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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堂课

... | 类别: 美国 | 内容: 美国留学 | 文型: 文章 | 评论: 投票

　　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哈佛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这个名号就意味着财富和名望，哈佛商学院是个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但是那里又是一个高度压抑和刺激的地方。美国人罗伯特·里德在《哈佛第一年》一书中，以局内人的身份描述了那个适者生存的环境，使人们看到攻读ＭＢＡ的学子们是怎样在学业和生活上挣扎的。　　　　明天就要开始正式上课，第一堂课是两个课时的伦理课。上课所用的案例— ——我们在哈佛商学院要用的总共大约８００个案例中的第一个———正躺在我的书桌上等我去阅读、分析和讨论。我看了一眼题目，叫“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和墨西哥”，内容并不太长，大约有１５页。实际上内容长短并不很重要，因为哈佛商学院教学案例的挑战性不在于阅读过程之中，而在于准备在课堂上就案例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课堂上每个案例是通过教授和全班同学对话的讨论形式来完成的。学生们必须在课前阅读和分析每个案例，在课堂讨论时说出自己对案例的分析和看法。课堂讨论的进程由教授掌握，使全班同学的想法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或者至少得出案例本身所能阐明的几个结论。　　我拿起案例材料开始阅读，内容引人入胜，我不知不觉就读完了。中心议题是ＡＴ＆Ｔ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一位经理要决定是否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电话答录机生产厂。该案例涉及的伦理问题包括：１．使一些美国人失去工作机会；２．剥削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３．在一个充满贿赂和腐败的环境中如何定义行为的适当性。我认为前两项不成问题，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建厂，给那儿的工人提供比当地平均水平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工作条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对第三点，即如何应付当地的腐败做法，我没有清楚的具体想法。　　我又将案例材料阅读两遍，并在旁边空白处及白纸上做了详细的笔记，花费大约半小时考虑所附的３个思考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该经理选择在墨西哥建厂，他应该就工资水平、工人福利、废料管理、童工问题、雇佣工人时性别上的要求，以及贿赂问题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这时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教授让我做开场发言怎么办？尽管可能性不大，精确地讲被叫的概率是１９２，但是我并没有冒险的心情。我早就听说过被叫起做开场发言是商学院生活中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事实。如果说毕业后能拿到高薪工作的前景是吸引数千名学生在商学院拼搏两年的胡萝卜，那么被教授叫起做开场发言的潜在威胁就是那根大棒。有人告诉我，大部分课是由任课教授叫起一名同学做开场发言而开始的，这位同学要做５至１０分钟的发言，总结案例中的几个要点，为理解案例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还要为解决案例所描述的问题提出行动方案。　　接下来他可能不得不对其他同学对他发言的指责进行反驳。他发言得分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同学的反应。我想到两种对付被教授叫起做开场发言的方法：一是每天都认真准备每个案例；二是偶尔认真准备一下，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教授不叫到自己。鉴于是第一堂课，所以我决定认真准备，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等我到达教室时，已有一群人正在围看一张贴在教室门边的座位安排表。我赶紧走上前去，仔细搜索表上我的名字。先从“爬虫阶”看起，还好，没有我的名字。再看“花园阶”，没有；中间那一排也没有。难道是在“天阶”吗？我急忙将目光转向“天阶”，可惜运气没有那么好，最后我在“警示线”上发现了我的名字，并且是左边第一个座位，紧临着“大西洋”。　　我看到教室的门边站着一个人，长相粗犷，留着长发，虬髯飘垂。当我从他身边走过正要进入教室时，他看到我并向我伸出手来。“早上好，罗伯。”他对我说。我微笑着向他问候，同他握了握手，然后就穿过教室走到我的座位上。等我坐下来才忽然意识到刚才问我早上好的那家伙就是我们的教授！还是在夏天时我曾经按学校要求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并附上我的一幅照片寄给了学校。调查问卷上的附言说该问卷将用来帮助教授们对我的背景有一个感性认识。这个教授居然在上第一堂课之前就能凭照片认出每一个同学，对此我甚感惊奇。　　我环顾四周，发现每个人的座位前都摆放着一个白色姓名卡，使整个教室看起来像联合国的一间大会议室。有几张面孔我已经熟悉，但是大部分人显得陌生。坐在我右边的是一个我未曾谋面的德国留学生，我的左边是过道。我对紧邻过道略感不快，因为泰勒和托兰斯曾经告诉过我坐在过道旁边的人要承担“跨洋” 传递字条的义务。　　有些人在互相聊天，但多数人显得很紧张。不少人的眼睛透出睡眠不足的样子，那些被指定坐在“爬虫阶”上的同学显得胆战心惊，我禁不住暗自庆幸自己能坐在“警示线”上，我发现汉斯（一名德国学生）坐在教室的那一边，夹在几个美国同学中间。又高又瘦的他显得鹤立鸡群。汉斯一直不停地用手调整自己的眼镜，显得很紧张。他带来了一大厚叠笔记用纸，足够几个人用好几个月的。　　８点３０分整，我们的教授迈进教室，教室里座无虚席，每个人都按时到达。教授站在教室前部的中央，扫视了一眼，全场鸦雀无声。突然他吼叫到：“让冒险历程开始吧！”有几名同学发出不自然的笑声，多数人仍沉默无声。“从今天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干，但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求在座的诸君为自己热烈鼓掌，因为你们大家都做出了十分出色的事情今天才能坐在这里，你们应该得到鼓掌欢迎！”这句话打破了大家的沉默，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没有人表示异议。这位教授名叫萨姆·卢伯克，他接着向我们介绍了他的背景、课程的有关情况，以及哈佛商学院的一些情况。他风度极佳，讲话极富感染力。然后他开始谈论我们的情况，时而引用一些同学们填写在调查问卷上的内容。“你们中有一名同学，”他说道，“在调查问卷上写了一句妙语，现在我愿意把它与在座的各位一同欣赏。”他开始引用原话：“我喜欢挑战、成长和激励。”他一边说着一边迈步登上台阶走向“警示线”。“谁推动我———”教授这时做了一个戏剧性的停顿，才接着说道：“使我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他停在一个坐在“警示线” 中间的同学面前，“克拉克先生，”教授问道：“你ＭＢＡ生涯中的第一堂课由你做开场发言算不算是一个足够的挑战？”可怜的克拉克同学几乎要昏过去了，此时大家哄堂大笑。卢伯克的讲话完美无缺，就像ＣＢＳ电视台大腕主持人大卫 ·莱特曼主持晚间电视节目一样，真是棒极了。　　克拉克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结果做出了一个很不错的对案例的分析发言。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墨西哥建厂是正确的，条件是ＡＴ＆Ｔ公司要确保那些墨西哥工人的工作条件要和该公司在美国的工厂中的情况差不多。卢伯克对他的模范发言表示感谢，然后问大家有什么要补充。至少有７名同学举起手，争先恐后地要求发言。　　泰勒和托兰斯曾告诉过我，一旦开场发言结束，当那个做开场发言的同学在角落里颤抖的时候，其他同学争夺发言机会的战斗就开始了。不管发言内容是多么中肯贴切或者是纯粹的迂腐空话，只要发言就能得到课堂参与分。尽管教授一再言明课堂参与分不是根据发言次数而定，每个人仍然是极力争取尽可能多的课堂发言机会，以使自己能在同伴中脱颖而出。　　同学们争夺课堂发言机会的表现因人而异。有的人发言时审时度势，制定了一套什么时候发言、怎样发言以及发言频率的策略；有的人在发言时首先肯定其他同学的正确见解，然后指出不足，提出自己的意见；有的人采取“鲨鱼战术” ，如果有一名同学的发言不甚妥当或显得可笑，他就唇枪舌剑，将对方批驳得体无完肤，用打击别人的方法来为自己得分。最终，每名同学的名誉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堂讨论时的表现。问题的关键是课堂参与情况在每门功课的最后得分中占多达５０％的比例。　　现在，第一次课堂讨论正在进行。我记得泰勒曾告诉我说一定要在伦理学的第一堂课上保证至少有一次发言。一是这样可以使你养成一个在课堂发言的习惯，伦理课不计分，可以避免因过于紧张而怯场；二是第一堂课很多人害怕面对大家发言，所以更容易得到发言机会。但是Ｉ班的同学几乎没有人害怕发言，个个争先恐后。正在发言的同学话音刚落，就有几十只手伸向空中。有许多同学甚至在其他同学正在发言时也一直举着手。尽管这种做法有点粗鲁，但据说早已屡见不鲜。　　卢伯克对几个关键问题讨论的进展把握得游刃有余。这个案例产生意见不一致的原因相对较少。在墨西哥建厂实际上对美国人的工作并不构成威胁，它能给所在国带来好处也是不言而明的。唯一产生争执之处是当地的腐败问题。一个拉美学生说在当地腐败盛行，如果说ＡＴ＆Ｔ公司想在那儿建厂就不得不入乡随俗。另一名同学援引《国外腐败行为法案》说，如果ＡＴ＆Ｔ公司在当地有任何失检行为，它将在美国陷入麻烦。这个问题把同学们分成两个阵营：实用主义者认为小规模的行贿是可以接受的，只要通过它能实现建厂的目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任何行贿行为都是不可忍受的。还有几个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支持理想主义者，认为一旦有向当地官员行贿的行为，那么将来就面临更多被敲诈的可能。　　课堂讨论一直持续了将近４个小时，每个人都发过言，我本人持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态度，做了几次不太重要的发言。最后卢伯克教授通过告诉我们实际发生的事情结束了当天的案例分析。ＡＴ＆Ｔ公司在墨西哥建了一个厂，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该工厂的生产力水平很快就超出了预期的目标。在工厂开工兴建之前，ＡＴ＆Ｔ公司向所有相关的当地官员表明了该工厂绝对不会行贿的立场。这一原则得到坚持，腐败问题从来也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卢伯克最后说我们大家做得很好，我们用鼓掌的方式结束了第一堂伦理课，并且大家对第一个做开场发言的同学也表示了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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