。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嘴上要五百，但是心里其实明白白白地捞一辆车已经可以满足。走到宿舍楼下的时候，我开始有点怀念我那辆破车了。我曾若干次想把它送掉，以便能买一辆新的，但是送不出去。扔在那里搁灰又有点可惜，所以我只好一直骑它。这下好了，我终于摆脱了她，终于有机会去怀念她了。我以为大卸坡上的事情已经结束，没想到这才刚刚开了一个头。第二天我搭同屋郝强的助力车去上班。郝强是个小白脸，本地人，喜欢勾搭女人，还有向女人借助力车骑的怪毛病。他先后骑过很多辆那种女式的助力车，但是没一辆是他自己的。这样的人能不能划人机动二轮阶级是一个问题。同事们说他最喜欢骑的是助力车，其次是少妇，再其次才是小姑娘。下班爬坡回家，骑单车的同事争相把手搭在郝强的肩膀上，让他拖带着一起爬坡。我紧紧地抱着郝强的腰坐在后面，我们两人都只有一半屁股落在座垫上。车跑起来寒风直往脖子里灌，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暖和的，因为我怀里揣着一个单身汉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积蓄，中午休息时我想去西厂门商场看看，给自己买一辆三速的山地车。我就像一位刚蹬掉黄脸婆的男人，屁颠颠地奔向小蜜的怀抱。下坡的时候郝强回头提醒我，不要用你那根东西顶我啊，听到没有？不然车翻了可别怪我。坡子刚下一小段，我就从郝强的肩上看见前方不远的路边站着几个人，有两个就是昨天刚见的，老头和那个戴摩托墨镜的瘦子，老头另一侧还站着一个更瘦的瘦子，比较高，穿着一身明显偏小、看起来特别新的牛仔服。他头发稀少，而目．多半也白了。另外还有一位穿着西装。梳着锃亮的大背头的黑脸汉子，目光炯炯，正拿着翻盖式手机说话。他站的位置要靠后一些，与其他三个人保持了一段距离。这四个家伙的目光组成一把疏密有致的梳于，正梳理着从他们面前滚滚而过的车流。我一缩脑袋，对郝强说，不好，昨天讹诈我的人在路边呢郝强挺机灵，连忙一松油门，车子一窜，混在了前面的自行车群中，然后不紧不慢地往马路中间移。但是无奈郝强的助力车实在太显眼了，那个戴摩托墨镜的瘦子还是发现了我，高喊了一声：下来！我扒在郝强耳边说，别管他，冲过去。我们已在马路的中央，而他们在马路边，中间隔着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所以他们说什么也追不上的。但是让我目瞪口呆的是，郝强的助力车这时滑了一个奇妙的圈，最终停在了那四个家伙的面前郝强对那个穿西装的黑脸汉子一个劲地点头哈腰，陪着笑脸，哎呀，是黑子啊。我只好尴尬地从那辆哈巴狗一样的助力车上下来。我看到我的破自行车正靠在路边的一棵细细的烨树上，它的重量迫使树向后倾斜着。那个叫黑于的只微微点了一下头，合上手机的翻盖，用拿着手机的那只手指了指我，很严肃地问郝强，他是你什么人啊？郝强回头看了我一眼，相当勉强地回答说，是我一个朋友，我们住一个屋。黑子望着自己的脚尖沉吟了片刻，抬头对郝强说，没你的事，你走吧，我要和你朋友谈点事。郝强在原地磨磨蹭蹭的，不安地看看我，又看看黑子。黑子有点不耐烦了，他说，听到没有，走啊，我不会为难他的，你就放心走吧。我的同屋郝强真的就放心了，他把车头掉好，背对着他们机械地对我说，我帮你请假。说完他面部扭曲地给我作了一个奇怪的表情。这个小白脸这会儿更白了，连嘴唇都是白的。后来经郝强自己解释我才知道他最后丢给我的那个表情是提醒我，千万不要招惹那个黑子。虽然是第一次见黑子，但是“黑子”这个名号我早有耳闻。在四万五农贸市场附近有一个卖卤菜的小门面，叫“黑子烧鹅”，那里的烧鹅肉嫩、皮脆、味美。但是据说“黑子烧鹅”都是用死鹅做的。大厂的生畜批发中心每天都有不少死鹅死鸭子，黑子用极低的价钱收购进来，再经过处理，做成自菜卖。黑子的店面很小，但是人面子很大，他背着手走过来，对一个卖鹅的农民说，你这只鹅死了。那么这个农民就得把这只鹅当作死鹅卖给黑子。如果他斗胆说一句“这只鹅没死”，他就别想再做生意了。而在“黑子烧鹅”卤菜店，如果哪个顾客说“这是只死鹅”，就得小心那把剁老鹅的刀会砍在他头上。反正在大厂这个地方，鹅的死活由黑子一人说了算。后来他想通了，他把大街上的人也当作鹅来看待，事情就变得特别简单。郝强一溜烟走了以后，黑子上前一步劈头对我说，带钱了吧，把身上的钱都先掏出来。我一听，心就开始痛了，半天不肯动弹。那个瘦子叼着烟走过来在我身上搜了起来，很快就从我棉夹克里面的口袋里摸出了那只带着我体温的信封。他把信封里的钱抽出来，当众点了点，人民币八百块。那个白发老头一看就火了，冲我吼了起来，小狗日的！还骗我没钱，这些钱哪来的，抢银行的啊？我说，这是我用来买自行车的，每天上下班总不能没有车是吧？黑于一点不愤怒，黑子显得很沉稳，他指了指身后对我说，这是你的车，我们给你带来了，还给你。我们不要废话，你今大是想讲理还是不想讲理？我说，当然是想讲道理。黑子说，好，我老爷子的膀子昨天又疼了一夜，你说怎么办？那个老头连忙又用右手托住他的左膀子，凶巴巴地盯着我。我说，我昨天已经讲了，到医院去检查，医药费我不赖。黑子点了点头，很爽快地说，行，就依你，我们去医院。他把瘦子手上的信封接过来，在我面前晃了晃，说，这钱先放我这，一会儿从医院里出来再跟你结帐，该多少就多少，行吧，你记好了，整八百，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说到这一步，我只有表示同意。八化建医院就在坡顶，回头走几步就到，但是黑子坚持要去南化医院。到南化医院足足有四站路。他们让那个老头坐在我自行车的后座上，而要我扶住龙头推着，走在前面。黑子、瘦子、更瘦的瘦子则晃荡着膀子在后面跟着。破老头在后座上就像半截铁塔一样，死沉死沉的，还动不动就耸动一下肩膀以保证他的破棉袄不掉下。我在前面别手别脚的，车走着S 线，几次差点歪倒。我感到自行车的后胎完全被压瘪了，钢圈着地，发出“格噔格噔”的声响。而此刻我比我的自行车要难受得多，真想把车一脚翻翻。而我的自行车却对我说，踹我干嘛，还不是因为你窝囊，连累我这把年纪了还在这里受气。我对她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难道你愿意看着我像只老鹅似的被别人剁了吗？但是她说，剁了又怎样？你瞧你现在走路的样子，还不如一只老鹅呢。这句话太伤我的心了，我的脚下一阵踉跄。黑子从后面立刻窜了上来，用食指戳着我的胸口说，我一直对你很客气，你可不要不识趣。给我好好推，要是再摔老爷于一跤，我就不会那么好说话啦，听清楚了吗？我对他说，实在不好推，我们干脆坐车吧，我付钱。黑子冷笑了一下，说，你他妈是不是钱多，啊？我赶紧说，我没钱。黑子说，没钱就给我推，少废话！虽然黑子西装革履，但是我还是可以闻到他身上有一股烧鹅的气味。我得到了启发，强作欢颜和他套起了近乎，我说，这样搞就没有意思了，我以前还在你店里买过老鹅呢，以后还要去买，你这样搞就没有意思了。黑子愣了一下，我以为他被我说动了，没想到他照着我的腿弯就一脚端了下去。我、我的自行车以及车上的老头顿时就全倒了。瘦子和更瘦的瘦子连忙奔过来把仰面倒在地上的老头扶了起来，捡起那件蓝棉袄，拍了拍，帮老头披上。老头那张宽脸像涂了猪血似的涨得通红，使他那颗头看起来又大了一号，他伸手在屁股上掸了掸，眼睛恶狠狠地盯着黑子，半天没有说话。黑子把脸偏到了一边。老头吐了一口痰、痰砸在柏油路面上发出“啪”的一声。他对黑子说，好，好，你给我记住。黑子急眼了，冲老头平摊双手说，你要我记住什么啊，老爷子，我又不是故意的！老头说，这还不是故意的！你要你两个兄弟说，是不是故意的？老头转脸朝向瘦子和更瘦的瘦子，但是后俩者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鼻子，不表态。这时黑子的手机响了，黑子看了下号码，然后打开翻盖接电话。我的右手竞然卡在了车轮的两根辐条之间，我的车也很恐惧，所以她紧紧地拉住我。我把右手一点一点地缩了回来，然后双手撑地，想从地上爬起来。有气没处撒的老头疯了似地冲过来，照着我的软肋踢了一脚。我一声没吭，捂住肚子又倒下了。一些过路的下了车，过来看热闹。黑子面朝着马路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像交警一样向围观的人摆摆手，示意他们走开。围观的人虽然有些恋恋不舍，但是还是陆续把好奇心掖回他们的裤裆，重新上了车。黑子一合上手机的翻盖就用手机的天线戳着老头的胸口说，你再这么说话，你以后的事我就不管啦！你就是被别人砍了也没我的事！老头嘴很硬，他说，不管就不管！谁敢砍我？只有儿子求老子，没有老子求儿子的道理！你把钱丢下来，你走就是啦。瘦子和更瘦的瘦子赶紧过来隔在他们中间，劝他们不要吵，用胳膊肘指了指还倒在地上的我。黑子转过身走到我旁边，用他的方头皮鞋抬起我的下巴，极不耐烦地说，起来，起来。最后还是黑子双手托住我的腋窝，把我拉了起来，他帮我整了整上衣，把棉夹克的拉链往上扯了扯。他拂了拂我胸口上的灰，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被人拍在地上，屎都被打出来了，不是说笑话，是真的打出来了，爬不起来，真的爬不起来！浑身好象断成了好多节，没有一处动得了，所以我知道真的爬不起来是个什么样子。别骗我，你应该清楚，今天我是不想打你的。那张每个毛孔都像一个小坑的黑脸使他的话听起来更为诚恳，我好象一下子明白了很多道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一下子学会了推车。推得顺起来，也就不觉得后座上的那个老头有多重了。高峰时间已过，路上的行人渐渐少了。我在前面问声不响地推着，好象我于这一行已经干了很久并且仍然能在工作中尝到快乐似的。黑子在后面喊了一嗓子，等等。我勒住龙头站了下来。带烟了吗？黑子问。我用下巴指了指我夹克左边的口袋，但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烟不好。黑子从我口袋里摸出了那盒黄壳的“红梅”，说，凑合啦。他把烟盒递给瘦子，瘦子搓搓手，从中拈了一根，用舌头舔湿了一条边，然后叼在了嘴上。黑子又把烟盒递给更瘦的瘦子，后者摆了摆手。坐在后座上的老头眼睛一直跟着烟盒转，但是黑子就是看不见。黑子直接用牙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这时瘦子眼明手快，伸手又拈出一支，递给老头。黑子、瘦子和老头都掏出了打火机，他们各自把自己的烟点上。黑子把烟盒塞回我的口袋，他对我说，你推车不方便，就不抽了吧？我说，不抽，不抽，走路的时候我从不吸烟。卸甲甸那一段，有一条钢铁厂小火车的铁轨横过马路。我自行车的前轮被卡在铁轨上，任我怎么使劲都不行。我回头看了看老头，他正全身心地吸着烟屁股，对我的处境漠不关心。我拉了个弓箭步，更为卖力地推了一次，还是不行。刚被端的左腿像给抽了筋似的怎么都使不上力气。落在最后的黑子远远地喊了一声，我说老爷子，你就不能下来一下吗？老头很霸道地说，我下来干嘛？让他推！我想把龙头稍微往上提一提，谁知整个自行车像匹受惊的马似地昂起头来，后面的老头眼看就要像倒垃圾似地从后座上被倒下去。瘦子和更瘦的瘦子这才伸手把老头扶住，并且帮助我把车推过了铁轨。一过了铁轨，老头就开始嘟哝起来。他说他不想去医院了。黑子说，说得好好的，怎么能不去呢，又不给你打针，你怕什么？瘦子和更瘦的瘦子也说，去吧，去吧，去检查一下没坏处的。老头说，花那个闲钱于嘛，活这么大还从来没被医院赚过一分钱呢。瘦子说，又不要你掏腰包，你烦什么？老头说，要么这样吧，你们把我送回家，把你妈带到医院去。黑子说，这算怎么回事？老头说，你妈毛病多呢，又没钱看，她需要去医院，我不需要。黑子说，现在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老爷子，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是你被撞了，又不是妈被撞。老头说，你妈去年也被撞过唉，你忘啦？腰到现在还没好。瘦子或者是更瘦的瘦子插话到，那回用火罐拔了一下，不是说好了吗？老头说，好什么呀，你们这些做儿子的，就看不出你妈站着时身体总是往左边歪吗？黑子说，不是往右边歪吗？老头说，什么右边！是左边！瘦子说，是左边，没错。更瘦的瘦子说，我怎么记得也是右边。老头说，妈的个B ，你们……说了半天，老头他还是不想去医院，他最后的一个借口就是，他闻不得医院里的味，一闻脑仁子就疼。黑子说，没事，脑仁子疼没关系，只要膀子不疼就行。他们在整个说话的过程中丝毫不顾及我的存在，把我当成一头在前面吭味吭哧喷着白汽拉车的牲口。顺便说一句，我也常常这么看待自己，不是拉着车的牲口，就是车上拉着的牲口。经过电厂大门口的时候，我加快了步子，生怕碰到哪个同事。瘦子问我，你们厂俱乐部的舞厅现在还对外开放吗？我说，开的吧。瘦子说，门票还是五块吗？我说，不太清楚，我从来不去。瘦子说，你不去你晚上干嘛？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老头也从车上费力地扭过头去看电厂的新大门，他说，狗日的，是比以前气派多了，反正钱多，往死里作就是啦。这时迎面有一辆自行车停了下来，对我鸣了一阵铃。我一看，头皮就一阵发麻，是我们班组唯一的女同事小齐，三十岁出头，刚离婚，有个七岁的儿子。她摘下口罩，露出那张保养良好的苦瓜脸，问我，于吗？小齐肯定刚来上班，她一向都迟到。在我们车间，从班长到车间主任都想搞她，所以小齐迟到没关系。想搞她的男人，小齐都不放在眼里；不想搞她的男人，小齐都想撩他，一直撩到这个男人想搞她，然后小齐就把他也不放在眼里了。但是就我对小齐的了解，应该说她还是一个作风正派的人。我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送这位老师傅去医院。小齐惊诧地说，怎么，做好事啊？说完她装模作样地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黑子连忙打岔说，对，做好事。我老爷子晕倒在路上，他正好路过。我在一边简直无话可说，我想此刻自己扭扭捏捏的表情正适合一个做了好事又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傻 B 。小齐说，乖乖哝哩咚，了不起，我帮你告诉班长。说完她重新戴上口罩跨上车腰杆挺挺地走了。我松了口气，继续向前。瘦子在后面忍不住赞叹了一句，这个娘们倒蛮嫩的。黑子说，嫩有什么用，长那么丑！瘦子反驳说，人丑B 不丑。黑子说，谁说的，我看她那个小B 肯定已经上锈啦。我在前面实在听不下去，怎么能这样埋汰我的同事呢。我转过脸去，不很坚决地对他们说，不，不，不要这么说。瘦子有些挑衅地对我一挑下巴，说，不什么？你跟她搞过呀？我一时语塞，只好摇摇头，把脸又转了回去。正好有一辆空的马自达从路对面经过，黑子把它叫住了。他对瘦子们说，我先过去安排一下，在医院门口等你们。临上车时他意味深长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知道他是警告我别玩什么花招。马自达在我们面前兜了个圈，“笃笃笃”地扬尘而去。我听到老头鼻子里没好气地哼了一声。推到十村大转盘的时候，我有些热了，想起小齐说的话，忽然觉得她说得对，我确实是在做好事。这么一想使我在这一路极度的压抑中终于透出了一口气，心里好受了些。我越推越快，远远地把瘦子和更瘦的瘦子抛在了后面。后座上的老头冲我后脖梗子砍了一句，慢点，要那么快干嘛，又不是去赶死！到了南化医院门口，我四处张了张，并没有见到黑子的影子。痞子和更瘦的瘦子看起来比我更为疲惫。尤其是更瘦的瘦于，牛仔服敞开着，里面的毛衣还往上卷了几道，手伸进去压在脾的位置，不住地喘大气。我帮他数了数，大啦，他竟然里外共套了四件质地粗糙的毛衣，如果把这四件毛衣剥掉，更瘦的瘦子瘦得不可想象。老头从后座上下来，打了个软腿，肯定是屁股坐麻了。但是他还没有站稳就立刻急切地向瘦子追问到，人呢？人呢？瘦子说，进去找人了吧，等一下就是了。果然没一会儿黑子从里面出来了，旁边跟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医生。这个中年人手里还捏着一顶握成一团的白帽子，戴着一副眼镜，严重秃顶，左边的几缕头发蓄得很长，横梳过来，像流星一样划过空阔的头顶。如果你面对面盯着他的头顶看，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往左一个趔趄。黑子对老头说，一会儿我要先走，你们跟着吴医生就行了，别的不用烦。老头不满地说，你又要走！有什么急事啊？黑子说，老爷子．我事多着呢，哪个能像你啊。说完，他把痞子叫到了一边，背对着我们，从怀里掏出那只印着我们电厂标志的信封来。瘦子打开信封看了看，两个人在那边好像为什么事发生了一点争执。老头非常敏感，一耸肩膀，马上就凑了过去。但是没等老头靠近，争执就结束了，两个人同时转过身来。黑子冲那个中年秃子摆了摆手，说了一句拜托。我以为黑子还会再过来跟我说点什么，但是没有。他头也不回地就这么走了。老头拽住瘦子的一条膀子，小声地问到，他分了多少去？瘦子可能是顾及到我，不便回答，把脸转开去。这可急坏了老头．他拽住瘦子的膀子不放，反复说，拿出来我看！那个吴医生拍了拍手，说到，那么我们抓紧时间吧。瘦子趁机掰开老头的手，说，走走走。有趣的是，这时老头又一次犯嘀咕了，他死活不肯迈进医院的大门。瘦子和更瘦的瘦于磨破了嘴皮都没用。看着一个白发老头像个邋遢的孩子把屁股拼命往后赖、露出腰上一大截腌肉的模样。连我都忍不住笑了。你越是拉他，他越是惊悚，最后还是那个吴医生弯下腰来和颜悦色地说了一大通，才把老头的情绪稳定住。当吴医生用手上的那顶有些发黑的白帽子把他的秃顶完全包上的时候，老头显然是更信任他了。瘦子陪老头进去检查，让我和更瘦的瘦子在门口等着。我乐于服从这样的按排，因为我也不喜欢进医院。老头一闻到医院里的气味脑仁子就疼，而我一闻到就会打喷嚏，鼻涕就像精液一样四处乱喷，我也知道这不体面，而且喷嚏打多了人同样会虚弱，但是没办法，一个接一个，要连续打上两个星期才能止住。更瘦的瘦子似乎不太愿意和我站在一起，他慢悠悠地踱到大门的另一侧，在路基上蹲了下来。我把自行车推到门口电话亭的背后靠着，然后自己在人行道边的一根矮矮的水泥柱上坐下。我脱了右脚的鞋，褪下袜子，把脚板底翻过来看了看。我是个平脚板，刚才那么远的路就让我的脚底出了两个大水泡。像我这样的还只能骑车，只能过轮上的生活，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化下去。天气寒冷，使我不能长时间地对着脚板底伤感。在我套上袜子正准备穿鞋时，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不对，刚才那个该死的老头正是用他的左手拽住瘦子的膀子的！拽得那么起劲，他的左膀子根本没事。虽然早料到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觉得窝火。我穿上鞋站起身，直直地就奔更瘦的瘦子走了过去。后者正在望呆，等他注意到我时，我已逼在他眼前，他慌忙想站起来，仓促中身体向后一仰差点摔倒。更瘦的瘦子用手撑地，像只长腿蚂蚌一样蹦了几蹦才站好，他有些胆怯地对我喊到，你他妈想干吗？我和他对峙了半分钟，最终可笑的理智占了上风。我咽了口唾沫，找了个话茬问他，怎么还不出来？更瘦的瘦子松驰了下来，说，哪有这么快。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营养不良的老农民工，很本份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在大厂街面上混事的。我问他，老师博是你老爷子吧？他点了点头。我接着问他，你们三个是亲兄弟吗？他又点了一下头，点得有些勉强，他好象不想再回答我问题了。但是我还是又问了一句，黑子是老大？更瘦的瘦子没有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问这个干吗？我说，不干嘛，随便问问。更瘦的瘦子有些狐疑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口齿含混地说，我是老大。说完，他又慢悠悠地踱到大门的另一侧，在刚才我坐的那根说不清用途的水泥柱上坐了下来。到中午十一点多，瘦子他们才从医院里出来。我快饿昏了，早晨出来时就没吃早饭，等的时候想在旁边小吃铺弄碗面条什么的，又身无分文。瘦子把两大塑料袋的各种药品交给更瘦的瘦子提着，自己拿着一大把票据冲我走过来。忽然他又折了回去，招招手让我跟他走。来到一个水果摊前，瘦子向只有一条腿的摊主借了个计算器递给我说，喏，你自己算。然后他把发票一张一张地报给我，什么X 光、CT、肝功能、血相……我禁不住叫了起来，于嘛，你老爷子是参加招飞吗？瘦子不答理我，继续往下念，什么肾宝、黄芪精、洋参丸、脑黄金……我只有苦笑一声，说，看来你老爷子不是想当飞行员，而是想成仙。我把计算器递还给瘦子，拒绝往下算。瘦子对我说，反正你算也是这么回事，不算也是这么回事。我在里面已经算过了，总共七百八十一块五毛六，还剩十几块钱就不退了，明天我还要来拿检查结果，就算是来回的车费吧。我看你还是算一算吧。我对他说，不用算啦，这下总可以放过我了吧？瘦子一咧嘴对我笑了笑，说，喂，请你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好像我们欺负你似的，来来来，这些都给你。他装出一副安慰我的样子，把那些票据都塞给我。我格开他的手，说，把这些东西给我干吗？瘦子说，报销呀。我被气糊涂了，拿出了全身的勇气对瘦子大喊了一句，报你妈的B ！骂完我就埋头向我的自行车走过去。瘦子愣了一下，随即就想追上来。更瘦的瘦子拦住了他，说，算啦，算啦。不早了，走吧。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点恐惧，那一嗓子没准节外生枝又给我带来麻烦。我把车从电话亭后面推出来，看到那父子三人提着塑料袋已经在往路对面走，这才把心放下。妈的，事情总算结束了吧。这时我听见水果摊主在朝那三个人的背影大喊。由于着急，摊主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想从轮椅上站起来。瘦子转过身来看了看，想起手里还捏着摊主的计算器，便又返身把计算器送了回去。摊主好像说了句什么，瘦子和他吵了起来。我听不清他们到底吵什么。三来两往，瘦子从水果摊上抓起一只硕大的足有三斤重的汤山梨掼到了地上。摊主端坐在轮椅上，突然把他的拐杖从水果摊下面捅了出去。他的动作相当隐秘，正捅在瘦于的胯下。瘦子捂住裆就一头向前栽倒了。更瘦的瘦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提着塑料袋跑过来，惊恐地喊着，怎么回事？瘦子无法回答他。更瘦的瘦子把两只塑料袋都移到左手，用右手一把攥住摊主的衣领质问到，到底怎么回事？摊主什么也不说，左手怎么忽然多了一把削水果的刀子。只见他凭空从椅子上跃起好高，挥起左手不顾一切地照着瘦子的脖子劈了下去。更瘦的瘦子向后躲闪不及，耳朵挨了一刀。而摊主用力过猛，整个人连同水果摊一起倒了，苹果、梨子、芦柑、猕猴桃等滚了一地。那个白发老头见状一抖肩膀甩掉了棉袄，“噔噔噔‘地冲过来，捡起摊主的那根拐杖，抡圆了砸在摊主的左膀子上，砸掉了他左手里的刀。只有一条腿的摊主惨叫一声．就势一滚翻上了路基，没命地爬着。他想爬回他的轮椅，但是已不可能了。瘦子这时已站了起来，父子三人将摊主团团围住，没头没脸地一阵猛踹，踹得摊主鬼哭狼嚎。更瘦的瘦子穿着一双劳保皮鞋，只盯着摊主的脸踹，每一脚都踹得很准，没一会儿，摊主的脸就不存在了，只剩下血肉模糊的一片。但是更瘦的瘦子还不住脚，他的左耳已被齐根豁开，只有耳垂处还有一点向连着，整个挂了下来，随着他的动作来回晃荡。他的脖子、左肩上全是血，耳根还在不断地往外冒血。开始摊主虽然被踢来踢去，但是嘴里还颇多威胁之辞，后来就只能苦苦求饶了。老头和瘦子先住了脚，更瘦的瘦子还在一脚一脚地踹，任凭摊主怎么哭爹喊娘都没用。最后还是瘦于过来把完全已失控的兄长拉开。瘦于对摊主说，给我们爷三跪下，今天就饶了你。摊主双手抱头，嘴里哭喊着一个什么名字。瘦子上前对着摊主的小腹又踹了一脚，听到没有？摊主战战兢兢地松开了紧护着头的双臂，一点一点地背靠着水果箱坐了起来，看看对面的三个人，然后把他那条完整的右腿挪过来，身体前倾，两手撑地地冲他们跪下了。但是瘦子说，不行，把腰直起来！摊主的两只手一离地，身体便向左侧歪倒。瘦子说，不行，再来！有一个围观的大妈悄悄地捡了只大苹果迅速地放进送饭用的保温筒里，过了会儿，她又捡了只猕猴桃，再过一会儿，她又抓了一把山红，最后她上前扯了扯瘦子的衣角说，算啦，算啦，人家只有一条腿，叫他怎么跪啊？但是瘦子根本不理会。摊主又试了一次，还是摔倒了。更瘦的瘦子捂住耳朵从后面窜了上来，对着摊主又是一阵猛踹，边踹边骂着，你他妈的，装什么死！跪！跪！跪好！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跌跌撞撞地推着车过了马路，跨上车没命地蹬了起来，马不停蹄地蹬回了宿舍。这是我历史上爬大卸坡爬得最快的一次，比下坡还快。我缩在宿舍里，一包接着一包地啃着方便面，一直到晚上才镇定下来。郝强是晚上十一点多回来的，而且后面跟着一个估计还在读中学的女孩，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却抹了重重的口红。往常这种时候我应该出去避一避，给他腾个地方，但是那天我硬是坐着不动。郝强没办法，只好把那个女孩送走了。半小时以后郝强回到了宿舍，瞧他的脸色神情，显然他还是找了个地方把问题解决了，现在正处在不应期，所以整个人软绵绵的，说起话来也是软绵绵的。他对我说早晨的事情没有办法，在大厂谁也不想和黑子他们一家过不去，不是怕他们，是犯不着，你要跟拣煤渣的较真干嘛呢？我问他“拣煤渣的”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我已从别人那听到过好几回了，就是没有深究过。郝强说，老大厂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解放前从苏北一带顺着铁路捡煤渣一路捡过来的，觉得这地方能活人就留下了，现在没有煤渣可捡了，就捡点钱吧，人家也要过日子对吧，你只要把钱给他们就管保没事，他们和大街上那种没事捅你一刀玩的小痞还不一样，你看你不是好好的吗？毛都没少一根。我也是一个苏北人，所以郝强的话让我听了不那么舒服，但是我没说出来。我跟他讲水果摊主的事情时，还是有点不寒而栗。郝强却对我说，这不算什么，那个摊主人成也是个拣煤渣的，只有拣煤渣的才会跟拣煤渣的真干，狗咬狗的事情谁也管不了，别想那么多啦，睡吧。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那八百块钱使我不能释怀。我一会儿起来喝水，一会儿起来小便，把郝强搞烦了，他在黑暗中说了一句，你是不是舍不得那八百块钱啊？我连忙说，怎么会呢？郝强这么说让我很生气，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还有，他怎么说得这么准呢？我回想自己的道路，沿着铁路一路读着书，离开了苏北，再也不回去了，和拣煤渣的倒有几分相似。妈的，我也是一个拣煤渣的。尽管郝强再三说这件倒霉事已经过去，但是我有一种预感，事情还没有完。为了谨慎起见，那几天我没有从大卸坡走，而是从区委那边绕的。我也不从电厂的大门进出，而从侧门。这绕来绕去的结果，就是使“黑子烧鹅”的店主在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亲自来到了我的宿舍。郝强一打开门，就“哎呀”一声僵在那了。我正坐在被窝里看书，还以为是哪个厂领导来了呢。黑子比我们厂长更像厂长，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进屋四处走了一圈，回头对郝强说，你出去一下。僵在那里的郝强这才活动起来，夹起他的外套，非常顺从地向门口走去。黑子又叫住了他，等一下，我送你的东西还在吧？郝强小声地回答说，在，在。他生怕我听见。黑子沉吟了一下，说，拿出来给我看一眼。郝强很为难，但是还是走到他的床前，趴下，从床肚里拽出一只纸盒翻找起来。都强拿出一把锈迹斑斑的、剪鹅肠的破剪刀，冲黑子扬了扬。黑子点了下头，说，你出去吧。我吃惊地盯着我的同屋，但是他不往我这边看，低头走了出去，并且小心地把门带上。被窝里的两条腿在不自主地发抖，我觉得坐在床上很被动，于是掀开被子想起来。黑子摆摆手制止了我，他走过来，帮我把被子重新盖b ，然后坐在了床边。他用文件夹拍了拍他的膝盖，问到，有烟吗？我说，正好抽完了。他在自己西装里面的口袋抠了半天，抠出一支烟来点上。我觉得黑子不愿意让我知道他烟的牌子，从他喷出的第一口烟可以闻出，他抽的是劣质的混合型香烟。黑子清了清嗓子，对我说，是这样的，我老爷子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胃部靠近幽门的地方，有这么大一块黑的，医生怀疑是肿瘤，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断定，但是老爷子不配合，说什么也不肯到医院去，这你知道的。我神经质地插了一句，膀子没事吧？黑子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两口烟，没有答理我。他打开文件夹，摊到我的面前，说，喏，这些诊断你可以看一看，你应该比我能看懂得多一些。我翻了翻，抬头问到，怎么没有膀子透视的结果？黑子瞪了我一眼，说，什么膀子不膀子的，你是想跟我吊膀子还是怎么着？现在我们说的是肿瘤。我对他说，你们应该赶快带老爷子去复查，最好不要是恶性的。黑子低下了头，神情十分悲伤。过了一会儿，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不查也能知道是那么回事了，就几大功夫老爷子一下子就瘦没了，脸跟被挤扁了似的，吃不进东西，一吃就吐。我对他说，那还等什么，赶快送医院啊。黑子点了点头，说，话虽这么说，但是钱呢？没有公费医疗，没有保险，老爷子什么东西都没有，拿什么给他看病？说到这里，黑子长时间地直视着我。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我想了想，身体往后一靠，指着我的宿舍对他说，你看吧，我全部财产都在这……黑子打断了我的话，别跟我来这一套！老爷子到这一步你脱不了于系，你不撞他，他就不会去医院；他不去医院，就没有现在这档事。我看就这样，拿三千块钱来，老爷子是死是活就没你的事啦！我一听这个数目人就癫了，发了狂地用头去撞墙。我对他喊到，你这不是不讲道理吗？黑子说，今天我问你“是想讲理还是不想讲理”了吗？没有，对吧？那就不要提了。黑子临出门的时候又跟我强调了一遍，你听清楚啦，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期限，把三千块钱送到我店里来，一分钱不能少，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做成卤菜！黑子前脚刚走，郝强后脚就蹑手蹑脚地回来了。他盯着我看了看，又掀开被子捏了捏我的两条腿，最后把手放到了我的两腿之间，自言自语了一句，怪事，什么也没少嘛。他是想逗我笑，但是我很厌烦地操了他一把，你他妈的给我滚！郝强感到很委屈，喊了起来，你跟我狠有什么用！有种跟别人狠去！我和他同屋住了几年从没有反目过，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只能跟他撕破脸皮了，我返问到，黑子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郝强没有回答我，只是失望地冲我摇头，嘴里发出“喷喷喷”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他的床边，弯下腰从床下的纸盒里把那把破剪刀拿了出来，扔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他说，你看清楚了。我看了一眼，看清楚了也还是一把破剪刀，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郝强讲完这把破剪刀的来历以后，我倒是不得不重新看待它了。小白脸郝强去年曾经和一个叫陈小云的有夫之妇搞得很热乎，一起泡舞厅，还一起去过一趟黄山。那个女人我见过，当时郝强还问过我觉得她怎么样，我说，挺好，就是屁股扁了点。他们让我尝够了流落街头的滋味。陈小云的丈夫管不住陈小云，只好花钱请黑子去管一下郝强。黑子把郝强暴打一顿，然后送了他一把剪刀，对他说，你如果再和陈小云来往，就最好自己动手把那根东西剪掉，不然，等我动手的话，我就会连你那两个蛋也一起剪了。我可以作证，郝强确实和陈小云断得很干净，就像用那把剪刀剪出来的一样，当时我还纳闷呢，那朵扁屁股的云飘到哪去啦？郝强走过来忿忿地一脚把地上的剪刀踢到了墙角，他对我说，更为可恶的是，我还不敢把这剪刀扔了，因为黑子警告我，要好好保存这把剪刀，经常看一看，如果哪次见面我拿不出这把剪刀，他就要把我做成卤菜！我看着郝强笑了，两个未来的卤菜之间不该再有什么误会。谁知郝强极为严肃地说，你笑什么！在大厂谁不怕黑子说这句话？不是说着玩的！他店里卖的卤菜为什么那么好吃？里面有名堂！我觉得有些恶心，因为我晚饭刚啃了半只烧鹅。郝强详细问了我情况，他也认为，老头的肿瘤八成是莫须有的，无非是想敲诈一笔钱。不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劝我，花钱消灾吧，不就三千块钱嘛。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对他说，说得轻松，我工作这些年手里还从来没一次捏过这么多钱呢！郝强皱起了眉头，说，你又来了，钱算什么？老兄！那次黑子动手以前对我说，我收了别人的钱，你今天是非被打一顿不可啦，但是我可以问你，你是想活打还是死打？我说，当然是活打。黑子说，拿两千块钱来。当时身上就几百块钱，我想都没想就把项链和手表摘下全给了他，结果你看，打完了我就受了点皮外伤，涂点红汞就好了。我对郝强说，你家里有钱，扔个两千打水漂无所谓，我不能跟你比。郝强说，不对，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你他妈的个榆木脑袋，就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想吗？比如我，损失了两千块没错，但是我跟那个陈小云也至少于过两百回吧，平均下来一回才十块钱。这种便宜事到哪能找到？你这么想心里不就坦然了吗？我对郝强说，我又没有干过老头，你要我怎么坦然？郝强急得在原地直跺脚，他说，你他妈的个榆木树根的脑袋！你就当是把这三千块捐给了扶贫工程，不就行了吗？任凭郝强怎么劝，我都迈不过这道三千块高的门槛。不明不白地丢了八百块已经让我心痛不已，如果再赔上三千，我的心肯定就碎了。接下来的几天我是这样渡过的：在夜里翻来覆去出了几身冷汗之后，我想得特别清楚了，鸡蛋何苦逞能去撞石头，脑袋怎可劈开当作水瓢？钱财乃身外之物，就让它先去死吧。我决定明天就去借钱，然后给黑子送去，顺便在他店里斩半只烧鹅。但是一到了早晨，一团无名之火随着朝阳就升了起来，他妈的，不就一个卖卤菜的吗？怕鬼、怕狼、怕老虎，没有怕卖卤菜的。不管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在整个漫长的白天里，我脑筋处于休克状态，只能机械地重复一些动作，正好，我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些枯燥乏味的机械动作，所以并不影响一切正常。第六天晚上，小白脸郝强跟我说明天他要回家，喝他哥哥孩子的百日酒，不回来住。他从皮夹里数出一千块钱丢在桌子上。郝强说，这是我借你的，但是你还不还都没关系，其余的你自己想办法吧。我很感动，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实际上和郝强只有五百块钱的交情，他竟然拿出了一千块。我把钱塞回了他的口袋，对他说，我已经决定不给了。郝强说，你疯啦？你他妈也太瞧不起自己啦，你这个人就不值三千块吗？我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不能老是逆来顺受，逆来顺受惯了不好，人会阳萎的。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郝强说什么还是把钱留了下来，小白脸说，狗屁。等你这张脸被撕得稀烂，你还有什么尊严可言？我故意和郝强辩了好久，以使自己变得坚定一些。第七天下班以后，我在食堂吃了饭，又到厂浴室洗了一把澡，然后就骑车回到宿舍。我想麻烦就像是鸽子屎，如果注定要落到你头上，它就会落到你头上，想躲也无从躲，还不如让它早点来。我把郝强留下的一千块钱藏到了他床下的一只鞋里，再打开窗把这双鞋晾在了外面的窗台上。为了防止风把鞋吹到楼下去，我又在鞋上压了一只哑铃。哑铃冰冷的手感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想到，黑子会不会顺手拿起哑铃猛击我的头部？如果是这样，那就太糟了。于是我把另一只哑铃也放到了窗台上，然后把窗子关严，并且拉上了那块只在屋里有性活动时才拉上的窗帘。等到晚上十一点左右，仍然不见黑子的踪影。走廊里的每一次响动，都让我心里一阵发紧，这使我想到自己遥远的初恋，只有在初恋中才会有如此心力交瘁的等待。但是那一天我的黑子恋人始终没有出现。奇怪的是那一夜我竟然没有失眠，睡得很踏实，可能是因为太累了。郝强大清早赶了过来想帮我收尸，结果只是把我叫醒去上班。我睁开眼，见到郝强头发凌乱、满眼血丝，恍馆中觉得那个正纠缠在麻烦中的人是他，而不是我。如此等了一个星期，也没能把黑子等来，这个粗心的恋人似乎已经把我们的约会给忘了。郝强说，别高兴得太早，再等一个星期看看。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黑子还是没来。我已渐渐习惯了等待，所以等待本身变得轻松了许多。郝强说，怎么会是这样？看来黑子也有幽默感啊。我对他说，不是幽默感的问题，是邪不压正！你不吃他那一套，他也没法子。我记得几天之后的那一天是星期三，下班以后我照例蹬着车吃力地爬大卸坡。单位里正好发卫生纸，每人四十卷，好像卫生纸是我们一日三餐的主食似的。我把其中二十卷一古脑儿塞进了工具箱，另外二十卷分成十卷两捆分别放在自行车的后座和龙头上背回宿舍。我骑在车上放眼望去，如果说此刻的大卸坡是一条上溯的二轮车的河流，那么雅洁牌卫生纸就是这条河流上汹涌的波涛。一阵排浪过去以后，岸边出现了几块怪模怪样的礁石。瘦子、更瘦的瘦子和黑子并排站在面条店的门口，穿着异常庄重，左膀子上套着一式的黑孝纱。更瘦的瘦子头上还缠着白纱布，他最高，立在中间，使他看起来更像是一杆招魂幌。他们脸都朝着马路，但是眼睛哪也不看，只看着他们内心的某个地方。从旁边经过的行人无不为他们身上的那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我有一种就要窒息过去的感觉，慌忙下车，腿从后面撩下时被卫生纸绊了一下，差点连车带人一起摔倒。我推着车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他们面前，站下。他们谁也没有说话，似乎还没有注意到我的出现。过了好长一会儿，眼圈红肿的黑子嗅了嗅鼻子，低下了头，还是没有说话。我感觉更瘦的瘦子终于在看我了，他散淡的眼神一点一点地变得锐利起来，就像两根越磨越尖的钉子。我最终丧失了和他对视的勇气。更瘦的瘦子用一种无庸置疑的语气宣布到，你死定了。守孝期一过就是你的死期。你记清楚了，七七四十九天，已经过去了四天，还有四十五天。好好享受你最后的一个半月吧。说完，他们三人就往坡下去了。瘦子走了几步又回头把我自行车后座上的十卷卫生纸呼地扯了过去，他对我说，你用不着这么多啦。一连五天我无法人眠，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醒在一个确凿的恶梦里。郝强恨恨地对我说，早跟你说啦，就是不听！现在我看你怎么办！你他妈的个榆木脑袋不劈开就吹不进一丝风！从不失眠的郝强也被挚带着一起失眠了，和一个活着的死人同住一间宿舍使他不可终日。他的恐惧从某种角度说缓解了我的恐惧，我强打精神反过来安慰他说，别慌，事情也许还没有那么可怕。在头脑还不太糊涂的时候，我们商量了一下对策。方案一，公开这件事情，到单位或者派出所去寻求帮助。郝强马上就否定了这个方案，他说在大厂这一套从来是不管用的，他们帮你一时，帮不了你一世。而且这．么做会让矛盾更为激化，因为黑子这种人最讨厌公安。方案二，走黑社会的路线。黑于在大厂虽然名声赫赫，但是还不算是最厉害的角色。找一个名号比他更硬的出面调停，比如杨庄的“小公主”或者磷肥厂的“老疙瘩”。当然需要钱去铺路。但是这么做是“双刃剑”，谁一旦沾上“黑” 字，想摆脱就没那么容易。方案三，全面向黑于妥协。把钱赶快补送去，再磕上几个响头。方案四，出门避一段或者永远地离开大厂。郝强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你可不能走，你一走我就倒霉了。我答应了他不走，郝强掏出我还给他的一千块钱再次借给了我。到了这一步我已经垮了，完全听从小白脸的建议。我厚着脸皮向平素不怎么罗嗦的同事借钱，打了六张借条，才凑足两千。我按照当地的风俗把三千块钱用红纸包好，又买了一床上好的被面作孝帐，然后在郝强的陪同下，去找黑子。但是半途我又后悔了，我想今天我如果把这沉甸甸的三千块送出去，那我这条命就他妈的连三千块都不值！郝强在旁边劝得满嘴喷火星了也没用，最后他只好抢过钱和孝帐一个人去了。到晚上九点多钟，郝强失魂落魄地回到宿舍，把红纸包往桌子上一扔，便瘫坐在床上捂住脸哭了起来。我对他喊到，我还没哭呢，你哭什么？郝强说，黑子收下了孝帐，却把钱扔到了大马路上，他说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啦，他在他老爷子的灵牌前发了誓…… 到决定采用方案五时，我离我预定的死期还有整整的一个月，也就是三十天，也就是七百二十个小时。这第五个方案就是，等死。话虽这么说，但是我并没有急着把三千块钱退回去，心里对用钱来解脱困境还抱有一线期待。郝强坚持要我用那笔钱去走杨庄‘小公主“的门子。”小公主“是个男的，五官特别清秀，有些女气，个子也不大，但是下起毒手来无人能及。据说他靠贩粉发的家，现在阔绰得没边，杨庄最醒目的建筑海天大酒楼就是他的。一个外地人揣着区区三千块钱去找他，怕是连个面都见不到。何况我不想这么做。我们吵了起来，最终用翻了。郝强说，我再也不问你的事情啦，屎到肛门了都不知道挣一下，这种人不死谁死！我没再说什么，把一千块钱还给了他。又过了几天，郝强于脆搬回他父母家去住了。我每天仍然是上班下班，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养成了下班以后泡澡堂的习惯，在大池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我想让越拧越紧的神经松下来，结果只是让我的阴囊松松地耷拉了下来。我在想，即使活上一百岁不也就这样吗？上班下班，不能上下班了就退休，这样的日子提前结束了也好。有一天下午，值班室里只剩下同事小齐和我的时候，她忽然问我，你有什么心事吧？我看了看她，说，没有。她说，还没有呢，我观察你好多天啦，瞧你那张脸就像刚从土里挖出来似的，肯定还是个大心事！我还是说，没有。小齐好奇起来就没完，非得刨根问底不可。借郝强的话来说，这种人不离婚谁离婚。我被缠得没办法只好说到，我能有什么心事？大概是爱上谁了吧。谁知我这一说可捅了篓子了，小齐兴奋得无以复加，谁？谁？她摇着我的肩膀，恨不能把手伸到我的嘴里然后顺着气管一路顽强地掏下去。我克制着心中强烈的厌烦，一本正经地说到，还有谁，你呀。小齐愣住了，吃惊地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天。她把手从我肩膀上收回，有些生气地说，开这种玩笑！无聊！说完就要转过身去。我对她说，不是开玩笑，我是说真的。这一次连我自己也惊呆了。小齐盯着我又看了半天，她摇着头说，不可能呀，怎么都不可能呀，我比你大那么多，又离过婚，还有孩子，而你，有文凭，有……我着了魔似地打断了她的话，这些都无关紧要。小齐在我对面的椅子里木木地坐了下来，埋头撕着手指上的倒刺。值班室里比寂静更为寂静。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正视着我，一开口说话眼圈就红了。她说，如果你拿这个跟我开玩笑，你就不得好死！我一下子清醒过来，但是已无回旋余地，只得点了一下头。我和小齐的关系发展得极为迅猛，想慢都慢不下来。一时间全厂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小齐像换了个人似的，憋足了劲地唤发出身体里的光彩，那张苦瓜脸看起来也不太苦了。由于她的缘故，我和其他同事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男同事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当星期天我牵着小齐儿子的小手，和她三个人一起过江到南京逛夫子庙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情急之下我想起这一年的探亲假还没休，赶快到车间去办了手续。小齐非常警觉，但是没有阻拦我。她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大早就走。她说，要不要我去送你？我说，不用，你还要照顾孩子，不方便。小齐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我说，要不要我买点东西捎给你父母？我连忙说，不用，不用，谢谢。小齐没再说话，她好像明白了什么，整个人当即暗了下去。我把借来的那两千块钱还了，把借条讨回来撕掉，然后就离开了单位。我没有去车站，而是去批发市场搬了一箱方便面，躲进了宿舍。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所以我一直很珍视这段不用爬坡下坡的日子，轻易不肯用。探亲假有二十一天，而我只剩下十三天了，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可惜。我尽可能慢地嚼着方便面，不出动静，晚上也不开灯，白天等同事们都去上班了，才出门去盥洗间或者下楼打一瓶开水。人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而小便都撒在脚盆里。也没怎么喝水，但是尿特别多。开始我每天还瞅个空出去倒一倒，后来干脆不倒了。我想房间一定臊气冲天，但是我在里面并不觉得。凌晨三、四点我醒过来，打开床头用报纸蒙着的台灯在床上坐着，转脸看着那盆满满当当的尿液，水平如镜，在台灯桔黄色光线的照耀下，就像傍晚的河面，我觉得时间已经停了。我忽然想到自己是否应该抽几天回老家看一下父母。念头只是倏尔一闪，但是我已热泪盈眶。只剩下最后三天了。我已无法分辨方便面的气味和尿味，只知道这二者混合起来就是我每天所依赖的空气。中午我下了楼，来到宿舍区门口的一间小餐馆大吃了一顿，然后便骑上车四处转了转。久违的太阳晒得我浑身发痒。经过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时，我停了下来，找了一根半米长的钢管，夹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径直骑到四万五农贸市场，找到了那家“黑子烧鹅”店。店里只有一个胖胖的老女人围着围裙在案板前剁着什么，门口站着三、四个顾客。我把自行车随便倒在地上，操起那根钢管便冲了上去。我闭上眼睛，双手握住钢管乱砸一气，只听到耳边一连串的破碎声和惊叫声。等我睁开眼睛时，店里已没什么可砸的了，满地都是玻璃碴和各种卤味，那个胖胖的老女人不知去向。我右手的虎口被震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血正顺着钢管往下流。我长吁了一口气，用脚把门口的玻璃踢踢开，然后在门槛上坐了下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后面的想往前面挤，而前面的又不想靠我太近，把屁股使劲地往后赖。我低头看着自己激动不安的双手，以避免和他们对视。那根钢管就放在我的手边，我随时准备把任何一个冲上来的人打昏，同时也等待着别人把我打昏。 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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