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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芙蓉年谱

作者: 陈世旭 | 类别: 文学 | 内容: 大陆文学 | 文型: 小说 | 评论: 投票

题记李芙蓉是我们小镇可以考证的历史上的三个女镇长之一。关于她的小传，我曾经公开发表过。这回想把她的后传也随时推移写出。为了使人对她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便决定给她写出一个年谱。这样，已经发表过的那些材料有些就难免重复使用。这一点，我想读者是可以鉴谅的。 1964年——1969年小镇农业大队先前的地名叫李八碗。李八碗这地方在传说中颇有些来历。李八碗自古穷。穷的原因据说是这个地方阴盛阳衰。这里的男人好吃懒做。他们自己这样唱：“吃八碗饭，挑八蔸秧，过八个坎，跌八个跤。”李八碗因有其名。而这里的女人则很了不得。怎么个“了不得”法，一般人当面语焉不详，谁要说破，搞不好会惹出人命。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一日来到李八碗（当时自然不叫李八碗）地面，即被卖大碗茶的李凤姐迷倒，颠鸾倒凤之时，趁龙颜大悦，讨得娘娘封号。只是这位风流天子返回朝廷便不认帐，害得一个龙种只好随母姓了李。这自然终究是传说而已，无论正史野史，都决没有出处的。游龙戏凤，戏的是苏州的凤，李八碗连边也沾不上。然而却传得极神。甚至说当年御赐的一条白绫子腰带还一直在李八碗世代相传，乃至文革破四旧才抄出来付之一炬。这样的来历虽然使李八碗人难免要蒙一些羞诟，但他们心里头还是认可并且有些得意的。要不然，白绫子腰带有哪个晓得？既是这样真真假假，事情总多少有些缘故。起码证明，李八碗的风水对女人有利。李芙蓉是李八碗土生土长的人。李芙蓉小名叫“黄毛”（当了镇长以后就没有人再叫了），取其形似。小时候屋里穷，又生了诸多女儿，等到她投生，差一点溺了马桶，满了月就开始喝菜汤，长大了，像一匹黄菜叶子。跟她一样年纪的人奶子像麦粑一样发得老高，她的怀还像瘦伢子一样瘪，洗澡时看一看，平得跟搓衣板子一样，直想哭天。头上几根稀稀黄毛，扎一把辫子也不如别人扎两根辫子一根粗。哪个也想不到她日后会成为一镇人的父母官。李芙蓉长到十三岁，屋里就给她说了人家。一定了亲，就是别家的人了。因此，高小没有念完，屋里就让她退了学，回来作田还生养债。要是中间不发生什么事，李芙蓉一旦嫁过去，也就跟无数的生灵一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自生自灭，无人知晓。世上多一根黄毛不为多，少一根黄毛也决不为少。李芙蓉平常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做事十分麻利泼辣：从田里归来，要割柴，要做饭，要掏猪菜，要洗洗连连，夜夜熬到鸡叫，第二天又上工，并不比别个误时。能干归能干，娘老子不抓政治思想，也就没有人给她评劳模，更上不了报纸广播。在田里做事，李芙蓉最厉害的是一张嘴。她敢跟生了伢子的老表嫂一起扯开男人的裤裆往里边抹牛屎，再村草的话，在她嘴里从来不晓得打顿，一串一串，放炮仗一样。只不过狗肉包子上不得席面，这种话，说了一箩筐也当不得一句正经话，没有哪个会把它当成本事的。忽然有一天，一辆小包车“吭哧吭哧”地开到李八碗屋场上，走下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看就晓得是老干部：一件灰色干部装扣子全部敞着，一双圆口布鞋，露出粗纱的袜子。他来找的是李芙蓉的公公，原来他跟李芙蓉的公公在同一家人帮过几天工。那时候他是搞革命的，从城里跑到乡下来避风头。李芙蓉公公并不晓得这些，从来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却终生记得他刚到那家人家时，李芙蓉公公把碗里的一个半麦粑匀了一个给她。他现在是专员，刚调到这个专区来，上任没有几天，就抽了空下乡来寻当年共过患难的人。他以前多次写过信，不晓得怎样没有回音，只没有想到老人家已不在世上。老人是1960年春荒时死的。外头人说是饿死的，家人说是得隔食病（胃癌）死的：煮了粥都是先尽他吃，他总是吃不下，硬逼着喝了两口，又吐回碗里，让端给小的。后来就干脆咬紧牙齿骨，一直到死都不开口。专员不胜唏嘘，在老人坟头站了好久，直到陪同来的县长请，他才离开。专员走了没有几天，就从专署和县政府来了好几位干部，说是来写李芙蓉的典型材料。什么叫“典型材料”？不晓得，横直是好事情，要上报上广播，说不定还有许多想不到的好处，比方要用小包车接到城里走一趟，要跟许多干部一起吃一桌 “加餐”，起码是八个菜一个汤（红烧肉尽吃）。李八碗于是像一锅开了锅的粥。李芙蓉被从田里喊回来，泥手泥脚站在自家的堂屋中间，对着几位端端正正的干部，一时哑了口，背脊上好像有条蛇在爬。那副样子好像是在别人屋里，手脚不干净，被当场捉住。捻了半日衣裳角，才忽然转身用扫帚把围在门口的人赶了个燕儿飞，然后进灶间抱出一摞麻兜碗，给干部们一一冲上茶水，拖过一只三条腿的板凳，低头坐下： “么事，说吧。” “我们是专署和县里派来采访你的，想请你谈谈你这些年做的工作。” “工作？不就是做田么。” “做田也是革命工作。请你谈谈为什么做田，怎样做田。” “怎样做田有什么好说，莳田、插秧、薅草、割谷，哪个不晓得？为什么做田呢，还不是为嘴么，我们这里分口粮是‘人七劳三’，不出工就只能分人口粮干部们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想请你说说思想认识。” 李芙蓉忽然打住。她人活泛，脑子转得快，立刻悟到刚才这番话算不得“思想认识”，“思想认识”是干部们开会说的话。她闷着头想了想，却不能想出几句能连得起的这一类话，不由得恨自己开会总是纳鞋底。很慌张的时候她看见了敞开的门板上已经开始缺角的春联，便脱口念出： “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好。 ” 找到李芙蓉之前，专、县干部先听了公社的介绍，了解到一个情况：每年春荒回供粮有限，但李芙蓉家的米饭总能吃得接上新谷。这跟李芙蓉有关系，因为是她做饭。这个情况使来总结经验的干部们很振奋。专员的意思是把李芙蓉这个典型树立起来。李芙蓉的经验很简单，每次量好了米，下锅前又临时抓出几把。 “几把？”干部们迅速地在本子上记着，突然停下，笔尖还啄在本子上。 “三把吧。”李芙蓉翻翻眼睛，搓了一下开始结壳的泥脚。这条经验正式见报时标题是《节约三把米，打倒帝修反》。在李芙蓉后来的讲用稿里，每一把米又分别有自己的任务：一把打倒帝国主义；一把打倒修正主义；一把打倒各国反动派。正值全国推行瓜菜代，报纸上大声疾呼饱食有害：有了一个节食的法子，并且这个法子还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在里面，当然就引起了广泛注意。李芙蓉先是上县，然后是越过专署上省介绍经验，然后又直接从省里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就再不是先前的“黄毛”了。在镇上，这件事怕只有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宠幸李八碗先人可以相比了。李芙蓉从北京回来的那天，镇上以及李八碗全乡的人，挤在镇政府的院子里外，密密实实的人堆里透不出一丝风。那天天气好，太阳很毒，好多人支持不了多久就晕倒在地上。好几个伢子从墙头上跌下来，掉到人头上的惹一顿臭骂，掉到白地上的竟折了手，脱了脚腕子。跌只管跌，没有跌过的人又前仆后继地攀上去。事过之后，镇政府光修复院墙就花了好几百块钱。李芙蓉是由县委书记、县长陪着，用吉普车从县城送到镇上来的。她从车门里钻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一个又瘦又细的黄毛，这样走运，只怕是天瞎了眼。不服没有用。李芙蓉这一回真正是成了器的。她一开口，声音就像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小的人怎么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就是气足，是得了真脉的。几个老儿窃窃私议，遂把李芙蓉视作奇人。在镇上，这些人说话是最作得数的。李芙蓉站在镇政府的台阶上，对着涌涌动动的人潮不停地摆着两只高高举起的手。隔了几层，人们就不能看到她的身子、脸，就只能看到那双划来划去的手。那手，是毛主席握过的手所握过的手。李芙蓉先是当镇上的妇女主任，不久就当了镇长。开始，干部里有些人心里颇不以为然，总想等着捡她的过，看她的笑话，慢慢地也就公认了她的能干。她作风泼辣，办事风风火火，说干就干，说断就断。镇上许多多年的癞痢头（不是真的癞痢头，而是指难办的事），到了她手上，三下五除二就都剃下来了。比如，镇街上，屋檐水问题就是多年来最叫干部头痛的问题：邻里之间屋挨屋，倘若是山墙靠山墙，问题不大，祖上定下的宅基，哪个也不能随便往外移一寸。若是落墙贴落墙，麻烦就来了。落墙高的，屋檐水自然就流到另一家的屋顶上，这一家也就“背霉”。背霉了多年，有了钱，想翻出身来，便把落墙升起，使自己的屋檐水浇到先前压住他们的那一家的屋顶上，让那一家去背背霉。这就要出纠纷。常常是那一家先戳这一家新盖起的屋顶，然后就是两家拼人命。解决这类问题，一般都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即最初起屋时两家有何协议，倘没有，就以原始面貌为准。但镇子起码有几百年历史，原始面貌哪个说得清？这一百年你的屋檐水落到我屋上头，这一百年之前的那一百年我的屋檐水未必就不落在你的屋上头。这样扯，是永远扯不清的。李芙蓉只用了一个法子就把一团乱麻斩落了地：把双方的成分查一下，哪家成分高，那家就只能接受另一家的屋檐水。要是两家成分一样，就往祖上或亲戚中查。李芙蓉同镇上哪一家人也没有五服以内的瓜葛，哪个也无法说她偏心。她用的这个法子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分析法。这是吃了她公公一个麦粑的专员教给她的。教她的当初，自然并不是解决屋檐水问题，只是她用得活。她有创造性。春耕的时候，她就发动“三兜粪”活动，让镇上机关、商店、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广大干群，每天利用早晚捡三兜粪送到镇外的李八碗各生产队；冬季搞水利的时候，就组织“三块石”活动，形式同“三兜粪”一样，每人每天给水利工地送三块石头。至于为何一定是“三兜”，“三块”，这是因为一，习惯；二，写材料方便：“贡献‘三兜粪’（或三块石），打倒帝修反”。这些经验都很快在全县、全专区乃至全省推广。李芙蓉的工作能力因此获得很高的评价。酝酿调她到县委工作的时候，却来了文革。运动一开始，那位专员就被打倒。造反派把他同李芙蓉“乱搞男女关系”的漫画从城里贴到镇街上。李芙蓉的嘴再辣也无济于事，靠边站了两年，匆匆忙忙地嫁给了镇搬运公司的一个临时工。一直到那位专员解放，李芙蓉才恢复了工作，以后又调到县上去负主要责任。 1969年——1970年当时，私下里正流行一则政治笑话，说是中央有位女领导，一次接见一伙外国郎中。那伙人说很敬仰贵国的名医李时珍。那位女领导马上问在座做陪的中国人：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县城闭塞。但那时的小道消息却是无孔不入的。人们把这则政治笑话传得沸沸扬扬，是别有用心的。影射的是县革委主任李芙蓉。县城人刻薄，李芙蓉自己也确有笑话。到县革委机关上班后，她一口气买了好几只保温杯，就是人们编了小曲唱的那种：“干部神又神，抱个牛卵瓶，嫌瓶不好看，包层尼绒绳。”实际是用尼绒绳编织的套子套上的装过酱菜的玻璃瓶。因为流行，商店也专门备了这种货。李芙蓉先前在镇上见县里下来的干部总是随时从提包里拿出这么一只牛卵瓶，觉得很神气，以为这是县以上干部必须具备的一种标志。这想法原是没有什么错处的，只是她不必一下买那么多，办公室、会议室、宿舍、手上的提包里，到处都是。把那标志强调得有些过分。笑话归笑话。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李芙蓉却是极精明的。李芙蓉上任接到的头一个政治任务，是不折不扣地落实省革委关于按照“早、小、密、矮”四字方针种谷的战略部署。“早”是农时；“小”是株型；“密”是植距；“矮”是品种。地无分南北，田无分肥瘦，必须“一刀切”。因为这是省革委主任亲自引进的优良品种和先进栽培方法。省革委主任先前在北方的一个军区当司令的时候，在军垦农场试验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李芙蓉闻风而动，带着铺盖卷，直接住到生产队抓典型。刚过春节，就动员育秧。秧刚长到文件限定的那个尺寸，立刻就在大面积开插，一厘也不容多长。这时候田头地角的雪堆还没有化尽。县里的笔杆子给她想了一个响亮而有诗意的口号： “人勤春来早，心红雪自消”。省革委主任在省电台的广播里听到报道，马上就带了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到实地来检查。省革委管农业的副主任是新上任的，就是先前李芙蓉所在的这个地区的专员（李芙蓉一直喊他“专员”）。论资格，他比省革委主任要老，运动开始受了两年鳖气，心里原本就极不熨贴，加上南下以后他就一直在本地工作，又一直对农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就自以为有了丰富的经验。对省革委主任的农业战略自然就颇不以为然。见到李芙蓉，他劈头就压低了声音问：“你个黄毛丫头搞的什么鬼事！” 李芙蓉却没有听清，以为是跟她亲切，说了声“这是我该做的”之类的谦虚话，马上就赶上几步跟上省革委主任。省革委主任看见这一片大寨田真是跟要求的那样 “平如镜、烂如浆”，一簇一簇密不透风的青翠秧子铺上去如同锦绣，连声叫好。 “专员”等那一行人走远了些之后，转身对正在田里插秧的几个社员说：“你们认不认得我？”几个人齐声回答：“认得，你是专员。”他说：“我的话还作不作数？”几个人回答：“当然作数。”他说：“那好，你们把插下的秧隔一棵给我扯出一棵。”几个人很爽快地齐声说：“就是！” 没有想到已经走出去十几步远的省革委主任却听到了这边的动静，带着一行人又折回来。 “怎么，你们搞复辟？！” 省革委主任牙巴骨错动起来。 “专员”脸色铁青，也跟一堵壁一样立着。刚才一片欢声笑语，春风荡漾的田头好像忽然遭了寒流袭击，冻僵了。李芙蓉站在省革委主任和“专员”中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有些张皇。省革委主任喊：“小李！” “专员”也直直地看定了李芙蓉。李芙蓉咬了咬嘴唇，避开副主任的眼光，对田里的几个人说： “你们把刚扯起的秧补起来，别的事回头再说。” 几个人都迟疑着。李芙蓉一掠散到脸上的头发，挺起胸，连鞋袜也不脱，直接下到田里，泥浆立刻就没过了她的小腿肚。她捡起一把秧，自己插起来。众人静静地看着，忽然有人细细地惊叫了一声。一摊一摊的血随着李芙蓉的脚肚子在水面上洇开来。血是从裤腿里流下来的。李芙蓉正在行经的日子。事后省革委主任每逢报告，都要举李芙蓉做例子，证明社会主义建设跟社会主义革命一样，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有时候同样需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李芙蓉的那一摊流血，很深刻地感动了省革委主任。他后来在县城里住了几天，临走之前，对李芙蓉说：“你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提一个，我尽量满足你。” “真的么？”李芙蓉也许是因为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胆念头所冲动，一点不自觉地一歪头，撒起娇来，“若是我要天上的月亮，你也答应？” 省革委主任说：“只要你敢要。” 李芙蓉说：“当然敢！我想要座桥！” 这个县城自古被一条河分隔成河东河西两面。平时过河的公路由浮桥连接着。每年春上上游的山洪暴发，浮桥就架不住了。两岸的交通也便中断。历朝历代历届的县政府都想过要造桥，终没有造成。这样一件划时代的事，却要由李芙蓉来完成了。省革委主任沉吟了一下，说：“我是问你个人的要求。” 李芙蓉说：“这就是我个人的要求。” “那好吧，”省革委主任说，“有预算没有？” 李芙蓉说：“若是造一座可以并排走两部汽车的桥，需要两百万。若是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造一座简易的，也行。” 省革委主任起身走到会议室的窗子跟前，看着在不远的地方闪闪发亮的那条河。进县城的时候，他的吉普车就是在那条浮桥上“咣当咣当”地摇摆过来的。他说：“给你们四百万，造一座能并排过四辆车的桥。” 这座桥至今仍是这个省桥面最宽的一座县级公路桥。这个仍然财政困难的县的领导人一旦说起经济开发问题来，总是说，好在当初就有了这么一座桥，今天怕是四千万也造不起来了，到哪里去筹措这笔钱呢！关于这座桥的桥名，当时有过许多争论。有人主张叫“芙蓉桥”；有人主张叫 “怀恩桥”，后来统一了，叫“朝阳桥”。李芙蓉和省革委主任都同意。幸亏了这统一，使桥名可以一直沿用至今。不像许多有纪念性的建筑物的题名和题字那样，总是被改来改去，给历史学家造成许多麻烦。 1970年——1972年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反正那些目的都很伟大就是，中央派了一位女记者下来采写典型。到了省里，省革委主任介绍说，下面有个李芙蓉，很不错的。记者来头大，见的世面大，看了些有关李芙蓉的材料，并不觉得怎样的特别惊人。她真正被感动的，是女人的同情心。李芙蓉在社会上很辉煌，家庭生活却不如意。她调县以后，把在镇搬运公司当临时工的丈夫也带来了，还给他转成了国家干部。可是男人不晓得是怄她“破鞋” 的气，还是怄自己低老婆一等的气，总是打不起精神，动不动就拿老婆当靶子练拳脚。李芙蓉也不晓得是有愧还是有德，每次只要男人发火，她就关上房门，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任其发泄。有时难免被来找她汇报工作的其他干部撞见。有些实心眼的干部，比方接替李芙蓉当小镇镇长的胡月兰，出于义愤，往往把这样尴尬的事拿到大会上去说，弄得全县都晓得自己的父母官在一人之下受欺负，却又帮不上忙。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胡月兰仍是像在大会上一样义愤填膺，比划着手势详细介绍李芙蓉男人怎样一把一把揪落县委书记的头发，一掌一掌打得县委书记满嘴是血。 “这样的男人，简直是反革命！”胡月兰恨恨地说。 “是法西斯！”记者一张本来就白嫩的脸变得煞白，两眼泪汪汪，情绪比胡月兰还要激动。胡月兰是出了名的“二百五”，喜怒哀乐都常是有口没心的，天大的事，转身就可以抛到脑壳背后。记者却是真的动了感情。她生长在京城的官宦富贵人家，家庭生活中的这类暴行闻所未闻。她甚至还特地去从旁观察了一次李芙蓉的男人。那是个身材矮小的人，满脸胡须，像个仙人掌，使她觉得恶心。记者后来写出的关于李芙蓉的报道倾注了她最大的激情。她沿袭五十年代一篇有关志愿军的著名报道的格式，把李芙蓉称作是“新的最可爱的人”。在恢复省委建制的这一年的省党代会上，新的最可爱的人李芙蓉当选为省委委员。会议是最高规格的，吃住安排也是最高规格的。当模范以及当县委书记之后，李芙蓉上省城开过会，还去过北京，但住的都是简朴的招待所，这回住的是省城唯一的一家宾馆。宾馆是五十年代由苏联人设计建造的，里面又高又大，空空荡荡的让人显得渺小。不过这风格同县城和镇上乃至乡下的屋子倒是没有什么分别。不同的是不晓得墙上为什么要贴花布。地上打滑，为了让人走得放心，就铺了厚厚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其实更不放心，又让人肉痛——那样好的东西——李芙蓉听说那是羊毛织的。窗子大得吓人，整整一面墙都是空的（为什么不用砖砌起呢？乡下的窗子都是很小的，尽量不露白），为了挡住这空洞，就用那么厚厚的绒布从屋顶挂到地上，又重，掀起它还真要用些气力。绒布的那一面竟有闪闪发亮的金丝。李芙蓉想不通，这是何苦呢？还有那一面墙的窗玻璃。莫非城里的玻璃比砖更贱么？床更是存心不让入睡安稳，翻过来翻过去都是凼，人睡下去好像是水牛掉进烂泥塘。最使人胆战心惊的是卫生间。马桶比县委食堂的饭碗还要细瓷白亮，怎么忍心用屎尿去糟塌！当然也有李芙蓉觉得可以批评的地方：澡盆的形状不好，跟杀猪盆没有二样。洗澡水更要命，两只开关，一只出的水冰得全身打抖，一只出的水烫塌了她胸口一层皮。不过她是精明人，晓得这不会是宾馆的问题，是她自己没有找到方便的窍门，也就隐忍了，不声张。往后的几天，不用澡盆就是。心里就想，难怪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要封了这宾馆。落进了这样的安乐窝，不修也要修了。而今启了封，给他们用，是因为打倒了修正主义，让他们工农兵来占领。这样想着也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记者采访，李芙蓉翻来复去就说我们李八碗，穷得卵子打得板凳响，外头人都唱“有女莫嫁李八碗，嫁了也要打回转”，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有一日会住这样的屋，吃这样的饭，坐这样的马桶。真正是先前一棵草，如今成了宝。记者问她对省党代会的认识，她只是一味哽咽：政府看得起，我心里辣痛……之类。记者不便追问，也就原文照发。几家报纸和广播出来，省委书记（也就是省革委主任）看了，对她说：“你不要光是感动，你不是普通百姓了，要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省委书记神情严峻地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远没有结束，甚至更尖锐、更激烈了。连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都有人反对。” “会有这样的事？”李芙蓉难以相信。 “真要有，你怎么办？” “我跟他拼命。” “那不是办法。” “那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李芙蓉这回确是认真的。这样的事她完全不能想象。就有了后来那封影响极大的李芙蓉致党中央的信。她代表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要求设国家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过了一年半载，这封信的内容被附在一个内部文件里公布出来，作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党阴谋的一部分，成了供批判用的罪行材料之一。过去的那一年里，斗转星移，天翻地覆，李芙蓉紧跟省委书记曾经要誓死捍卫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了反动路线的头子。这之前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已经出现了公开的对立。一向说一不二的省委书记居然受到了痛斥。带头的是“专员”，他指着省委书记的鼻子骂娘，不时把会议台子拍得“嘭嘭”响。李芙蓉吓得不知所措，她头回看到省委书记像现在这样神色萎琐。面对声色俱厉咄咄逼人的“专员”，省委书记声音喑哑地说：“不必这么激动么，我们是同志式的讨论么——” “不对，我们之间是阶级斗争！”“专员”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时候，他在省委还并没有任何职务，是以列席者的身分来参加会议的。即便这样，现任的省委书记仍只有垂下那颗从来都是昂着的头。李芙蓉头一次想：第一把手原来也并不总是牢靠的。在这之前，她一心一意地认为，凡事只要跟定了主要领导总不会有差错的。先前，让她当“模范”也好，当这个“长”那个“长”也好，当什么什么“委员”、“代表”也好，都只是一种光荣，一种让她在许多人面前有脸面的事。只要她实实在在地做事情，那光荣就会越来越多，脸面也就越来越光鲜。她当然也不只是为了这些才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人总要晓得好歹的，总要晓得感恩的。“感恩”自然不是感激个人，是感激党，感激政府。所以她才在“专员”同省革委主任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跟定了省革委主任。因为省革委主任比“专员”更有代表性。如今事情好像有些复杂了，光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不行的，光是晓得感恩是不行的。听哪个？跟哪个？并没有定规。听错了，跟错了，就有麻烦，甚至有危险。李芙蓉头一次碰到了天大的难事。难就难在大家都说她错，她也认错，却不晓得错在哪里。那个文件下来之后，有传说要免去她的省委委员和县委书记职务。她是因为省委书记和那篇说她是“新的最可爱的人”的报道才格外大红大紫起来的。省委书记和那个写报道的记者的父亲都是反革命“贼船”上的干将人物。李芙蓉是不是上了“贼船”也不能说不是个问题。李芙蓉在县里忄妻忄妻惶惶地等了些日子，那传说却并没有成为事实。 1972年——1976年上了贼船的省委书记下台之后，新任省委书记是“专员”。“专员”把李芙蓉召到省里，认真跟她谈了一次话。李芙蓉本来就瘦，经了这回波折，瘦得更是脱了个人形。“专员”不出声地看了她很久，长叹了口气。“专员”说：“省委对你是信任的，你还是要振作。你的根底，你的品质我都清楚，你犯错误，不是你的责任。你现在的问题是还不具备参与高层政治的素质。我的意见，你自己写个辞职书，不当这个省委委员了，安心做基层工作。回去，县委书记还继续当，但要加强理论学习，减少盲目性。今后再遇到大是大非，就不会没有分辨能力，不会看谁官大就跟谁跑。” 李芙蓉一边很厉害地呜咽着，一边重重地点头。回去冷静一想，她答应得也太轻松了。“加强理论学习？”从哪里加强起？莫名其妙地犯了错误（真是“莫名其妙”啊，镇上人说，“李芙蓉是睡到半夜叫鬼戳了一卵”）的这些日子，办案的人让她写旁证材料，因为事涉机密，规定了必须她自己写，不能让代笔，真是比差一点要了她的命的难产还难。一张纸就只几行字，没有几个写对了头。“鸡”、“鸭” 这样平时看也看熟了的字，也是画了个四不像的图代替的。先前，她的讲用稿总结报告，都是人家写的，她从来不看，让别人念，她听个大概意思，到时候，依旧是王瞎子算命，照直说。再说，就是真是“加强理论学习”了，就能保证分辨得出大是大非么？那么多学了理论的人怎么就事先没有看出副统帅有谋害领袖的心呢？一个基层干部，学了理论就可以不听省委书记的话，不照“早、小、密、矮”的命令（哪怕是“瞎指挥）种田么？“理论”上有没有明白的话教人一下就识破一件事情的好坏是非呢？比如，省委书记批准给他们县造千古没有的桥，是好是坏是是是非呢？还有那个女记者，虽然说不上漂亮，但一看就晓得是大地方来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嫩得跟棵葱一样，莫说掐，一碰就要出水的。两只大眼睛，不动感情就是泪汪汪的，一生气，看了让人肉疼。那么好心肠的一个妹伢子，现在成了反革命的女儿，难为她还怎么过日子。这样想，李芙蓉觉得很痛苦，很艰难，头疼得厉害，要裂开来的样子（这是她来经、坐月子时总是下冷水落下来的病）。李芙蓉比一般女人强的地方就在于她向来不肯认孬，向来不认为世上有什么苦是不能吃、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她更不是那种没有心机、不能开窍的女人。这些年多少经了些故事，也就多少长了些见识。自己也并不是一点不会总结，只不过那总结没有什么花草，也说不上什么理论，但却是实在有用的。这回的教训让她认准了两条道理：一是今后，凡事表态不一定认官位大小；二是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不要轻易说话。这两条道理后来实实在在地帮了她，又实实在在地害了她。一年之后开始了“批林批孔”，从省城来了几位“法家”，动员李芙蓉跟他们一起回省城批“孔老二”。为首的一位李芙蓉认得，先前是省剧团里写剧本的，文革时候当了省城造反组织的司令，后来又当了省革委的副主任。“专员”上台后把他弄出了省革委，赶到山里一个什么农场当副场长。他当然要恨“专员”的。他对李芙蓉说：“孔老二是仇恨劳动人民的，不让你当省委委员，就是当代的孔老二。” 李芙蓉眨了眨眼睛，回答得很机智：“文件上规定了运动不能跨地区跨行业，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那几位还要说什么，李芙蓉坚决说：“各位不消多说了。” 李芙蓉很庆幸自己这次的机智和坚决。那之后，“专员”仍是省委书记，还到北京去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而那个写剧本的法家“反复辟”“反潮流”之后也回了省革委，仍当副主任。李芙蓉一个也没有得罪。那几年事好像格外多。说了七、八年来一回的，却等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批孔老二好像还没有什么明白的结果，又“评《水浒》”了。对《水浒》，李芙蓉唯一晓得的是武松打虎，连“宋江”也是头回听说。省革委那位先前写剧本的副主任又专程到县里来。这回他是坐了自己的专车，话也说得明白：“宋江就是投降派，中央有，省里也有。省里的宋江就是‘专员’。你应该挺身而出，捍卫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捍卫红色江山不变色。”陪他吃饭的李芙蓉自己一直没有动筷子，听了半天劝，终于问：“为什么非要我去？”对方说：“因为你的揭露最有力。”李芙蓉最后说：“让我想想。” 几个月里，省里那些人几乎一天给李芙蓉一个电话。报纸、电台、文件（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铺天盖地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省城里，上演了那个写剧本的省革委副主任写的大戏。戏里面那个一复职就反攻倒算的“还乡团长”“走资派”，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专员”。而一号正面人物是个女英雄，剧情和扮相都让人一下就想起李芙蓉。不同的只是，生活中的李芙蓉受了打击无声无息，戏台上的女英雄抗拒迫害不屈不晓。剧本和剧照在报上登出来，县委机关留守的人看了派人专程给在水利工地上的李芙蓉送去。李芙蓉本来就很少坐办公室，现在就更是难得进县委的院子。一年四季，春收春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翻，兴修水利、造大寨田……直接就住在工地上。报纸送来的时候，白天她来不及看。到了夜里别人都睡了，几个不安生的后生也停止了摇弄，她才把马灯从悬梁上摘下来，搁到自己的铺前，翻着那张报纸，字不认得几个，但剧照是可以看懂的。看看就发起呆来。几天前发布了总理去世的消息，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才只几天，报纸上怎么还会有心思登剧照？世事就像一天黑云，哪个晓得后面是阴是晴。这是一个冷得刮毒的冬天。风又大，雪又大，临时搭在野地上的茅草棚子什么也遮挡不住。还不到半夜，从门洞里扑进来的雪就浅浅地覆盖了地铺。那些落在露出被头的头脸上的雪被热气溶化了，使那一大片雪白上现出很规则的一长串圆点。工棚搭得很大，地上铺了稻草，男女各占一边，中间用两行树筒子隔成一条路。先前，大家把鞋子都放在各人脚头的路上，早上起来，鞋子里灌了雪。一些湿鞋子则冻在地上拔不动。便提醒他们睡下后把鞋子塞进地铺的草底下，有些粗心的人还总是忘记。李芙蓉起来，沿路走一遍，把好几双鞋子塞进去，又顺便给几个人掖了被子，重新钻回自己的被窝，捻灭了灯，躺下去，还是睡不着。身子底下的稻草被弄得xixisusu地响。怕吵了别人，不敢乱动，浑身上下冰冷彻骨，焐不出一丝热气。眼前的黑暗中是片乱七八糟的影子，像是风吹乱了幕布的电影。一国总理在那片摇摇晃晃的幕布上匆匆向她走来，很认真很有力地握她的手，眼睛很专注很亲切地看着她。那一年她上北京，国务院腾出中南海的办公室解决赴京代表的住宿。当时的情形好像是在梦中，脚骨子直发软，只想作揖，下跪。无论怎样，她觉得他是个好人。但后来听说，连他也是靠不住的，要不是化了灰，也难免一劫。可见，用好人坏人来看人论事，到底只是小镇人的尺寸，太短浅，太没有见识。政治局面是更尖锐也更明朗了。全国许多同李芙蓉先后出名的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纷纷挺身而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省里那些电话日益弥漫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催李芙蓉披挂出征。人们满怀激情地请求她，不要再沉默下去了。沉默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敌人的容忍，也就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犯罪。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两股力量的冲突终于进入白热化。四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乱理所当然地被镇压下去。血腥的事实，不容人——尤其是李芙蓉这样一个人——袖手旁观，也不容她有什么犹疑了。李芙蓉终于决定去省城的那一天，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军民群众上街游行，庆祝撤消右倾翻案总代表党内外一切职务英明决策的第二天。听完了那个消息的广播之后，她找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对他说：“安排好车子，我明天到省里去。” 省委、省革委机关为李芙蓉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会。会场水泄不通，人们挤满了走廊、过道。他们向李芙蓉鼓掌、欢呼、致敬，在她面前让出路，又在她身后紧紧地汇合。然后把她高高地抬举上台，让她像日头一样照着一片呼声和歌声（《国际歌》）的海洋。这情景李芙蓉自不陌生却是久违了。看着浪涌般的人群，她不由潸然泪下。那里边有兴奋，也有辛酸，自然还有对自己的悔恨。那个欢迎大会之后，她就由人群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直接去了省里的高干病房。 “专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了，病势据说是越来越严重，已经要靠吸氧苟延残喘了。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借住院躲避斗争，对抗运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不过是“走资派”惯用的伎俩而已。仰卧在病床上的白被单下的“专员”静静的像一具僵尸。氧气面罩上面露出两只失神的眼睛，发现床前站立着的竟是李芙蓉的时候，那微眯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睁了下。然后一星亮光就被无力的迷惘和痛惜淹没了，暗淡下去。塞满了病房里外的人，把口号喊得一阵高过一阵。空气好像在沸腾着，燃烧着。除了勇往直前，李芙蓉已经没有一丝退缩的余地了。但是，在她下定决心把手伸出去之后，还是免不了一阵发抖。毕竟，面前的这个老人，她怎样也没有法子从心里真正地恨起来，她唯一明白的是，她现在并不是一个原来意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化身，很多人的愿望和情感的化身。那个一头黄毛的、瘦骨伶仃不到一百斤的，只为了自己活着吃喝拉撒睡觉生伢子的李芙蓉暂时是不存在的。当然，促使她最终下定决心的那许多原则里，也包括了“专员”对她的教诲，要分辨大是大非，不要认官大官小。 1976年——1996年李芙蓉伸出发抖的手，揭下“专员”氧气面罩的那一举，永远地决定了她后半生的命运。 “专员”在交出长期担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之前签阅的最后一批文件中，有一份是有关部门拟定的要逮捕法办的反革命要员的名单。“专员”从上面重重地划去了“李芙蓉”三个字，笔就从他的指缝里滑落下去。旁边的人赶紧帮助他调整好姿势，重新仰躺在病榻上。好久他才睁开因为痛苦而闭上的眼睛，说出他划去“李芙蓉”的理由：“算了吧。一个黄毛丫头。” 这是李芙蓉摘下他的氧气面罩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李芙蓉最后的冒失与其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不如说给他的心理打击更大。在他退出第一线岗位，每天仰靠在床头，向他妻子口授回忆录的时候，关于李芙蓉，他的结论是：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为惨痛的失败之一。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失败。整个清查过程都在进行隔离反省的李芙蓉，在县委换届的时候自然落选，安排到县人大当主任，仅保留了正县级别。县人大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一位副主任，很强干，也很有理论水平，开起会来不用稿子，一讲就是半天。李芙蓉插不上嘴，只有陪着干坐。这样坐了几年，男人办了退休，觉得在县城没有意思，执意要回李八碗的老屋，逼着李芙蓉跟他回去做饭。李芙蓉不到退休年龄，还是打了报告。正好赶上县人大换届，上面也就没有再推荐她作下届人大主任的候选人。李芙蓉随男人回到李八碗。刚回来的时候，是谢真当镇长。她到李八碗来看过李芙蓉几回。谢真1965年在省城初中毕业，响应号召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而且选中了李八碗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为此，省报上很宣传了一番。下来没有几天，就又晓得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省报上她的如何“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踩污泥眼观全球” 的体会文章，就是她自己写的，决不要记者代笔，而且不消改一个字，就能登。这真好比一只凤凰飞到鸡窝里，当时的镇长李芙蓉自然是十分地看重，时常由镇政府发误工补贴，把她借到镇上来写用三兜粪、三块石头打倒帝修反的总结、汇报、新闻报道。谢真长得也好看，又文文静静，有她在场，或沏茶，或记录，听汇报的上级领导或记者就总是兴趣十足，表态也十分爽快，都是肯定成绩的好话。“亏得有这么一支金笔杆！”李芙蓉常常这样真心实意地感叹。她是从理论上明白了舆论的要紧：人是一样的人，事是一样的事，宣传不宣传大不一样。嘴里一块肉，左红右绿么。李芙蓉在镇党委会上提出来，把谢真作为接班人培养对象，大家都同意。可是一外调，就现了芦花。谢真原来不叫谢真，她的生父是右派，劳改期间死在农场里。后来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姓谢的工人。李芙蓉她们于是很愤怒，埋怨省报不负责任，为了宣传需要，就把右派的女儿说成工人阶级的女儿。谢真当然是没有当成接班人，就是金笔杆也不能再作，只好安安心心地身居茅屋，脚踩污泥，在李八碗一住十来年。直到七七年考上省农学院在专区办的一个分院，读了两年大专，分到县农业局，又作为领导干部梯队人选下基层锻炼。因为熟悉李八碗，这个基层便选在小镇。谢真于是成为第三个女镇长。谢真离任之后，再没有镇上干部登李芙蓉的门。很多年过去，不要说县里、省里，就是小镇上，也很少有人记得起李芙蓉。镇上的干部换了一拨又一拨，偶有人说起镇上的往事，提到李芙蓉，感觉就跟说三国人物差不多。李芙蓉像匹新鲜过、发过亮的树叶落回到地上，很快就没有了声息，消失了。但李芙蓉自己却始终闲不住。两个女儿早已参加工作，早已出嫁，都在城里住。男人倒是少了先前的火气，成天跟几个灰头土脸的老馆子搭伴，埋在劣质的烟、酒和破烂污黑的纸牌里。好在赌注不大，穷开心而已，不致闹得家破人亡。李芙蓉依旧是精力很旺，一天睡不着几小时便觉得非要起来动手动脚，忙里忙外。但只有两个人的事，不够她忙的。三餐饭、一窝鸡弄弄就熨贴了，就要无聊下来。乡下的屋是土坯墙，却高大空旷，一个人坐在里面心里会发慌，就常怀念上班、开会、听人汇报和找人谈话的日子。那日子并不遥远，就像是昨天的事。过了这么多年，她还总是隐隐觉得那日子明天还要从头开始的。这指望自然渺茫。年复一年，除了两个女儿带着外孙、外孙女隔好久回李八碗一趟，再没有什么人需要她。就检讨自己，觉得是自己没有做出对别人有用的事。她的人事编制在县里，因此镇上离退休老干部的活动她不便参加。镇上离退休的老干部也没有什么活动，就是同自己男人一样，抹纸牌、下棋或蹲墙根晒太阳。她留心算了一下，发现李八碗还有好几个跟她一样处境的人，便去串联，组织起一个“老有所为服务组”，帮助镇上的酱菜厂切萝卜、洗腌菜坛子。酱菜厂提供两顿饭，算是报酬。因为青壮劳力都到广东打工去了，这个效益本来就低的酱菜厂濒临倒闭，脏事、苦事、麻烦事找不到人做。李芙蓉说服的几个，都是跟她一样有闲空，却没有别的兴趣的人。李芙蓉当了这个服务组的组长，自然就忙起来，整天一身老酱菜的酸臭气味。男人倒不觉得（他自己一身烟酒和垢刮气味更难闻），两个女儿陪了女婿，携了儿女来探亲，很看不上眼，觉得现世。又不少吃，又不少穿，这样劳碌，不是故意让做儿女的难堪么？李芙蓉听了，眼睛红红的，低下头。他们一走，她又一切还原。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让她振奋不已的事。先前在李八碗插过队的省城知青小吴，以后在镇文化馆当临时工时写小说弄出一点小名堂，调回到省城去当了专业作家。十多年后偶然想起回小镇来“找点感觉”，自然也到了故地李八碗，也问起李芙蓉，不禁兴趣盎然。觉得她的命运跌宕可以成为写出惊世骇俗之作的素材。李芙蓉是被人从镇上的酱菜厂喊回来的，见到被镇上干部前呼后拥已经有些发福的小吴，一时竟手足无措。像很多年前最早的一次，忽然被人从田里喊回来面对一伙面生的干部记者，半天才哽哽咽咽地喃出来：“感谢上级，感谢省里，还记得我。”在她看来，小吴跟记者是一回事，都是“笔杆子”，是宣传人的人，也就是代表了上级意图的人。小吴深沉地看着她，心里充满了悲悯。当年的李芙蓉是怎样的风采，虽精瘦，但火爆。如今走路说话，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干枯。手像折断了多年的枯树枝；头发像稀疏的枯草；眼睛像枯井，再大的冲动也激发不出一星泪光。小吴觉得自己不忍卒看，很动情地说：“你老多保重，我以后再来看你。”就礼貌地抽出被李芙蓉忘情地紧握住的手。李芙蓉把他的手抓得很重、很紧，仿佛那是突然出现的一线希望。小吴走出好远，又回头。李芙蓉仍旧失神地站在那里。她的两只手仍旧保留着刚才握他时的姿势，只是两个合抱的掌心里已经空无一物。她身后是一只用锈铁丝扎了脚的竹凉床，再后面是她的老屋。那老屋仿佛是她的形象的放大：门窗都干裂了；土坯墙被风化的地方已经剥落；受潮的地方满是青苔；一只墙角被牛、猪、狗蹭得塌了角，倾斜了，靠一堆松松垮垮的柴草挤着。屋顶上盖的茅草已经腐烂而灰白了，有的地方偶尔伸出一、二茎高挑脆弱的嫩草，都早早夭折了。惨淡的夕阳不明不白地映照着那一切，看上去像一张积压多年已经模糊昏黄的照片。只有那张残破的竹凉床上，李芙蓉刚刚敬给小吴的一碗茶，还在冒着一缕青气。小吴转了身，再不敢回头。但小吴的造访，却给予了李芙蓉莫大的意义，重新极大地鼓舞起了她对自己的信心。李芙蓉当模范、当镇长、当县委书记以至省委委员的时候，从来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的亲属办过私事。连她男人转成国家干部，也是县人事部门先提出来的。为此，李芙蓉落魄之后，亲属中间没有几个人为她惋惜。有的甚至发狠说：你也有今日！仿佛自己到了扬眉吐气的出头之日。这样的眼色看多了，李芙蓉自己也很内疚，觉得真是对不住人。最苦的是再没有了补偿的机会。远亲不说了，李芙蓉自己唯一的一个亲老弟，脚上生了痈，长年烂在床上。李芙蓉得势的时候，他想让她带两个外甥进县里工厂，她高低就是不肯。李芙蓉回李八碗之后，几个外甥都老实巴交在家里种菜，连镇办企业也没有进一个。两个大的都有了家室。最小的一个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想当兵，却没有说情的。这年冬天，老弟熬病熬到了头，死了，死前对李芙蓉说：“我不怪你，我们李家究竟八字不硬。”李芙蓉哭着，只没有声气。吴记者（小吴走了之后，李芙蓉口里念念叨叨的始终是“吴记者”，她心里认定了他就是记者）的出现，鼓起了李芙蓉的勇气。既然省里还有记者记得她，她也就不会一点没有面子。到这一年秋季征兵工作开始的日子，她起了个大早，赶到县城去，要为外甥活动一个当兵的指标。县城已经大为改观。先前的老城在河西。现在河东辟出了大片的开发区，实际是个场面铺得极大的基建工地，到处挖得坑坑洼洼，堆得高高低低。因为是拆资或贷款搞的开发，许多工程资金不能按期到位（有的永远也到不了位），刚建一点就停下来，死气沉沉地一片狼藉。县委、县政府的新楼倒是早早立起来了，在那一大片狼藉中显得很惹眼。李芙蓉下了长途汽车，一抬头就看见了兀立在风尘中的那两幢楼。新楼的工地还没有清场。看场的是先前县委的门房，也早退了休，让人雇了来看场。他居然认出了李芙蓉，很感慨了一番之后做贼似的悄悄告诉她，县委一帮领导今天都躲到老县委的空屋里去开会了，研究的就是征兵指标的分配。要找他们赶快些，已经快中午了，要散会了。县委大院大部分已经搬空，只单身宿舍楼的阳台上还晾着些零散的衣物。院子里空荡荡的，乱草很快就旺盛了，鸟雀在里面蹦跳。李芙蓉走到门廊跟前正踌躇着，忽然从已经破损的玻璃门里涌出一群人来，嘻嘻哈哈地喧哗着，很开心。抢眼看去像一群军人一样难以分辨，个个身上都统一过号令似的穿着西装，张张面孔都显得年轻，圆润，生气勃勃。他们一路谈笑风生，走过李芙蓉身边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对她在意。县委搬迁的这些日子，每天都少不了有捡破烂的老太婆来。看看人将走尽，李芙蓉急了，失声喊：“我是李芙蓉。”那些人起先没有注意，她又喊：“我找你们有事，我是李芙蓉！” 那些人中有一个大约是熟悉一些本地掌故的，回过头，看了看她，问：“你是李芙蓉？” “我是，我是李芙蓉。”李芙蓉赶紧回答。 “她是李芙蓉。”那个人终于确认后回头招呼前面的一群人，“先前当过我们县委书记。” 那群人一齐驻了足，回头上下打量起李芙蓉来，眼神都怪怪的，像是看一具突然出土的古俑。看过了，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便又都散去，各自去钻各自的汽车。清一色的小轿车，看不到一辆李芙蓉当年同几个县委领导共用的吉普车。为头的两辆闪闪发光，屁股上标着洋码字，其它的也都有个半新旧。车队“咝咝”响着（不像吉普车那样吓人地乱轰），很安静有序地迤逦驶出县委大院。李芙蓉一个人留在县委老办公楼的门廊前，浑身发瘫直想躺下去。那门廊高大宽阔，两根很粗的水泥柱子撑着一个三角形的拱顶。柱子上先前分别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拱顶三角形的块面上，先前画着蓝色的海浪，托着一轮红日和四射的金光。现在都只剩了些依稀的痕迹。长途汽车站在河东。李芙蓉不知怎样地捱到了朝阳桥上，实在移不动脚了，便伏在桥栏上歇。刚才因为慌慌张张地找人，过桥时没有留心，现在可以好好看一下这多年不见的桥了。这桥曾经紧紧地跟她的名字连在一起。秋深了。河水很枯瘦。春天的洪水把河面拓得很宽，桥的跨度因此就大，桥也就高。站在桥的中间向河面看下去，几只木船就像随水漂流的落叶，远远的，悬悬的，让人的脑壳一阵一阵发紧，眼睛一阵一阵发黑。李芙蓉想起很多年前向省革委主任请求建这座桥的情形，又想起当时许多人提议叫“芙蓉桥”、“怀恩桥”，她不同意。其实真的那样叫了，如今这些快快活活坐了小轿车过去过来的人又有哪个会记得什么。后来倒是有一种说法传得广泛：当初省革委主任所以给了李芙蓉一座桥，是因为李芙蓉给省革委主任做了一夜马。省革委主任向来胃口好，不分老少美丑。李芙蓉又有前科。事情说得有眉有眼不由人不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李芙蓉想起一辈一辈人传了无数年的老话。 “是老镇长么？” 身后一个人突然惊动了她，把她吓醒。李芙蓉眨了好久的眼睛，想不起对方是哪个。那个人却是牢牢记得她的。很多年前造屋，为了屋檐水的事打官司，这个人因为成分高，按李芙蓉的判决，他造的屋就只能比另一家矮一头，接受那一家的屋檐水。李芙蓉心下“格登”一响，早年的事一旦提起话头，她桩桩又都记得格外清楚。 “我对你不住……”李芙蓉呐呐说。 “我不怪你。那年头，也是没有法子的事。”那个人宽解地说。他后来把镇上的那幢屋卖了，到县城来做小生意，赚了钱，在县城造了新屋开店铺，把一家人都搬来了。他现在老了，是儿子在管店铺。他请李芙蓉到家里去。李芙蓉说，不了不了。他迟疑着不走。他觉得李芙蓉脸色很难看，担心李芙蓉会出什么事。李芙蓉很艰难地笑一笑说：“没有什么事的，什么事也没有，你放心。” 李芙蓉心里也确实在想，我为什么要寻短呢。吴记者还要来看我的。只要吴记者写了文章，就会有许多人记起我。我还可以做许多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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