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国有
种老女人，面对着年轻的女人，只要后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设法给她罪受：
让她干这干那，一刻也不能得闲，干完了又说她干得不好；从早唠叨到晚，说些尖
酸刻薄的话——捕风捉影，指桑骂槐。现在的年轻人去过这种生活，一天也熬不下
来。但是传统社会里的女人都得这么熬。直到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女人也变得
和过去的婆婆一样刁。张爱玲对这种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说写得很地道。但说句良
心话，我不喜欢。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写绝望，不能写让人心烦的事，理由
很简单：看了以后不烦也要烦，烦了更要烦，而心烦这件事，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
的苦难。也有些人烦到一定程度就不烦了——他也“熬成婆”了。
像这种人给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
我在一些描写航海生活的故事里看到过这类事，这个折磨人的家伙不是婆婆，而是
水手长。有个故事好像是马克·吐温写的：有这么个千刁万恶的水手长，整天督着
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杆。讲卫生虽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
免过分。有一天，水手们报告说，一切都洗干净了。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发
现所有的地方都一尘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说：好吧，让他们把船锚洗洗吧。整天
这样洗东西，水手们有多心烦，也就不必再说了，但也无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
就算想辞活不干，也得等到船靠码头。实际上，中国的旧式家庭，对女人来说也是
一条海船，而且永远也靠不了码头。你要是烦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这倒不是
乱讲的，旧式女人对自杀这件事，似乎比较熟练。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种
故事发生的场景，总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浪费着生命；这种故事也就带
点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本文的主旨，不是谈张爱玲，也不是谈航海小说，而是在谈小说里幽闭、压抑
的情调。家庭也好，海船也罢，对个人来说，是太小的囚笼，对人类来说，是太小
的噩梦。更大的噩梦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生存环境。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
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
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相
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这方面最好的
例子，是明清的笔记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愤怒；有绝
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我初次读张爱玲，是在美国，觉得她怪怪
的。回到中国看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这么股味。这时才想到：也许不是别
人怪，是我怪。
所谓幽闭类型的小说，有这么个特征：那就是把囚笼和噩梦当作一切来写。或
者当媳妇，被人烦；或者当婆婆，去烦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顾影自怜；总之，
是在不幸之中品来品去。这种想法我很难同意。我原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不承认
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梦；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举
例来说，对数学家来说，只要他能证明费尔马定理，就可以获得全球数学家的崇敬，
自己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快感，问题在于你证不出来。物理学家发明了常温核聚变的
方法，也可马上体验幸福的感觉，但你也发明不出来。由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要
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怀着这样的信念，我投身于文学事业。我总觉得一门心思写单位里那些烂事，
或者写些不愉快的人际冲突，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举例来说，可以写《爱丽丝漫
游奇境记》这样的作品，或者，像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那样的小说。文学事业
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当然，
这很可能是个馊主意。我自己就写了这样一批小说，其中既没有海船，也没有囚笼，
只有在它们之外的一些事情。遗憾的是，这些小说现在还在主编手里压着出不来，
他还用一种本体论的口吻说道：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到底写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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